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

——2017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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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在开始阶段,对周作人的关注是策略性的,出于方法论的考虑,是服从鲁迅研究的需要;但真正进入研究,就突然发现了“既和鲁迅相通,又是那样不同的启蒙思想、知识结构、言说方式”,这是一个的独立的周作人世界,也可以说,是另一个“启蒙传统”,即我在论文里概括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文学传统”,与鲁迅的最终走向左翼的传统相互补充、冲突、制约,形成一个张力结构。将鲁迅置于这样的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结构里,与周作人相对照,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鲁迅的独特性的认识。我后来在北大专门开设了“话说周氏兄弟”的课程,并整理成书。最后在“有意味的参照”里,讲了三层意思。其一是强调周氏兄弟思想上的一致性:他们最关心的是“立人”,是“个体精神自由”。但他们又各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领域,有极大的思想互补性;其二,面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他们在价值取向、人格自塑、人士和文学道路上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范式;其三,和屠格涅夫分析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一样,周氏兄弟这两个典型,也“体现了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赖以旋转的两极,构成了一个文化、精神、人格的共生体”。我至今仍认为,这个“周氏兄弟生命共生体”的概念,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学术生长点,可惜我自己未能展开。但我已经从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经验。我说过,我这一辈子从事现代文学、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的最大成功,就是一开始就找到了鲁迅,同时又找到了周作人这两个旗鼓相当的领军人物。抓住他们,就把整个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精神史拎起来了;并且,以我的方式进入他们的世界以后,通过对他们的阐释,我自己的思想、情感,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学术研究就应该这样研究大家、大师,并且最好是同时关注有鲜明的可对比性,又相互补充的两位或两位以上的历史大人物,这就能够把握与展现最亮丽、又具有足够丰富性的时代风景,自己的研究也因此而熠熠生辉。

   (三)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鲁迅,集中了20世纪中国和东方经验的“东亚鲁迅”

   但如果仔细读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心灵的探寻》,仍然可以发现,我尽管提出了“个人的鲁迅,民族的鲁迅,世界、人类的鲁迅的统一”的命题,但在书里真正展开的,却只是“个人的鲁迅”。应该说,“民族的鲁迅”是有意淡化的;而“世界、人类的鲁迅”却只停留在理论上的强调(20世纪80年代我和黄子平、陈平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就将其定义为“走向世界的文学”),但并没有落实为具体的研究。真正进入我的研究视野,并有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的写作。我多次谈到,它的一个大背景,是在苏联和东欧的瓦解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危机,使我关注到“共产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而海涅与马克思,鲁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关系,就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但我并没有做直接的处理,而是经过几番转化,变成了一个世界文学史、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个文学典型“东移”的问题,通过对鲁迅内在精神气质和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的复杂关系的细致分析,以及鲁迅与在“东移”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德国的海涅、俄国的屠格涅夫的关系的具体考察,“把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时空里的几位世界级艺术大师,从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德国的海涅、俄国的屠格涅夫,到中国的鲁迅,以及他们周围的一大群作家、知识分子连接在一起,从而反映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世界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某一个侧面”。

   应该说《丰富的痛苦》一书,在我的鲁迅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它使我从鲁迅个人的主体精神特征(即我所说的“心灵辩证法”)的关注,扩展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的研究,不仅第一次触及鲁迅及其同类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且表现了对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发展,人类共同的精神现象的特殊关注,从而获得了某种“形而上”哲学意味。

   在20世纪90年代,我和日本、韩国的学者有了较多的接触,并有机会在韩国任教一年,这更扩大了我的研究视野,对鲁迅与东亚知识分子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有了“东亚鲁迅”的概念的提出。这一概念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强调鲁迅思想与20世纪东亚思想的关系中的“平行性”,即面对共同或相似的问题,不约而同地提出某种具有内通性的思想,产生具有可比性的文学;二是强调其“相互影响性”,特别是有些东亚国家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或者不同程度上受到鲁迅影响,但又以自己的独立创造发展、丰富了鲁迅思想,或者是鲁迅的研究者,面对自己时代与民族的问题,阐释鲁迅,又接着鲁迅往下说,也同样丰富与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因此,所谓“东亚鲁迅”指的就是“鲁迅和同时代的东方,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方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鲁迅思想与文学视为“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代表,并强调其引领作用,这无疑是对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提升,也可以看作是前文提到的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东方风格”的一个呼应,而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东方经验”的提出,则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这就是我在文章里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界把目光集中于中国古代传统经验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验,而恰恰忽略了20世纪中国和东方经验,在我和我的朋友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缺陷,而且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有大声疾呼的必要。(参看《“鲁迅”的“现在价值”——在“中韩鲁迅研究对话”会上的讲话》,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鲁迅与同时代的西方作家、思想家的关系,我最关注的,是鲁迅与卡夫卡文学和精神的相通。在我看来,鲁迅与卡夫卡是“最有资格代表20世纪时代”的两位世界级的大家。“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又同是‘被排斥在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们与时代既‘在’又‘不在’(不被承认也不愿纳入)的关系,反而成就了他们,使他们对20世纪世界图景做出了独特的、超前的、预言式的解读。”尽管有这样的认识,但我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未能展开来研究,只对写于1926年的鲁迅的《五猖会》《父亲的病》,和写于1919年的卡夫卡的《致父亲》做了对读,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鲁迅的写作和卡夫卡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走出以父权为基础的‘奴隶时代’的悲壮的突围和逃亡”;“卡夫卡说,父亲的绝对统治,使‘我成了一个奇想迭出、多半寒气逼人的孩子’。我们在鲁迅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精神气质,而正是这样的精神气质决定了他们的文学风格。我们可以说,鲁迅与卡夫卡的文学,是一种‘奇想迭出、寒气逼人’的文学,从而构成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奇观”。(参看《作为人之子与人之父的鲁迅》,收《鲁迅九讲》)。

