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天下”的观念,从古代到现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1 次 更新时间:2018-11-25 2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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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进入专栏)  

  

“天下”概说

  

   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这段评论在指明先秦诸子百虑而一致之所在的同时,不经意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古代政治论说中一个重要的观念——天下。治思想史的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无论是在封建时期,或是专制时期,也无论其内容如何,无不以“天下”为论说对象。从比较思想史的角度看,“天下”,而非“国家”或其他类似观念,可能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同时也最具独特性的观念之一了。

   古时所谓天下,或指“中国”,或指“世界”。这两个概念,都与“治”有关,而“治”,在中国古代思想语境中,不只关乎地域、时空、人群,还涉及天人关系、文明秩序,以及植基于天人互动、文明创造和秩序构造过程中的统治的正当性。我们也引一段《易传》: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这段话除了屡屡言及天下,还提到天、地、民、圣人、百官等,呈现的是一段深具道德意味的文明演化史。据此,天下乃是古代圣王施治的对象。古之圣人象天法地,缔造人世间的道德文明与秩序,造福于万民。

   因此,所谓天下,首先是一种道德文明秩序。

   其中,存乎天地之间的生民,还有王天下者的权位,是两种最基本的要素,二者相须而不可分,以致“天下”一词可以指前者(如“教天下”、“利天下”之“天下”),亦可以指后者(如“天下为公”之“天下”)。照这样理解,“天下”之为观念,其实包含了一组概念,一组虽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和支持的概念,如以四方、四海见天下之方位,以中国和九州为天下之疆域,以天命、君、民定天下之秩序,以大公为天下之根本,以五服与九服视天下之格局,以华夏与夷狄定天下之内外、远近,等等。这些互相关联的概念展现了天下观念的不同层面和面向,有时竟可指代“天下”。

   大体言之,具有上述含义的“天下”一词,至迟在春秋战国的各种论说中既已十分流行。诸子百家虽立论不同,却都以“天下”为思考的背景或议论的对象,而此一“天下”,或者为王者依据天命、借助百官所治理的世界(王天下),或者为繁衍生息于天地之间的兆民,大体不脱一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及其所构建的文明与道德秩序的范围。

   可以说,“天下”概念为不同学说派别提供了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思考框架,借助此一框架,先秦诸子发展出各不相同的历史叙述、哲学论辩和政治论说。也是经由这一阶段,唐虞之世发其端,商周时代塑其形的天下观念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

   关于此一“天下”观念的性质,还有几点可以注意。

   首先,从一开始,“天下”就是作为一个超逾特定部族与地域的概念被提出和想象的。天下集合万邦,天子亲诸侯,抚万民,就是这一超越观念的历史呈现。与此相关,“天下”也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王的事业即是“一天下”。所谓“天子无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此意。秦并六国,固然是“一天下”的著例,但是在此之前的“九州”、“禹迹”,以及屡见于先秦诸子历史叙述的三代乃至五帝时的“天下”,已经将一个超逾部分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观念深深植根于华夏族群的心灵之中。

   “天下”所具有的超逾性和整体性,从根源上说,皆来自于“天”。“天”是普遍的,至大至广,公正无偏。这些特性也为“天下”所具有。“天下”是普遍的,意味着生民有着共同本性(天性),安排其生活的文明价值与秩序,同样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此一普遍价值的观照之下,种族差异的重要性只有相对意义。中国与夷狄以文化分,二者关系为相对的、可变的。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观念根深蒂固,据此观念,天下一统,不但统一于政治(王),更统一于文明、文化和道德(圣)。

   天下既然是普遍的,其不可据而为私之理甚明,故云:“天下为公”。天将天下赋予天子,非为天子一人,而是为了天下之人(生民,万民),因此,天子亦不得将天下视为己有,私相授受。万章问孟子舜之有天下是否得之于尧,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孰与之?孟子的回答是“天与之。”古注疏家解“天下为公”为天子之位传贤不传子,也表明了这—信念。

   可以注意的是,先秦时人对于“天下”的这一理解,常常是在对古代制度的叙述中呈现出来的。但我们如果因此认为,此一“天下”概念主要为描述性的,就一定会被误导。因为这一概念自始就具有想象成分,而对“天下”为何物的想象本身,又是一种塑造客观世界的积极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影响于历史叙述,而且规定现实,构筑未来。

   即如《尚书》诸篇所描述的天下秩序,其作为历史叙述,就既不全是古代政事的实录,亦非单纯出于后人杜撰。毋宁说,它是不同时代、不同撰者混纪录、整理、想象及理想于一的结果。如此形成的天下观念,既是描述性的,也是富于想象的,而且,作为一种寓理想于其中的历史叙述,它内含强烈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借由先秦诸子系统表达的种种概念和论说,尤其是透过形成于先秦时期的一系列经籍,为后人提供了一套认识和想象世界的框架,既可以被用来指导实践,也可以被用作实践批判的判准。

