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虚无主义战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5 次 更新时间:2018-11-23 11: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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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那些痛惜“当代世界观主要是韦伯式的世界观”的批评者〔1〕,往往把韦伯的多神论等同于价值多元主义甚至伦理相对主义。事实上,根据韦伯主张的价值哲学原则,将科学的“事务性”(严格区分科学与“世界观”或实践评价,并将终极的命运抉择留给生活本身),理解为“相对主义”的立场,是“极其粗率的误解”。〔2〕在韦伯眼中,“相对主义”意味着出于幼稚的乐观主义追求的“折中”或“政客式的妥协”,无视生活中令人不快的严酷现实,因此恰恰无法实现科学的“客观性”,而且“在规范上是最缺乏明晰的”。〔3〕在韦伯的思想中,“相对主义”实际上是生活秩序理性化的撤退或逃跑,是人格的失败。〔4〕韦伯价值哲学的价值多样性原则,正如施米特敏锐点出的,暴露了生活的斗争特性:评价无穷无尽的多样性,不仅是价值的“立足点”,更是斗争的“攻击点”。〔5〕而相对主义,却是对这一生活真相的逃避,无法把握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真实性质。〔6〕韦伯的价值多神论,前提是“价值绝对主义”,而非价值相对主义。〔7〕而一旦这一绝对意义上的价值冲突,成为价值主体的主观自由抉择,那么所谓价值的多神论,就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的重演。〔8〕

   正是从绝对价值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了韦伯的价值哲学真正的困难。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面对的经验现实,不是行动者的主观意义,而是研究者参与建构的客观的文化意义或文化价值。〔9〕因此,任何想要献身科学的职业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文化人: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在于我们认为某一种或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在于我们就是文化人,有能力和意志,自觉地对世界采取立场,赋予世界以意义。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会使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对人类相互关系的某些现象做出价值判断,把这些现象视为有(正面或负面)意义,并采取立场。无论这种立场的内容是什么,这些现象对我们来说都具有文化意义,对它们的科学兴趣也仅仅建立在这种意义之上。〔10〕

   没有这一所谓“价值关联”,任何历史性的经验科学都无从着手。韦伯科学方法论中著名的“价值关联”学说,是韦伯式的经验科学最重要的哲学前提。因为,在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关联”这一说法指的就是“对支配着经验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塑造的那种纯属科学的‘兴趣’的哲学解释”。而“文化兴趣(Kulturinteressen),也就是价值兴趣(Wertinteressen),正是为纯粹经验性的、科学的工作指示了方向”。〔11〕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科学是将科学家实现的“客观价值”或文化价值,通过科学家的切合“事情本身”的伦理激情,转变为科学必须面对的“事情”。〔12〕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开篇就坦承,他对世界宗教的比较研究都是从“现代欧洲文化世界之子”(der Sohn der modernen europäischen Kulturwelt)的眼光出发的,这一声明正是出于客观文化价值的方法论原则。〔13〕而韦伯在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中颇受争议的主张——“经济政策的科学是一门政治的科学”——也基于完全相同的原则,德国经济学的理论只能以“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作为价值尺度。〔14〕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始终有一个基本预设:“在任何社会生活中都不能排除斗争。”〔15〕因此,“任何要处置现世政治的人,必须抛弃一切幻觉,承认一个根本的事实——在世界上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永恒斗争是不可回避的”。在韦伯眼中,这一永恒的战争状态,发生在民族与文化之间,而非个体之间:“各共同体之间相互交战,同样,各共同体的守护神也相互交战,在这样的斗争中证明他们自己的神力。”〔16〕无论30岁的年轻国民经济学家,还是临终前作为一位世界宗教文明的比较学者,韦伯始终秉持的方法论原则是:文化科学的出发点是文化意义,而文化意义的前提是“我们是文化人”,而非我们是职业人。科学工作的前提不是专家的职业共同体,而是“‘文化人’的共同体”。〔17〕

