张祥龙:什么是现象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0 次 更新时间:2018-11-28 22: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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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 (进入专栏)  
“对于我来讲,没有一件东西比我的心灵更容易认识了。”[14]而现象学发现的自身意识则是非反思的,与它所意识的东西共同存在着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进入显意识层面。它对自身的认识靠的不是反思,而是与之共在、与之偕行。因此,它是随做而识的热思,不是做后才识的冷思。用以上反复阐发的“晕”术语来讲,它是凭借人的意识晕、直观场而有的当场自身意识,就运作在晕或场之中。但它毕竟是一种凭借晕与晕的交融而可超出在场内容的、有自由度的意识,并在这个意义上是“二阶的”[15],以至于事后的相关回忆也可源自于它。

   这两种意识能力,即本质直观和自身意识的能力,都源自意识活动的自发–自由构成性或盈余性,因此无论是直观还是意识到这直观,都不限于个别性或当下活动及产物,而有潜在的普遍性维度,于是也就都可以为哲学思考所用。这种普遍性既不来自现成的先天形式如康德所讲的十二个范畴,也不是从众特殊样品中抽象出的干瘪共同点,比如从苹果甲、苹果乙、苹果丙等那里抽象出“苹果”,而是活在个别性生命之中的可能化普遍性,比如就在体验某一只或几只苹果――包括使此体验可能的铺垫和它产生的盈余――时直观到“苹果”的特性,同时随附地体验到“直观到苹果”的当下状态和可能状态。这是一个有重大后果的发现,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哲学家们几乎都倾向于从这种带着生发体温的经验而非反思化的冷思那里,来开展他们的探索。总之,现象学是一种可以进行热思的哲学方法,与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冷思传统有深刻的不同。


三.对现象学视野的终极辩护


   以上的阐述中已经包含了对现象学视野或现象学观察方法的理性辩护,但最终的辩护在胡塞尔看来在于对人的内时间意识的揭示。听到声音这种时间现象似乎比看到讲台的空间现象更清楚、更直观地表明现象学的晕构成感知观的正确,或许正说明了时间意识是更深层的。

   当然,对于胡塞尔来说,最根本的时间不是可用钟表测量的物理时间,也不是完全主观的心理时间,而是被我们直接体验到、有其客观性构成并可顺势推衍的现象学时间或内时间。对于感知时间对象如声音的感知过程的观察乃至对静坐反观内在时间流逝这种体验的分析都表明,时间的最基本单元不是点状的,而是晕状的,即无论多么小的时间单元,也必包含对在物理时间意义上刚过去的声音的保持或滞留,以及对将要到来的声音的预持或前摄。胡塞尔称这种对原印象的滞留和前摄所交融成的晕圈为“时间晕”(Zeithof)[16]。称其为“晕”(Hof; halo, fringe),是指这里的滞留不是对刚过去的声音印象的回忆,就像布伦塔诺认为的,而是完全自发的在场保持。这里有某种变更(比如印象的减弱),但没有断开和再续,而是一气呵成的新鲜保存。换言之,滞留不是对某个过去存在者的再现,而就是被滞留者的自发变样或自由变更;前摄也是如此,不是对还未到来者的期待,而是间不容发的自发抛投。因此它们以及它们的交融是最原本的发生,是“无自我”(Ichlose)的意识流动,不受任何主体和客体的控制,因此也就超出了因主客分离才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置疑这内时间意识是主观还是客观,是主动还是被动这类问题。也正因为滞留与前摄的原发晕性,它们不可能止于一次性或单维度的行为,而势必是对滞留的滞留和对前摄的前摄,具有胡塞尔说的“横的”和“纵的”双维意向构成,[17]由此而自发地构成一条唯一的时间意识流。“这个河流的自身显现并不需要第二条河流,相反,它是作为现象而在自身中构造起自身的。”[18]

