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天下”的观念,从古代到现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2 次 更新时间:2018-11-25 2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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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进入专栏)  
研究者发现,在1895至1899的四年里,“天下”一词的使用频率陡然升高,但是1900年之后,其使用次数又急剧减少。与之相对的是,“国家”一词的使用在1895年之后大增,1900年以后,其使用愈加频繁,紧随其后的,则是开始具有现代含义的“民族”一词。语词变化之后的,则是观念的变迁,制度的变革。

   致力于救亡的启蒙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人缺乏国家的观念,而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国家观念,原因之一,又是天下观念太强有以致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专论国家思想,文中将国家思想分为四层:“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其国家观念,巳经具有国族的含义。

   梁氏陈明国家思想之第三义云:“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糜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至于倡言众生、大同之博爱主义、世界主义,在梁启超看来,则不过是“心界之美”,非“历史上之美”。着眼于现实,“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过与不及,皆属野蛮。至可叹者,中国历来缺少国家观念。

   在个人,私利独善,国事遑恤;在家国,言忠与孝,只知忠君而不知爱国,凡此皆“足以召国家之衰亡”。尤有甚者,是国人不以异族统治为意。此点表现于观念上,便是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历来“中国儒者,动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在这种国家思想的论述中,“天下”一词的负面含义显而易见。时人以“公天下之主义”为中国之祸患,反对“以中国为天下人之中国”,主张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虽然重点在于重新辨析公私观念,表露的也是同一种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这种缺乏国家思想以致国家欠发达的情形,同时也被视为人类发展相对较低阶段上的现象。据此,以天下观念为表征的传统政治论说和意识形态,因其不合人类进化的公理、公例,而成为须要克服、超越的思想观念。清末民初之际,国家思想、国家主义风靡一时,在朝,有立宪、修法、改制等一系列举措;在野,有军国民运动一类缔造新国民的尝试。民族突显,文化淡出,“国家”取代“天下”,成为新的政治论说的核心。

   昔日,顾炎武曾言亡国与亡天下之别,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中国内忧外患达于极点的20世纪前40年,这段论述被改造、简化、浓缩为一句妇孺皆知的口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时,那种以中国为中心且立基于华夷之辨的世界观,那种视天下为一种文明秩序的政治观念,完全被一种民族国家林立和彼此竞胜的新的世界观念取而代之。

  

“天下”余响

  

   1924年,孙中山将其三民主义演讲录之第一讲“民族主义”单独付梓。该篇高扬民族主义,又以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对举,认为中国之民族主义思想的丧失,部分是因为世界主义。据他看来,历史上,举凡文明强盛之国,都鼓吹世界主义,就如汉唐王朝之对外邦,康乾诸帝之待汉臣,以及如今英、美帝国之对世界。世界主义固然是极好极高的理想,但是并不适合现代的中国人。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令中国民族发达,国家强盛。这些议论,让人想到前面提到的梁启超有关国家思想的论述。

   不过,较之梁氏对天下主义的摒弃态度,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论述更加复杂和微妙。在力证中国人今天最需要的是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之后,孙氏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才是世界主义的基础。这不只是一般地因为民族主义符合社会进化公理,有助于保种强国,而且特别地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里面包含了世界主义的真精神。

   孙中山区分了两种世界主义,一种是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即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主义,一种是中国人爱好和平的世界主义,即真正的世界主义。因此,要达致世界主义,尤其需要恢复和发扬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要将来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这便是我们民族主义的真精神”。

   由这段话里,人们隐约可以听见古代天下观念的回响。这似乎是在暗示,尽管是在工业文明席卷世界的20世纪,尽管是在古代帝制及其政教传统业已终结的中华民国,尽管是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大盛的现时代,曾经渗透和支配中国人心灵数千年的关于文明与道德秩序的想象,那个藉“天下”二字而流传久远的世界观念,未必就此便销声匿迹,寻觅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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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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