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邵荃麟和胡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7 次 更新时间:2018-11-28 00: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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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  

   平心而论,正由于此,在这场思想斗争主流的背后,难免会交织和夹杂着历史上的人事纠纷、个人恩怨和文人间的龃龉等渊源;特别是到后来“胡风派”被钦定为“反革命集团”,这种政治地位的转化,更造成一种“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当然,这里边除了义愤、私怨、自保、应景、跟风或被迫等心理因素作用,也不免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之辈。作为“胡风骨干分子”的绿原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在1989年回忆这段往事时,他这样写道:“更可怕的是,解放以前双方在平等地位上进行过的学术争辩,解放以后由于彼此地位发生转化,可能随之一变而成政治立场的分歧。过去可以平等对垒的论敌,一变而成代表党的领导的文艺界负责人,或者直接主宰你的政治命运的上级,”然而写到这里,他又特别感慨地强调:“除了邵荃麟之于胡风,似乎很少人不受成见的干扰。”[25]

   1984年胡风夫人梅志(1914─2004)也有感於此而写过一篇题为《四树斋》[26]的散文(点击:http://www.azcolabs.com/jnhy_meizhi.html)。

   梅志回忆道,1953年胡风在地安门内太平街买了一个小院,8月初举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后,又在院内种了四棵树。该年胡风在院内写完第一篇文章后,便署上某月完于“四树斋”这三个字。

  

   当他亲自拿去送给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老友荃麟看时,荃麟很热心,先看了题目,还浏览了几页,然后就翻后面。一看到这最后一行的时候,他惊呼了起来:“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这一问使得胡风也吓了一跳:“没有呀!这四树就是四棵树嘛!”胡风详细地向荃麟说明了四树的来由。荃麟笑呵呵地接受了他的解释,但“鲠直”的胡风却一时还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会联想到他“四面树敌”上面去呢?

(照片为胡风和梅志,1933年12月)

   自解放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胡风在文艺界的地位一直处于劣势和下风。1953年初报刊对胡风已开始有了不容答辩的批判,父亲感到他的处境不妙,点醒他以往“四面树敌”、“易于招怨”的毛病,这对“当局者迷”的胡风而言是一种善意而机智的保护,而胡风为避嫌疑也从此就放弃了这个斋名。梅志感谢老朋友邵荃麟的指点,“四面树敌”这个罪名没有留下。作为对比,胡风四十年代住重庆抗敌文协时,为不闻文坛闲话而用过“若不闻斋”的斋名,到了1955年反胡风时,也被诗人何其芳质问:是不是若不闻毛主席的“文艺的工农兵新方向”?!以至胡风诅丧地说,“这使我回答都无法回答他。” [27]

   父亲自己显然无法左右这场运动的发展,但他还是对作协搞胡风专案的人员讲过“可划可不划的,尽量别划;可抓可不抓的,尽量别抓。”的话。这些做法表明父亲对反胡风的政治斗争是有保留的,在思想和人事问题的处理上头脑也是清醒的。

   纵观我国早期的左翼文坛,内部思想斗争一向是剧烈的,各派都直抒己见,没有顾忌。这其实是件大好事,正是这样自由表达的环境造就了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尽管他们后来的方向大不相同。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感慨文坛中宗派主义和集权主义对“统一战线”的危害。在卅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胡风曾被人指为“内奸”,而四十年代胡风等人对文坛发起“整肃”时也有暗示别人为“特务”;采取了学术论争以外的手段来排斥对方,结果只能是内部混战一团,彼此积怨甚多。1936年父亲参与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曾感叹由于“ 统一战线”的内斗:“结果在历史上遗留下许多悲剧,甚至还阻碍了历史的进展。”他看出“中国文人向来有这种脾气,看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文章,便认为没有价值,阻止它有发表机会,而不肯去虚心检查究竟错误属于哪方。甚至固执成见,不肯接受批评。”“在中国文学界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许多这样的事情,因为宗派主义的观念是中国文人脑子中一种很深的传统观念。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与个人主义的意识必然会使统一战线内产生许多麻烦的纠纷。”[28]父亲在这篇文章中极力抨击了宗派主义和过分的集权主义的作风,而他自己一生又是何等地珍惜并努力实践着革命文学上的“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的战略啊!