   总之,天下观念意蕴丰富,乃是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最具概括力和表现力的观念之一。它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尤其国家、文明诸观念,支配了中国人对于世界与道德文明秩序的想象。

  

从五岳四渎到日月星辰:天下的架构


   战国之世,群雄并作,逐鹿中原。其驱动力,自理想层面言,无疑是王者一天下的理念。然而至秦灭六国,并一海内,天下观念的发展又开出了新的局面。史载,“秦初并天下”,秦始皇令下议更名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据此,秦皇一统天下之功,更超迈古之圣王。的确,秦始皇所开创的“郡县天下”,不但疆域远超于前代,其制度架构也大异于古之“王制”。依现今学者的说法,此前系承认“合法之分割”的“封建天下”,如今则是主张“绝对之一统”的“专制天下”。此后支配中国两千年的官僚帝国制度,其基础就奠定于此。

   专制天下或曰郡县天下,既有异于封建天下或曰王制,其对于天下观念必定有所损益,固不待言。只不过,这种损益在改造、发展旧的天下观念的同时,更令这一观念丰富、强化、坚实,愈益不可动摇。因为,无论君、臣,还是注经者,其思想、论说及行动都在其中展开,并由中获得意义。这一过程,即始于秦始皇安定天下的举措。

   始皇二十六年,秦灭齐,天下归于一。其后,秦始皇最重要的举措,除上面提到的建皇帝号,还有置郡县,改官制,一文字及度量衡,定钱币,筑长城,建宫室,治驰道,巡行天下,征西戎、匈奴、南越等,这些举措都与确立新的天下秩序有关,其中,最富意味的莫过于巡行天下一项。

   秦始皇自二十六年登帝位,在位12年,巡行天下凡5次,所到之处,“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不过,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祭祀山川的活动。泰山梁父,即是位列“八神”之二的“地主”。古制,封禅泰山有特定的政治和文化含义,天子为之。春秋时,齐桓公成霸业,欲封禅,管仲止之,谓受命然后得封禅。这件事,《史记?封禅书》记之甚详。更有意思的,是同书后面的一段话: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於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

   山川祭祀之事,以及五岳之称,均见于《尚书?舜典》。舜受禅让而为天子,观天象以排列政事,昭告上帝,祭祀天地四时、山川诸神。这些,是舜践大位后最先去做的事情,其重要性可知。接下来则是巡狩四岳,依礼行仪。五岳的重要性,在于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符号意义:五岳为华夏中国疆域的坐标,与九州、天下同其义,因此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进一步讲,中国古代王朝的正统性,与特定地域有关,那就是诸夏所在的中原,就是九州,就是五岳。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登帝位后即巡行天下,祭祀山川。问题是,秦起于西土,秦都咸阳不在五岳之内,对兼并六国、号令天下的秦始皇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令咸阳得居其中,秦始皇才让祠官重序“天地名山大川鬼神”。

   秦始皇的个案不算特例。古之注经者认为,周之都邑镐京在西岳华山之西,亦在五岳之外,周公就将镐都西面的吴岳“权立”为西岳,所思虑与秦皇一样。秦以后事例更多。著名的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其时,朝中围绕迁都之议争论甚炽。下面是当日发生在太极殿上的一场君臣对话:

   燕州刺史穆罴进曰:“四方未平,九区未定。以此推之,谓为不可。”……罴曰:“臣闻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

   臣僚又以他故反对迁都,“帝皆抚而答之,辞屈而退”。孝文帝力排众议,坚定如此,不但是出于其对继承华夏正统的坚执,也是基于对这种地理正统的认识。而这种认识,至少自周秦以来,就巳经根深蒂固,不可移易。后之王朝,尤其是由边地入主中原的王朝,遇到此种问题时亦无不作此想。如建都北京的金、清两个王朝,都曾考虑另议五岳之名。明王朝就将北岳恒山的祭祀地北移,以扩大五岳范围。清朝援此例行之,又于康熙十六年,“诏封长白山神秩祀如五岳。自是岁时望祭无阙”。通过这些变通办法,帝都就回归五岳之内,王朝继受天下的正统性因之而提高。

   祭祀名山大川,固显所谓“地德”,确立王朝的正统性,这些,自然为安顿天下秩序所不可或缺,但是只有这些显然不够,因为,无论德、礼,都还属于“地”的范畴,而地上(天下)的种种安排,都要有天上的根据,因此须要溯源于天。圣人法象乎天地,王者受命于天。观天,祭天,告天,可以说是王天下者的第一要务。

   《尚书·虞书·尧典》记述帝尧的功绩,开篇即与观天活动有关:“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舜典》所述帝舜之事也是如此,所谓“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即是依据星象安排政事。天象重要若此,实是因为,天为天下秩序奠定基础,提供依据,天象及其变化,即是天下的指示。

古之圣人,后之帝王,既然受命于天,就必须应天顺时,以之为模范设制立政。天上秩序规范天下秩序,“与天同者大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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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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