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彩华:“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再平衡进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18-11-23 00: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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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彩华  

   内容提要: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不能再无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严重的全球性失衡问题。但是,在之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找到应对全球性失衡的良策,反而将矛头对准了全球化,并伴之以不断升级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密集出台的各项对外政策更是使全球化面临倒退之虞。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经过4年实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和参与。可以说,“一带一路”正在为全球化再平衡提供一种“共治格局”下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它将对世界经济运行再平衡、国际利益格局再平衡以及全球治理格局再平衡发挥无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关 键 词:全球性失衡  全球化再平衡  “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

  

一、全球化再平衡的由来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美英当选总统和首相,由此拉开了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美英又利用经济援助、贷款附加条件,并借助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全球输出“华盛顿共识”,使全球化逐渐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这场以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美式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加剧了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收入分配极度不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这就是“全球化再平衡”的由来。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事件,既是当前反全球化运动的结果,也是反全球化运动出现新变化的重要标志。较之于以往的反全球化运动而言,当前反全球化运动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①

   一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发生了变化。以往,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既有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也有土著人、社会主义者、性别平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类工会、民间社团、和平组织、环保组织及人权组织等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然而,当前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增加了过去曾经是竭力推动全球化运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倾向于实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人员、商品、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愈发明显。同时,在发达国家,除了原有的底层民众反全球化以外,越来越多失落的中产阶级因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恶化也加入其中。

   二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以往反全球化运动主要指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甚至是直接指向美国。以至于全球范围内的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成为以往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目标指向,反全球化就是反资本主义。然而,当前却是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现有的全球化体系(如TPP、TTIP、NAFTA、欧盟等)给它们自身利益的满足所带来的障碍和威胁表示不满,它们把反全球化的矛头指向了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如美国把矛头对准了中国。

   三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以往,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环保等领域对发展中国家的非正义性政策和行为。当前,反全球化运动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反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搭”西方资本的“便车”,反对跨国资本逃离造成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反对移民、难民潮,以及由此滋生的恐怖主义给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带来的冲击;在全球环境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承担大国责任。

   四是反全球化运动已成为当前国际秩序的新特征。以往反全球化以游行、集会、抗议、示威为主要手段,由于是小国、穷国,以及弱势与受害群体对全球化黑暗面的一种微弱抗争,所以成效甚微。当前,反全球化已经上升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志之一,表现为美国、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政府为主导来反对全球化,使得现有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未来趋势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全球化再平衡的任务就是要纠正传统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衡问题,使全球化作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惠及更多国家。

   那么,失衡是以反全球化力量为主导的逆全球化进程来进行纠正呢,还是以一种新型演进的全球化方式来纠正?人类已经进入经济高度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各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已无可能,因为这样只会给各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毁灭性打击,谁都承担不起全球化彻底倒转带来的代价。现在全球40%的GDP、25%的全球经济增长都依赖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境流动,像数据服务这样知识密集型的跨境流②的年交易额已经达到13万亿美元,约为全部跨境流的一半,并且还在继续迅猛增长。③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④因此,全球化不会彻底倒退,但应进行纠偏和修正。

   那么,新型全球化需要纠正过去全球化的哪些“偏”,该往什么方向去,能往什么方向去?反思以往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分化效应,其源头就是不断推进的技术革命和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由科技革命推进的世界经济已经实现了高度全球化,由此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如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国际性金融危机、气候环保、网络安全、技术革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国家就可以应对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政治却朝着被少数人控制的自由化方向在发展。日趋自由化的国内政治和高度全球化的各国经济的结合,就是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即“1%的群体所有、所治、所享”。而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导致了对资本所有者和创新者极其有利、而对劳动者极其不利的局面出现。

   全球化再平衡就是要以创新方式对全球化进行重新管理,打造一个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和可持续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市场力量在追求全球效率的同时能够兼顾全球公平,使西方主导的部分人的全球化变成真正共享的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技术创新和全球化这两种相互强化的市场效应带来的红利在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享。这需要智慧。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智慧,为全球化再平衡提供了思路,将对世界经济运行、经济利益格局和全球治理格局带来积极的平衡作用。

  

二、“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运行再平衡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将从基础设施联通、国际产能合作两个层面推进世界经济运行实现再平衡。

   (一)基础设施联通效应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滞后和经济发展落后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留下的巨大发展赤字。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尚未完整体验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发展的基本所需,电力断供制约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限制了人员、货物、服务在城市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流动;全球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无法接入互联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南亚地区每100人中只有约20人可以用上互联网,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是80人,这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⑤

   基础设施滞后已成为很多落后国家发展的桎梏,是它们被历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远远甩在后面的重要原因。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估计,为保持经济增长动力、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亚洲在2016-2030的15年间,至少需要26万亿美元(或每年约1.7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⑥在2016-2020年期间,亚洲18个低收入和低中收入国家每年的基础设施需求与实际投资之间的缺口约为2,440亿美元,占其GDP的4.7%,其中南亚8国每年缺口为l,600亿美元,印度就占了1,120亿美元;中国作为高中收入国家,也仍然每年有680亿美元的缺口,占GDP的0.5%。⑦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引领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在将割裂的全球化带入到一个互联互通的全新时代。过去,中国有“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改革开放又有“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的脱贫致富经验。一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直接带来世界经济的更好增长。传统全球化中的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中的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另外,按照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教授估算,发展中国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0.7美元的进口,其中0.35美元来自发达国家。因此,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尤其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属性及民生发展导向,有利于实现全球化的本土化,让经济回归实体产业之根本,让民众对全球化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中国推行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发展思路,使得“一带一路”倡导的“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深得人心。通过倡导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正在治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顽疾,引导热钱流向实体经济以消除全球金融危机之源。

   (二)国际产能合作效应

   世界经济的深度结构性调整带来了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一方面,在全球产业发展最前沿,各主要国家都在努力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产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成本在全球范围的动态变化,导致部分产业(或生产制造环节)正从成本较高国家向较低国家转移,其中既包括制造业向市场和商业环境良好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回流,也包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浪潮中,过去在东亚地区出现的制造业根据各国劳动力成本变化进行梯度性转移或根据价值链进行区域性配置的现象将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因为无论是智能制造(smart manufacturing)还是柔性制造(flexible manufacturing),都意味着大量低端制造的工作岗位将被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升级、回流,机器人代替低技能岗位已成为发展趋势。这对很多没有真正走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将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这意味着它们的廉价劳动力在承接制造业(或制造环节)转移方面将失去用武之地。未来,机器人(自动化生产)与一般技能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将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发生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可以说,新一轮全球产业大洗牌将不仅仅由第一梯队如美、日、德等国围绕高端制造业展开,也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传统制造业而展开。所不同的是,在传统制造业竞争中,发达国家将依靠自动化生产技术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而发展中国家仍将主要依靠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另外,高科技引领的全球化要求加入的国家必须具备新技术、计算机及其他相关设备,用以与其他国家联系,但很多国家或地区并不具备。因此,这一轮全球产业大调整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的不全是发展机遇,更多的是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机器人替代人工的背景下,人口红利很有可能变成人口噩梦。

中国积极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为这些国家抓住最后机会承接适应本国优势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机。一方面,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的高新技术发展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如美国有谷歌,中国有百度、腾讯;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美国有思科,中国有华为、中兴;美国有GP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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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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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和平与发展》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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