   人类意识的本性就是此内时间意识流。在形成这个思想时,胡塞尔受到过威廉·詹姆士的“意识流”思想的影响,但胡塞尔通过还原和发现时晕结构的纯原发特点、意向性或向意性特点,摆脱了心理学的主观倾向,最终认识了这条绝对意识之时流[19]。不仅人的意识本性是此时间流,而且我们作为客体感知到、意识到的世界万物的本性也是此时流,因为如此原本自发的构造已经突破了主客的分立,人类与非人类的分立。[20]我们的每次意识活动都在参与此时流的构成,但这条时间之流的主体却不在我们的日常显意识之中,而是“不舍昼夜”地、与生俱来地奔流,既不断地被再构造,又以“匿名的”、“前对象的”方式为我们所有意识活动及其对象的构造提供可能和连续性。如果做一个不完全对称的比较,那么这条时间流可相比于佛教唯识宗所讲的阿赖耶识。[21]它们都是最原本的意识构造的发生源和保存地,为一切具体的意识活动和对象提供、摄藏、持藏着潜在的感觉材料、意识种子和任何变现的可能。胡塞尔称这种变现可能为“权能性”、“视域”、“身体的动感系统”、“被动综合”、“潜能性”、“习性”等[22]。

   因为这条原意识的时间流的存在,我们的全部意识活动就被赋予了“流”而不是“串”的特点。既然是流,那么在任何一“点”上就都具有牵后冲前或滞留―前摄的动势,蕴含着根本的多维可能性,并由此而与其它的“点”有内在的相关性。如詹姆士所讲的:“思想流一定要被认为大部分是趋势之觉所构成。……休谟和贝克莱的可笑的主张,以为我们除了性质完全确定的意象以外,不能有任何意象。……关于这意象来处的余觉(dyingecho),关于它的去处的初感(dawning sense),都与这个自由的水〔自由的意识流〕连带着。这个意象的意义和价值整个都在这环绕护卫它的圆光〔halo〕或淡影〔penumbra〕里头――或许应该说,那光影与这意象融合为一而变成它的精髓。”[23]正是由于我们的意识本底是充满趋势的思想流,所以我们可以具有富于意义的“空的意识”,比如当我们回忆一个忘了的姓或词时,我们意识中就有一个无对象的、还不能被充实的“缺口”,但这是一个有带有原意识和趋势的缺口,所以对别人所提醒的或我们自己努力回忆出的姓或词,我们立刻就知道它们是对还是不对,“这缺口里好像有个姓的魂魄,指挥我们朝某方向去。”[24]

   胡塞尔通过他对时间晕和时间流结构和哲理的阐发,将詹姆士这类生动精微的意识流描述转化成了对终极发生和保存机制的揭示,也为他后期的发生现象学奠定了动态基础。由此,我们前面对现象学感知观的说明也就得到了一种根本的辩护。“流”使每一次意向行为如感知直观都是有盈余的,都从本质上要比实显面要多,因而所感知到的意向对象就必包含这“趋势之觉”造就的可能性而非仅仅现实性,它们就一定是立体的、可意会的和活生生的事物而非只是序列化的感觉印象和材料。就此而言,芝诺反驳运动可能性的前提,即运动可以被分割为线段上的无穷多的不动点,是不对的。如果通过趋势之觉来知觉运动,那么飞矢在哪怕一瞬间也是动着的,或在动势之中的,而阿基里斯也肯定能够追得上乌龟,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理性的分析里。

   实际上,由于所有意识都浸泡在内时间流中,所谓感觉材料也不会都是当场从外部接受的,而势必以潜在的、非实项的方式被这流预先综合和编排(即原综合、被动综合、原联想),形成或积淀为权能场、身体动感、习性,以使得它们可以在对个别物的感知或一般物的直观时被触发。没有这种“自由之水”及其造就、“熏习”成的“余觉”和“初感”,当下的感知统握或立义是不可能的。就像传统的电影放映,如果没有胶片(感觉材料)的某种事先编排和放映速度(动感)的调弄(熏习),当场启动放映机(触发)和打出强光(统握)是不会在意识屏幕上投射出生动真实的图象的。这条如此原发的时间意识流也不会只限于个体的生命和意识。不然的话,对主体间性和世代性的现象学阐发也就无法得到根本辩护,也不符合意识晕构成的本性。