   然而,科学,作为西方文明理性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却正在无可挽回地丧失这一前提性的“价值关联”。正如韦伯在演讲中承认的,在这个“理性化与理智化”的“除魔”时代,“那些最崇高的终极价值,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18〕文化价值不再具有公共的力量,这是贯穿韦伯整篇演讲的强烈的孤寂感的真正根源。

   韦伯为了坚持文化科学的生命力,试图用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从经验现实无尽的可能性洪流中采掘有待研究的生活的意义,以此来对抗官僚制机器的僵化力量。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韦伯才反复强调,无论国民经济学,还是社会学,都属于历史性学科。因为只有历史性学科,才能从“不断向前迈进的文化之流”中汲取新的问题化力量,才因此是“永远年轻的”(ewige Jugendlichkeit)。只有历史性学科的问题化生命力,才能使社会科学避免沦为僵死的技术。〔19〕“永远年轻”代替“永恒真理”,成为科学为我们时代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意义,从而避免文明在理性化中陷入铁一般的冰冷和死寂的唯一保证。

   然而,这一对历史科学“永远年轻”的“文化”期待却受到了理智化进程本身的巨大威胁。早在分析理智主义对各世界宗教命运的影响时,韦伯就指出,这些理智主义形态的努力(包括希腊的哲学),并没有像入世苦行的新教一样,能够有效地影响世界内的各种宗教实践。〔20〕“科学对生活的征服” (die Eroberung des Lebens durch die Wissenschaft)是现代自由的历史性前提。但这一黑格尔式的“精神返回其自身”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虽然通过科学,人类在原则上实现了对外在生活的理性控制,但为了实现这一控制,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无数价值的虚无化”。因此,人的生活风格虽然可以根据“商务”要求轻而易举地实现“标准化”意义上的整齐划一,但科学却再也无力创造出“普遍人格”(Universalität der Persönlichkeit)。〔21〕科学本身的进步似乎是以祭献科学人的文化基体作为巨大的精神代价。只有当科学人不再是体现文化的普遍人格,他才能在伦理上实现科学时代的文化对他的日常要求。科学家对价值的虚无化,属于科学天职的伦理要求。悖谬地说,斩断了文化根基的科学家,与文化整体的疏离,正是这一反传统的科学时代的文化特征。然而问题在于,科学家个人的主观意义,并不能代替文明本身的客观价值。一旦我们将文明的命运,寄托在科学家个人的主观价值选择上,而同时我们又完全清楚,他的所有选择,既无法从他的专业化科学工作中获得任何帮助,也最终因为理智化的“除魔”,无法倚靠那些早已丧失信用的“世界观”。科学的“永远年轻”,就成了一种孩子气的“天真”:“除了我们的确可以在自然科学领域找到几个长不大的孩子,又有谁还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的知识,会告诉我们什么关于世界的意义之类的东西呢?”〔22〕价值哲学作为经验科学的构成性前提,将柏拉图洞穴外的真理,转变为洞穴内价值的决断与斗争,观看者变成了社会行动者,以此维护文明的可能性,这一英雄般的悲壮努力在哲学上根源于现代主体思想有待深刻检讨的前提。〔23〕而在实践中,它早已使文化价值褪尽了她最后一丝血色,成为在个体身上徘徊不散的幽魂,无论喂养多少活的血,也无法再让她开口说话。

   面对理智化导致的这一困境,韦伯在演讲中多少有些意外地提到了“死亡”的问题,这是他分析科学的内在天职的起点。在传统社会,死亡意味着终结,意味着可以最终评判一个人的幸福。〔24〕而托尔斯泰——韦伯心目中真正的现代哲学家——发现,对于文明人来说,他不再像古人一样“活够了”,而只是“活累了”(Lebensmuüde)。在科学家、艺术家和教育家这些“精神工作者”不断创造的成果中,他抓不住任何真正有效的东西,更不用说文明精神产品的整体了。〔25〕正是因为个体面对文明无法从中找到客观有效的价值,韦伯点出了托尔斯泰的发现,“死亡对他来讲就成了一桩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而由于死亡没有意义,文明的生活本身也就没有了意义。文明的生活正是通过自身毫无意义的‘进步性’,给死亡打上了‘毫无意义’的印记”。〔26〕对于个人来说,文明永无止境的进步,意味着个人享有的微不足道的生命,抓不住任何有价值的“文明内容”。文明越是进步,个人能够担负的文明越少,而文明本身的追求也就越丧失意义。如果科学家真正秉持理智的诚实,他就不得不承认,科学具有某种毁灭其自身价值的“无意义性”(Sinnlosigkeit)。〔27〕对于这个活累了的文明,科学的职业是其衰老与疲惫的真正根源。没有什么“进步”,比科学的进步更能展现韦伯所说的“毫无意义”。在这里,不仅个体的死亡,甚至文明的死亡,也找不到任何意义。

