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雷:人口分化:理解转型期农民分化的一个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2018-11-25 2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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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雷  

  

   摘要: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的经济结构。由此,这也使得农村中发育形成了一个以“半工半耕”农户为主体的、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农村中间阶层。这一规模庞大的中间阶层将趋向何种阶级状态,应如何理解其分化路径及阶级属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的基本制度约束下,农村中间阶层农户的家庭收入变动,更与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及配置方式相关,即人口分化构成为这一阶层分化的基本机制。这也是黄宗智先生所指称的当前我国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的“悖论社会形态”的基本生成机制。农民家庭的人口分化模式,意味着我国农民的分化路径既非沿着欧美发达社会中产化的职业分层模式演变,也非沿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下农民的无产化模式演进。由此,所形成的去无产化的农村社会,也构成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

  

一、问题意识与文献回顾


   1980年代以来,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到城市中从事务工经商活动,均质化的小农日益分化出了处于不同经济社会状况的群体。

   国内的学者多采用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以职业、声望和权力等考察我国农村的阶层结构及分化问题。如陆学艺等人根据职业差异,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8个阶层(陆学艺、张厚义,1990)。陆学艺先生等人提出的这一阶层分析方法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其后的研究者又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对这一分析方法不断修正(万能、原新,2009)。毛丹、任强(2003)以经济、权力、关系等社会资源作为分层标准,将农民分为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代理人阶层)、中层(普通村民)和下层(弱势群体)四个阶层。林坚、马彦丽(2006)结合不同职业的收入和声望状况,将农村社会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下层四个阶层。卢福营(2006)根据权力资源占有的多少,将农民划分为管理者、非管理精英、普通村民三个阶层。另一些学者根据农民的职业状况及其与土地的关系,将当前农村划分为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村庄贫弱阶层等若干阶层,并具体探讨了农村阶层分化的原因和后果(陈柏峰,2009;贺雪峰,2011;侯麟科,2010)。

   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形式上把握中国农村阶层结构的类型、特征及总体状况,但是,在这一分析范式下,研究者们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具体路径和机制问题关注较少,进而难以把握农村阶层分化的内在逻辑(杨华,2013)。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提出重返马克思阶级分析的理论主张,以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为基础分析农民的阶层地位及其变化机制(冯仕政,2008;仇立平,2006)。如在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中,他们根据马克思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阶级理论,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视为正在形成的产业工人阶级,强调了农民工的无产化过程(沈原,2006;潘毅等,2010)。另一些学者则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当前农业生产领域的新变化,指出当前由政府和资本所推动的农业规模经营实践改造了原有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生产关系,小农在生产和流通领域遭受到资本的双重挤压(陈义媛,2013;严海蓉、陈义媛,2015;孙新华,2015;陈航英,2015)。

   然而,在黄宗智先生看来,当前我国所形成的庞大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现实,既不能机械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模式下的无产阶级,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发达社会中的中产阶级。虽然在经济收入上,农民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在政治意义上,作为自有生产资料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却构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据此,黄宗智先生认为,农民在阶级属性上的悖论特征也形成了一种“悖论的社会形态”,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多元性和政治不确定性(黄宗智,2009)。其后的研究者,同样注意到在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村社会所形成的这一规模庞大的农村中间阶层,并强调了其之于农村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意义(陈柏峰,2012;林辉煌,2012;杨华,2012;张建雷等,2016)。杨华(2017:242)明确提出“农民的分化是村庄里的分化”的观点,将农村中间阶层置于村庄社会结构之中,并从阶层关系的视角考察了农村阶层分化的特殊逻辑。但是,对于农村中间阶层的具体分化路径及性质,黄宗智先生及其后的研究者们并未展开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恰亚诺夫(1996:20-40)在对俄国传统村社制小农的分析中,曾指出农民的贫富分化过程与其家庭人口周期具有一致性,是随家庭中人口增减引起劳动者和消费者比例周期性变动的结果。据此,恰亚诺夫从家庭人口周期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农民分化问题新的解释视角,强调农民的具体分化路径更是人口分化而非阶级分化。恰亚诺夫所分析的俄国村社制也非常类似于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因而,亦有学者根据家庭人口周期理论解释了我国集体化时期农户的收入分化问题(黄英伟等,2013)。但是,恰亚诺夫理论的另一前提——远离市场活动(因而较少或不使用工资劳动、农民基于消费需求与劳动辛苦程度的平衡劳作而非为谋利动机)——显然并不符合当前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大规模参与市场活动的基本现实。

   因此,我们仍需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在市场条件下,我国农村中这一规模庞大的中间阶层将趋向何种阶级状态?其具体分化路径呈现为何种形态?2015年1月、4月至7月,笔者先后在皖东溪水镇开展了为期近4个月的田野调查。本文将主要基于调研材料展开分析,结合当前农民分化的现实状况,以揭示农村中间阶层的分化路径。

  