四.现象学的开展(一)


   既然现象学的根基是时间意识这自由之水,而不是任何实显的、确定化的和现成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它在创始人之后的进展既会保持忠实于现象的哲理特点,又可具有极大的自由变更性和拓扑可塑性。事实正是如此。

   让我们以海德格尔对人们知觉讲台的经验的观察为例,来感受现象学的进一步开展。如以上所言,胡塞尔认为你不可能只看到对你单显的映射面或侧显面,而必同时看到此讲台的可能形态或立体的形态,也就是所谓意向对象或意向相关项。虽然他认为内时间之流是意识的根本,但谈到具体的知觉经验时,他将对空间对象如讲台的知觉与对时间对象如旋律的知觉分开。而海德格尔则将两者直接结合,所以他描述的对讲台的知觉中还有历史的或时机情境化的及实际生活的维度。

   海德格尔说他走进教室时,首先看到的,既不是“一些直角相切的棕色平面”,也不只是“一个用小木箱组装起来的大箱子”,而是“我要在上面讲话的讲台”。[25]这三个层次,即讲台对我的实显面、立体物和具有历史–生活–用具意蕴的被体验者,依次是经验主义、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各自认为的被感知物。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眼所看到的,已经不止是一个三维客体,因为既然现象学视野中的直观看到的首先是可能性而非现成性,或起码是两者的相交状态,那么有什么理由断定对讲台的感知中只有物理空间的对象是感知到的可能性,而生存时间的、用具的、生活情境的意义就不是?胡塞尔后期主张生活世界是一切科学的意义基础,这岂不正说明在感知中也必有生活和历史的因子?因此我们首先感知的已经是“讲台”这种包含了生活情境、使用机缘和历史赋意的东西。当然,这马上就面对相对主义的责难。海德格尔自己就提出了“塞内加尔黑人”如果出现于现场,他将如何感知这个讲台的问题。他肯定不会将这个物体感知为讲台,而是感知为他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比如巫师作法的用具,或者干脆是他“不知拿它怎么办”的东西,但肯定是有某种意义(困惑、文化陌生感、他者感也是一种意义)的东西。“意蕴(dasBedeutsame)乃是原初的东西,是直接给予我的。”[26]

这里的关键是看到这意蕴或意义首先是非课题化、非观念化、使用化和融入历史潜在构造流域的东西,不是或不完全是观念和概念框架所赋予和构造者。“讲台”是在我的用具使用的动态情境中以边缘的方式进入感知的,正如我走进教室时以不经意推开一张挡道椅子的方式感知到这张椅子,在抡起来使用一把锤子时以忘掉锤子的对象化存在的方式感知其锤性一样。这张椅子、这把锤子与那张椅子和那把锤子可能很不同,其差异不比我们和塞内加尔黑人的区别小,但就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以情境化的、动态的、运用的而非正面凝视的方式来与之打交道而言,它们对我的意义是可以融通的(不同的椅子们融通为椅子,不同的锤子们融通为锤子),具有自身的关系网络的。我不会以不经意的方式去推开一堵挡了我道的墙,也不会将凿子当锤子用。因此,虽然我们感知讲台与(二十世纪早期的)塞内加尔黑人感知它的方式不同,但就其都投入感知情境中而“不计较”它们的实显区别,因而都有自身发生的“自足性”和“意蕴状态”(Bedeutsamkeit)而言,[27]这些不同不足以使它们在“实际生活经验”的层面上不可沟通,它们都可以被当作有意蕴的“某物”来把握。同理,生活形态和文化情境的多样性也不会使非相对主义的真理不可能,因为“真理”在海德格尔那里意味着对隐藏着的、“能存在”的生存状态――胡塞尔称之为“权能性”、“潜能性”等――的时机化揭示(alethei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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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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