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天下”的观念,从古代到现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0 次 更新时间:2018-11-25 21:06:08

进入专题: 天下观  

梁治平 (进入专栏)  
附之以正统”,亦足尊贵。至于王朝继替,“取之不以正”,“受之不以仁义”,即使全有天下,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

   方氏以篡臣、女后与夷狄并举,但是三者之中,夷狄之主中华最为不堪。他说:“彼篡臣贼后者,乘其君之间,弑而夺其位,人伦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彼夷狄者,侄母蒸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也,无衣冠礼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

   传统的夷夏论,主要以文化为界分标准,但是在经历了蒙元统治之后,汉人种族意识大增,夷夏分野的含义随之而变。朱元璋讨元檄文强调“中国之民”必“中国之人”以安之,隐含民族革命思想,被后人视为“中国最先表现之民族国家观念”。明末清初,王朝鼎革、服色变易之际,夷夏之辨中的种族意识愈加强化。

   当其时,于民族思想论述最为透辟有力者,是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且与之齐名的王夫之。他说:“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沴害,摈其夷狄,建统惟君。” 在这里,文化并非不重要,只不过,文化系于种族,种族间的差异,则导源于地理形势。“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进而言之,华夏之地与华夏族群和文化浑然为一体,异类不得侵犯。历史上夷狄人于中原者终不免于败亡,就是因为“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顺,命之所不安”。同理,“夷狄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相杂而类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

   发生于元明之际以及明末清初的夷夏论,与之前夷夏说的不同,除了特重种族观念、民族分界之外,还把重点转向了王朝领有天下的合法性。朱元璋以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汉人王朝为目标自不待言,身处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政治上都坚持反清复明的立场,思想上,则分别以天下为公和华夷之辨为武器,对家天下的专制政治和异族统治展开批判。这些批判性论述所涉及的,主要不是文与野、内与外、中心与边缘的天下秩序,而直指当朝政权的合法性。这使得注重种族之夷夏说的政治性突显出来。夷夏观念中所包含的政治紧张关系,在发生于雍正时的“曾静案”中看得最清楚。

   “曾静案”的要旨,在雍正帝看来,就是“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他以“君臣大义”来对付此一邪说,所动员的思想资源,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天下理论。

   有德者膺天命,得民心者得天下。华夷之分,在文化的高下精粗,无关乎地域、种族。雍正又引韩愈之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这些都是典型的夷夏文化论。实际上,强调夷夏以文化分,进而泯除内外之间、夷夏之间的差异,以之与地域的和种族的夷夏论相对抗,正是清初诸帝主张其统治合法性和正统性所采取的基本策略。

   与这种官方理论相呼应,今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春秋》公羊学大盛于清世。可以注意的是,虽然同为《春秋》学,同样注重夷夏之说,且同样具有民族冲突的政治背景,清代的《春秋》公羊学与两宋《春秋》学大异其趣。宋代《春秋》学注重夷夏之分,尤其是夷夏在空间上的分隔与对立。清代今文经学则相反,它标举为核心的大一统观念,呼应了清帝国的政治实践,把传统中国与夷狄的内外关系转变为帝国内部的民族和地域关系,使之统一于礼仪,从而将中国定义为一个根据礼仪原则而非特定地域或种族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

   清中叶以后,今文经学转趋务实,成为一种经世之学,其中,着重于西部边疆史地研究的所谓舆地学的发展最引人注目。从观念史的角度看,这一系列发展最重要的后果有二:一方面,通过确立“礼仪中国”的观念,满清王朝变身为“夏”,与后来的西“夷”相对,由此促生了新的夷夏之辨。另一方面,当危机来临,变革不可避免时,进入改革家视野的中国,乃是一个通过内在联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完整的政治体。这些,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均有深刻影响。

   晚清之际,革命风潮激荡,满清统治的合法性再度受到质疑和挑战,这时,久已消沈的具有民族色彩的夷夏理论再度登场。两种夷夏论之辩再起。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针对流行的种族革命诉求,著成“民族难定汉族中亦多异族而满洲矣祖黄帝考”一文,以史例破除革命者提出的民族界分。其论及夷夏,立论与雍正上谕如出一辙。如谓:“孔子作《春秋》,以礼乐文章为重。所谓中国夷狄之别,专以别文野而已。合与中国之礼者则进而谓之中国,不合中国之礼者则谓之夷狄……犹舜为东夷之人而代唐,文王为西夷之人而代商云尔。教化皆守周孔,政俗皆用汉明。”在他看来,清之代明,不过“易姓移朝耳。易姓移朝者,可谓之亡君统,不得以为亡国也”。

   对康氏之论,章太炎则针锋相对,斥之不遗余力。章氏承王船山之余绪,以血统划分民族,以民族解释文化,认为“文化相同自一血统而起”据此,则文化缘种族而生。章氏亦援引《春秋》,其解释则与康氏正相反对。如谓“《春秋》有贬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以同诸夏者。”满族统治中国虽然逾260年,满汉文化已浑然一体,但在章氏看来,夷狄终究为夷狄,不得进于中国。因此,他力倡之革命,其实乃是光复,“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

   从学术源流上讲,康有为与章太炎分属传统儒学的两支,前者为晚清今文经学的宗师,后者则是古文经学的传人。但是此二人的关切与论辩,均已非今古文经学的家法所能限囿,甚至不是经学乃至儒学的传统所能范围。毕竟,他们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和世界已经大不同于往昔,在这个时代和世界里面,天下的观念,乃至于天下秩序,面临内外各种压力,行将崩解,而新的关于文明、世界、人民和秩序的观念,已经显现。