   (四)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鲁迅左翼”的传统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后果逐渐显现:出现了两极分化,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民族精神与道德的滑坡。这样的后果,是我们这些积极参与和推动20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所完全没有料到的;但就是这样的“出乎意外”引起了我的反省与反思。我追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早地发现与关注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为什么对两极分化,在很长的时间里,自己竟然视而不见?于是,就开始对自己20世纪80年代的思考,研究,也进行了反省和反思。我发现,这一时期的著作都注重在对知识分子自身命运的思考,这当然有它的历史必要和意义,但“普通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却在自己的关怀范围之外”,这就有了问题。由此而注意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越来贵族化,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自恋、自怜、自娱之中,而忽略了身外广大的世界。由此又想起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对有些知识分子的批评:他们只是“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引发了我对自己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研究的反省和反思。这里不妨讲一个小插曲:我到上海去参加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他对当下的鲁迅研究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引述了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里的一段话:“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鲁迅还说:“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文学上也是如此,倘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啊,穷啊,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啊,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那就不成。不过你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些,月界、天边,可又没有问题”。鲁迅的这段话对于我如同当头棒喝,我立刻就想起前面引述过的我对《心灵的探寻》一书的设计:我不正是要谈“极近”的“个人的鲁迅”,“极远”的“人类的鲁迅”,而恰恰不谈和少谈“社会的鲁迅”吗?而鲁迅自己最为看重的是“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他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中国社会的“压迫与被压迫”;鲁迅早就说过,他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离开了鲁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批判,也就根本失去了鲁迅。应该说,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突显“个人的鲁迅”“人类的鲁迅”,也是对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呼应,自有不可忽视与否定的价值。但就像前文所说,在“照亮”了鲁迅的个人性与人类性的同时,却“遮蔽”了鲁迅的社会性,这又是必须正视的。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时代提出的问题已经是“如何面对新的压迫”的出现。这样鲁迅的社会批判性的方面,就又得到了突显,或者说被新的时代问题和精神所照亮了。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时代问题,重读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杂文,就发现了一个我既熟悉(这些杂文我早就读过)又陌生(一度被遮蔽而陌生)的鲁迅。我注意到,鲁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有了新的方向。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指向国民党统治的“党国”体制,他尖锐地指出,只要看看“有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就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了。他要揭示的正是“党国”听命于“友邦”即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半殖民性”。鲁迅更把批判锋芒指向“现代都市文明”。他在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都市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压迫和奴役,并产生了新的社会典型。在他的笔下,出现了“资本家的乏走狗”“西崽”和“洋场恶少”。他并且向知识分子提出警示:在充当传统的“官的帮忙和帮闲”的同时,在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还可能落入“商的帮忙帮闲”和“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最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也发现了“革命工头”和“奴隶总管”,他预见了革命发生异化的危险。鲁迅毫不掩饰自己的阶级立场,宣布他和他所参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做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以上分析见写于2001年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的选择》)。就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时代问题的映照下,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就被重新照亮了。

到2009年,在中国台湾讲学时,我又提出了“鲁迅左翼”的概念。这个问题,是王得后先生首先提出的,即是要把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传统区分为两条脉络,一个是“党的左翼”,一个是“鲁迅左翼”。这两者之间显然有着深刻的认同,鲁迅一直把左联的共产党人视为“战友”,绝非偶然:他们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但不可忽略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与分歧。这涉及鲁迅对政党政治的看法、态度和关系。在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许广平曾有意加入国民党;鲁迅对她说,一个政党要靠组织力量来实现它的理想,所以要强调纪律性,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党的决议,把党的利益和意志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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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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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7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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