(照片为荃麟和葛琴,1950年代末)

   1955年5月中在毛泽东加了按语的“胡风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逮捕和处理与胡风案有牵连的人员。在浙江金华、桂林和重庆与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彭燕郊也被定为“胡风分子”。按照“按语”的精神,这些人好像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军官、托派,彭燕郊自然也受到了严格的专案审查,不过多年后他写道[29]:

   从专案组人员口里零星透露出来的信息,我得知在许多属于我的关键性问题,都是由于得到荃麟的证明而排除的。既然上头认为“可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军官、托派,下边当然也就“可以抓”,上头的“可以说”是“大胆假设”,下边的“可以抓”是大胆抓起来再“小心求证”。没有事实依据,就只好发挥想象力,我于是被想象成为极无耻、恶毒、狡猾的特务,而是否在荃麟和他周围作恶成为他们认为的重点:为什么我到金华后不久金衢特委机关就遭破坏?改进出版社的卢茅居被捕并遭枪杀,永安“工合”办事处的张汝砺被捕是否都是由于我的告密?文化供应社改组荃麟被迫离职和我有无关系?如此等等,简直把我想象成老奸巨猾的职业特务。荃麟当然不会参加这种以别人的身家性命为儿戏的恶作剧。也不是出于对我的同情或怜悯,只是作为一个纯洁的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表现出尊重客观事实的做人原则而已。

   彭燕郊后来没有被关起来,但仍“被戴上‘胡风分子’帽子,入了‘另册’,在街道工厂劳动,和文艺界断绝了所有关系”。

   一场本来是学术思想的争论却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刑事案告终,而且胡风等人是在“御批”关押了10年之后,才被人想起来要形式地走走法律程序而判刑的。这类事件后来不断重演,许多人都因“可恶罪”或“莫须有”而成了封建专制文化的牺牲品。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因“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反‘题材决定’”论等思想获罪,被下狱迫害至死。这其中的教训是值得后人记取的。

   其一,人都有思想,不同思想可以而且应当要交锋和斗争。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这对社会进步只有好处。但是,在思想斗争中,决不能简单地依据某个先验的、至高无上的“权威”,通过强权来评判是非,也不能以权势、金钱或个人好恶等功利主义作为衡量的准则,更不能任意地以“人民的敌人”为名,实行“强制劳动”、“入狱羁押”和“肉体消灭”的办法来“改造”或消除思想。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要给予相当的时间和空间来最终判断孰是孰非。民主社会的前提与特征是尊重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和批评自由。其二,在具体作法上,要严格地区分思想与政治,区分言论与行动,区分文学作品与文艺观点,不能混为一谈,而且要重证据、重事实。若在这一类问题上想走“捷径”,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甚至不惜造假诬陷,没有不付出代价,也难免日后不“东窗事发”而为人唾弃、受到惩罚的。我们小心地记取这一类规则,如同遵守交通规则一样,才能使社会保持和谐而又富于进取的生命力。

   近来有一个常为人思考的“世纪之问”,就是“为什么建国以来我国少有或没有真正的大师出现?”我想,这正是毛泽东反胡风时设定“舆论一律”的苦果,从此国内学术风气一落千丈,后患无穷。

   1941年父亲曾这样谈到对于文化建设和学术自由的意见[30]:

   (三)对于学术思想的研究,我们以为必须尊重自由的原则,……因为学术思想主张的互异,乃是社会生活未一致以前的必然反映,学术的论辩是根据于社会客观条件的必然要求,而真理的探求,亦唯有循自由观察与研究之途,始能愈辩愈明,所以孔子说:“道并行而不悖”;而且学术的自由研究正是趋向于统一思想的途径,即是说探求最高真理之途径,所以学术思想之自由与民族的统一团结,不仅不相悖反,而且是相成相因。如上所述,所以我们以为第一,学术之争必须与政治之争分开,而保持其独立的尊严。第二,我们同意李长之先生的意思,即“思想之争要以思想为工具,即将自己之思想,公开陈诉于社会,而不能施用思想以外的工具”。第三,我们以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应以抗战建国的利益为前提,凡违反抗战建国的学术思想,自应不在自由之列。第四,政府当局应提倡讲学的风气,并保障讲学的自由。

   ……

   (五)在学术的论争上,对己必须具有严谨坚决的立场,对人则采取宽大诚恳的态度。是非之争,不要丝毫混淆,但无意识的谩骂或无谓的人身攻击,则必须戒避;而采取学术论争以外的手段来排斥对方,尤所不许。对于对方的理论观点,必须明白了解,勿故意曲解,对自己的错误,必须勇敢接受,勿逞强辩,然后始能发扬学术论辩之真正精神。

   这些话即使在今天读来,对我们也还是有启示的。

   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毛泽东把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的同时,他自己却成为了一个极端的“主观论者”。舒芜、胡风等人所为不过是“书生空议论”,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但是毛却将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从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没有一件事不是办得随心所欲、头脑发热。实践证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泛滥,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而且,恰恰是在毛泽东的引领推动之下,这种罔顾客观条件、违反事物发展规律、一味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修正主义哲学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持续风行几十年之久,遗害无数。(点击参见:小鹰:《大尺度的思考》,http://www.azcolabs.com/bd_largescale.html)

“胡风冤案”从1955年开始,到1988年才最后彻底平反,并推翻了所有强加于他们的不实之词,时间长达33年。据1980年中央的《复查报告》称:胡风一案共触及了2100人,其中逮捕92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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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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