  

万国、世界、国家:天下的崩解


   传统的天下观念,自其确立以来,便在中国人认识、解释和想象世界的活动中据有支配性地位。世事的流变、自然的异动、观念的冲突、知识的更新,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改变这一观念,它们或者被纳人这一认识和解释框架,或者被当作无关紧要的细微节目甚至不经之谈予以忽略。比如,自从汉代张骞通使西域以来,历代商人、使节、旅行者、航海者、传教者带来无数有关中国以外世界的各类知识,然而,中国人关于异域的想象,仍主要建立在大量早期传闻、想象、故事甚至神话的基础上,其中,基于经验观察所得的知识并不占有重要地位。

   与之相应,中国人关于广袤世界的具体构想,长期以来都固着于这样一个经典图景:天穹如盖,大地方正,中国居其中,四夷环绕于外。在那些通常题为“禹贡”、“华夷”“贡职”或“舆地”的天下地图里,中国不但占据中心位置,而且占据地图的大部分空间,四夷则散布四周,二者之间位置和大小的区分,同时构成文明与野蛮的对立。

   中国历史上,这种中国中心的天下观并非不受挑战。抛开本土的学说如战国邹衍的大九洲及道家的某些说法不论,先后传人中国的佛教和天主教都曾对这一正统观念构成冲击。成书于宋代的《佛祖统记》批评“儒家谈地,止及万里,则不知五竺之殷盛,西海之有截也其书中所附佛教地图,更以直观方式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世界图景。

   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在广东刻印面世,此一事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尤为显著。因为它首次将近代西方基于科学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展现在中国人眼前,此举在改变旧的天圆地方的世界景观的同时,也撼动了传统的天下观念。随着这类知识和图像被更多中国人了解和接受,一些有关中国以外世界的真实知识,开始取代流传已久的传闻和臆说。在乾隆年间奉敕修纂的《四库全书总目》里面,一向被奉为地理权威典籍的《山海经》、《神异经》和《海内十洲记》诸书,因其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率难考据”,“百不一真”等故,被从史部地理类移入子部小说家中。此类改变就与上述新知识的传播和接受有关。

   然而,这些变化仍不足以改变传统天下观的基本,尤其是对中国文明优越性的信念,以及天朝大国俯临万邦的姿态。同样是在乾隆时代,当英国使团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表示希望开启英中贸易并建立外交关系时,他们得到乾隆皇帝的慷慨赏赐,但英国请求派员居住北京之事却被大清皇帝严辞拒绝,因为此请不合“天朝体制”。乾隆的敕谕还说:“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论及一般贸易,乾隆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而且,中国皇帝对于珍奇贵重宝物既不看重,也无需要:“天朝抚有四海,唯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且“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对于英使的一系列请求,乾隆皇帝的不悦之情意溢于言表:“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咭琍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念尔国偏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诸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者等详加开导,潜令回国。”由中国古代传统角度观之,乾隆帝的敕谕并无特别之处,然而,此一事件就发生在中国近代前夕,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不到50年,其中的意味实在不同寻常。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世界已进人工业化时代,其殖民地遍及世界,而中国的统治王朝仍持守数千年不变之旧章, 以教化之邦、天朝大国的姿态睥睨四方,如此强烈的对比和落差,预示了中西文明冲突中激变的不可避免,以及这种变化所引致的天下秩序的瓦解。诚如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萧公权先生所言:

   “秦汉以来之政论皆以“天下”为其讨论对象。二千年中,未尝改移。及至道、咸以后,中国向所贱视之夷人,忽起而凌犯天朝。彼强我弱之事实,昭然可睹,而不可隐讳。于是昔日自尊自满之态度,始为之一变。使节往还,是承认列国之并存也。设馆留学,是承认西法之优长也。二千年之“天下”观念,根本动摇,而现代国家之思想,遂有产生之可能。”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进人所谓条约体系时代,与之相应,天下主义和天下观念,也开始被近代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观念所侵蚀和替代。不过,这一过程并非完成于一夜之间,更不是没有代价。19世纪下半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进而调整心态,努力学习夷技的一种尝试。在这一阶段,传统的天下观让位于新的万国观。士大夫始相信,中国并非天下,也不是唯一的文明之邦;环宇列国,各有所长,其物质文明如声光电化等,尤足效法。著有《海国图志》、颇具全球眼光的魏源就指出,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未知王化者,并非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

   不过总的说来,这只是一场新的经世致用运动,其目的乃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文明优越的信念仍隐含其中。也因为如此,后之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兴起的万国观,不过是对传统天下观的修正,乃是天下主义转向民族国家观念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传统天下观念的彻底瓦解,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方始发生。

   1895年甲午一战,中国大败于日本,这一重大变故不但令之前残存于东亚的天下秩序彻底瓦解,也令希望通过经世致用途径来挽救危亡的洋务运动梦想破灭,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政治正当性赖以建立的儒家义理。士大夫知识阶层开始对渊源久远、屡验不爽的常经、常道产生怀疑,而向异域去寻找新的义理和道术,在此背景之下,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一类源于西方的近代观念迅速传播开来,而一向是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天下观念反而成了问题的根源。

根据对1900年前后报刊、档案、论著、教科书等文献中相关用语的统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梁治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天下观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615.html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第5-31页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