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垂直模式的民主尚贤制:对读者评论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3 次 更新时间:2018-11-24 08:04:55

吴万伟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编辑孟巍隆(Benjamin Hammer)组织这次系列交流会。拙著《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在读者中产生了热度和光亮。黄玉顺和刘京希的前两个评论产生了热度,章永乐和曹峰的后两个评论产生了光亮。我对产生光亮的评论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也需要对产生热度的评论做出回应,因为澄清误解和阐明难以调和的分歧非常重要。请允许我从讨论前两个评论开始,然后再谈论从后两个评论中学到的东西。 因为文章篇幅所限,我无法回应所有的细节性论证,也不会进行无谓的辩解。 

既认同政治民主制又认同政治尚贤制有什么错?

澄清政治尚贤制与民主的关系非常重要。黄玉顺和刘京希都认为,不管在哪一级政府,也不管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民主都应该作为挑选和提拔领导的标准。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贤制,对自孔子和柏拉图时代以来政治理论家们都一直在激烈争论的问题提出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试图彻底解决政治统治问题。我的观点是应该对背景保持高度的敏感。我要捍卫的理想是“垂直的民主尚贤制”---基层民主,上层尚贤,中间可进行政治实验。民主指的是民众当家作主的观点,政治尚贤制指的是旨在挑选和提拔能力和品德上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担任官员的政治制度。在我看来,民主制和政治尚贤制都很重要,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我的主张是应该用垂直的民主尚贤制理想评价中国的政治现实,但不一定用来评价其他。我将把这个原则用在当今中国背景下来显示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并提出缩小鸿沟的建议措施。但是,为什么应该用垂直的民主尚贤制来作为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标准,原因有四。首先,国家的规模很重要:这个理想仅适用于大国。统治和管理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和多样性难以置信的国家要困难得多,将中国与自然资源丰富、同质性强的小国相提并论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作用。 而且,在大国的政府高层,问题极其复杂,常常不仅影响社会的多个领域,而且影响世界其他地方和人类的子孙后代。大国的领袖拥有在基层政府工作的政治经验,并且政绩显著,政治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些。选举民主制或许适合小国或者大国的基层政府。即便出了毛病如民粹主义盛行,思想狭隘钻牛角尖,忽略长远规划和对子孙后代或世界其他人的关心等,那也不是世界的末日。但是,大国高层出现重大错误就有可能导致世界的毁灭。尼加拉瓜没有签署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议定书,没有人对此事实感到担忧,但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完全忽略这个议定书,可能就是全世界的灾难。庞大政治共同体高层领袖的政策影响到数亿人的生活,包括未来子孙后代和世界其他人的生活。因此,政治尚贤制的理想更适合评价像中国这种大国的高层政治制度。

其次,政治尚贤制理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为君子拥有更好才能和品德的观点辩护(这与更早时期的君子出身贵族家庭的含义形成对比),从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辩论官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才能和美德,如何评价这些才能和美德,以及如何将选拔德才兼备官员的政治体系制度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贤能政治理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政治辩论中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复杂官僚制度可以被视为将贤能政治理想制度化而持续不懈的努力。但是,整个理想并不一定适用于那些贤能政治并不处于核心地位且没有悠久的尚贤官僚体系的政治背景下的政府。而且,创建贤能政治机构的挑战性极大,往往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显成功与否(与此相反,即使在像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动荡不定的国家内,将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制度化并没有这么困难;至于那些选举是否为这些政治共同体带来好的结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三,垂直的民主尚贤制在过去40多年里已经激励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西方媒体的典型话语是中国一直存在实质性的经济改革,但政治改革付之阙如。不过,那是因为高层选举民主被视为判断是否进行政治改革的唯一标准。如果我们抛弃这个教条,中国政治制度在过去几十年显然已经进行了实质性政治改革,主要的变化是政府高层在确立贤能政治方面做出的严肃努力。在接受文革时期极端民粹主义和任意性独裁专政的灾难性的教训之后,中国已经准备好在高层依靠经过尚贤制选拔的官员来治理国家,中国的领袖能够重新确立尚贤传统的元素,如根据考试成绩的领袖选拔和在政府基层根据官员政绩提拔干部------这与塑造中国皇权时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的政治制度形式(但不是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从那以后,贤能政治已经鼓励政府进行政治改革,高层更多强调教育和考试,而在基层则强调政治经验。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鸿沟,但是政治改革背后的动机仍然是垂直的政治尚贤制理想。

第四,调查结果一再显示中国的贤能政治理想(即监护人话语)尤其是在政府高层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个理想得到广泛赞同,而且这种赞同的广泛程度远远高于通过选举选拔领袖的理想。贤能政治理想也被广泛用来评估政治制度。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大众心中的大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民众的期待。他们认为经过尚贤制选拔出的领导本来就应该拥有高尚的美德。但是,在贤能政治理想没有得到广泛赞同,也没有被典型地用来评价其政治领袖的社会中,贤能政治理想不一定是评价其政治进步(或退步)的合适标准。

虽然如此,我在书中谈论该议题的方式或许导致读者产生了误解。“垂直的民主尚贤制”是一种趋势而非绝对性问题。我可能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似乎反对在基层实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贤制或反对在高层实行任何形式的民主制。但是,我并没有否认基层需要某种形式的贤能政治,高层需要某种形式的民主,虽然原则仍然是“政府层次越高,选拔领袖的尚贤制需求也越大。”本书在中国大陆推出的时候,典型的反应是贤能政治不仅高层需要,基层更加需要,因为基层选举常常有舞弊和腐败的现象。我同意。比如在山东省,受到梁漱溟解放前乡村建设运动启发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农村为农民提供道德教育。这种旨在改善村中决策质量的尚贤制是能够和应该受到欢迎的,但是,它们不应该取代民主基础,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在基层实行更多的民主,因为民众最清楚本地的需要也最有资格评价领导人的水平高低。

与黄玉顺和刘京希一样,我也赞同政府高层需要更多的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不同,政治尚贤制与大部分民主价值观和实践是相容的。从理论上说,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如咨询、协商性民意调查以及言论自由与高层的政治尚贤制是相容的。但是,政治尚贤制与最高层领袖的竞争性选举格格不入,因为高层领袖的竞争性选举将破坏旨在选拔有经验、有能力、有美德的领袖的制度优势: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民选领袖(如唐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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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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