二、农村社会的分化形态


   溪水镇位于安徽省东部的低山丘岗区,距离县城约15公里处,属皖苏两省交界地带。全镇总国土面积64.8平方公里,下辖7个行政村,190个村民组,人口2.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974户2.28万人,农村劳动人口约1.17万人,总耕地面积3.69万亩。农作物种植以水稻和小麦为主,一年两熟。全镇有企业40余家,但大多都是30-40人的小微企业。由于本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有限,溪水镇的农村劳动力以外出务工为主,务工地点就近分布在南京、上海等地区。根据溪水镇农民的就业、收入状况以及其在村庄社会生活中的主观评价和感知,可以将之划分为三个群体:富裕农民、中等收入农民和贫困农民。

  

   (一)富裕农民

  

   富裕农民主要指村庄中的“老板”,如玩具厂、文具厂、砖窑厂等大大小小的企业老板、矿山承包者、包工头等。这些人是溪水镇公认的“有钱人”,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消费能力,都远在普通农民家庭之上。他们的年收入通常在数十万元以上,并较早地实现了稳定的城市化,在县城或大城市拥有住房。他们往往也是农村社会中最有“面子”的人,是农民称羡的对象。富裕农民的兴起,一方面同其市场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制度转型的结果。如玩具厂厂长王海,是阳村公认的“有钱人”,王海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去世的早,年轻时进入溪水镇的玩具厂打工,后来,负责玩具厂的销售业务。1995年前后,玩具厂改制,王海购买了其中的一部分资产,成立了一个新的玩具厂。目前,王海的玩具厂已经发展成为溪水镇最大的玩具厂之一,平均年利润100万元左右。不过,在溪水镇,由于乡镇工业并不发达,能被村民评价为“老板”的人并不是很多,而像王海这样较体面的老板则就更少了。毕竟,通过打工而最终成为老板,不仅靠能力,还要靠运气,对于大多数农民打工者,这只能作为其遥不可及的“梦想”。

   总体上看,溪水镇农村这部分富裕农民的比例不超过5%。

  

   (二)中等收入农民

  

   中等收入农民群体是当前溪水镇农村中最基本的一个群体,主要是以“半工半耕”农户为主体,另包括个体工商户、纯务工户、种田大户等。在收入水平上,虽然这一群体所从事的行业门类众多,收入状况不一,但总体上看,群体内部的家庭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根据农户和土地的关系,可以将这一群体具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半工半耕”农户,这也是当前农村中最主要的农户类型,其家庭收入主要包括务工和务农两部分,或是家庭中一部分劳动力在家务农、一部分劳动力外出务工,或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外出务工。此外,一些务工能力较弱的农户还会通过流转外出务工亲友的耕地发展成为“中农”,以扩大种植规模增加农业收入,补充务工收入的不足(张建雷等,2016)。根据务工人口和务工经商能力的不同,这些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10万元不等。

   二是纯务工或经商的农户,这部分农户将家庭的承包地流转给了亲友或种田大户种植,以获得更多的在外务工或经商时间。因而,这些农户的务工或经商收入要高于“半工半耕”农户。不过,由于土地流转了出去,农业收入相应减少了许多。土地流转给大户后,租金仅有自己耕种收益的1/3,流转给亲友后,则大多仅象征性地收取些租金。因此,在家庭总收入上,二者相差也并不大。

   三是种田大户,他们主要以务农为主,并且,由于种植规模较大,几乎没有务工的时间。在收入水平上,除少数规模较大的大户(在未遭遇农业灾害的情况下)能达到年纯收入20万元左右外,大多数种田大户的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这基本相当于普通农民家庭“半工半耕”的收入水平。因而,虽然这些种田大户采取了雇工生产的方式,但是,他们很难被称为“老板”,大多数村民并不认为自己跟这些大户有多少不同,并且,由于经营规模较大,种田大户付出的劳动辛苦程度也更高。

   整体上看,中等收入农户以“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结构为主,在人口比例上,中等收入农户约占总人口的80%,是当前农村居民的主体。

  

   (三)贫困农民

  

贫困农户不仅经济收入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也较低。这主要包括孤寡老人、残障病患家庭,以及其它原因导致生活困难农户。在家庭经济收入构成上,这些较为贫困的农民家庭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因年老、伤残、疾病、智障等,家庭成员均无务工能力,仅能依靠家庭承包地的农业收入作为家庭生活的基本来源,这些农户是村庄中的绝对贫困农户,也是五保、低保政策的主要照顾对象。二是因残障或疾病等,家庭中部分成员失去劳动能力,但其它成员仍有一定的务工能力,家庭收入仍是以务工收入为主,以务农收入为辅。不过,由于劳动力较少且需负担病患者,因而,家庭收入低于中等收入农户。基层组织为照顾他们的生活,往往会给予其家庭中特定的残障或病患者最低生活保障。此外,在第二种情况中,还包括一些离异家庭。在农村中,离异家庭大多原本就是困难家庭,并且,夫妻离婚后家庭中只有一个劳动力挣钱,还要负担子女读书,家庭生活也就更为困难。在这两种情况的贫困家庭中,前者往往是村庄中公认的困难户,后者虽也能得到大家的同情,但由于家庭中的其它成员仍可以外出务工,群众的认同度相对较低。毕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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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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