   如果说“虚无主义”指的是“拒弃文明之为文明的那些原则”(the rejec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civilization as such)〔28〕,那么韦伯的全部工作就是努力对抗官僚时代制度化经营必然伴随的这一危险,对抗这种文明的疲惫、衰老与死亡,捍卫人类生活的可能性。他坚持,相对于注定有限的科学,“生活就其非理性的现实而言以及生活在可能意义方面的内容是永世不竭的”,无论多少次,科学借助文化意义进行“拣选”,“仍会留下无限丰富的成分”。〔29〕除非,韦伯担忧地指出,“中国式的精神僵化使人类戒除对总是同样不可穷尽的生活提出新问题的习惯”。然而,根据韦伯自己的社会学分析,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性力量,其实并非东方式的制度僵化带来的外在威胁,而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成果——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理智化力量,在使世界除魔的同时,也使文化的客观价值赖以形成的“世界观”无处藏身。科学家在这个时代面临的真正危机,不是现实的非理性或世界的物化,而是科学本身亲手毁灭了从现实中捕捉意义的工具,从而丧失了所谓创造意义的问题化能力。〔30〕当世界本身成为彻底的工具,文化就完全沦为权力斗争的产物,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化科学也就无法从中找到任何残存的生机。科学,作为现代文明世界的缔造者,今天恰恰是这一文明在精神上最强有力的毁灭力量。这是我们时代最根本的文明问题。

   因此,如果“虚无主义”指的是建立在苦行主义道德基础上的欧洲文明的最高阶段,是这一基督教道德在转化为科学的职业义务与“理智诚实”之后“最严厉、最精神的形式”,也是重估价值前最后一个文明阶段——“彻底的虚无主义”〔31〕,那么,在韦伯的演讲中,在磨盘一样的勤奋工作中献身天职的科学家,正是在“所有外围工事”都已被摧毁的绝境中这一文明最后的坚守者,他们没有比虚无主义更多的信念,却仍然试图在疲惫和衰竭中捍卫这一文明最后的尊严。韦伯的科学家是已经失去了自己要献身的事业(Sache),却仍能坚持事业伦理(Sachlichkeit)的虚无主义战士。〔32〕

当一个专家通过漫长的训练、严苛的纪律和长期艰苦的准备进入科学,他却找不到任何真正值得研究的东西。在科学不断推进的理性化过程中,个人还能从这一无穷无尽的“非理性的现实”中找到比彻底实现虚无本身更多的目标吗?正如韦伯自己已经意识到的,“一旦这个世界......在理智上‘满足’(satt)了”,就不再有可能赢得真正的个性与自由的领域。〔33〕在理智化的尽头,并没有什么可以称为真正的个体或人格的东西,可以为我们的科学发现或构成可值得研究的“意义”,除非,在这个世界中,除了献身工作的职业人,还有仍然在生活的文化人。表面上,文化人属于一个古老的文明传统,而职业人面对的是不断向前的进步之流,然而实际上,正如韦伯反复指出的,职业人培养的是成熟——“一种训练有素的冷静”,而文化人,经历政治生活考验的文化人,却肩负真正的政治责任,唯有这样的责任,才能使一个民族重新年轻,使其文明具有从衰朽和疲倦中重新振奋起来的生命力。〔34〕在一个已经完全为职业工作理性组织起来的文明中,没有文化生活和文明理想的科学职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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