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中国对外关系40年: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5 次 更新时间:2018-11-23 00: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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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  
面对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国利用各种机会、平台支持全球化大趋势,支持开放发展的方向。(21)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G20机制,承办杭州峰会,推动联合国制定的2030发展议程。在世界经济进入低增长“平庸期”的当口,提出基于新型发展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牵头建立解决发展融资困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同时,通过积极推动中非合作、中拉合作、中国—东盟合作、东亚合作等,务实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通过增加开发援助,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发展环境。

   作为一个大国,尽管仍处在发展中阶段,中国在各个方面积极作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影响力自然也会不断增大。但是,与美国二战后构建由其主导的国际经济机制不同,中国是在不断加深融入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提升的。因此,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构建仅仅利己的新体系。就像“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并且大力推动,其所遵循的是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成果的新发展合作原则,是一种开放的合作平台,并非排他性的,无论是规划还是建设,都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新的理念推动世界的发展,即构建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既是理想,也是努力的方向,更需要各国的共识和努力。(22)

   当然,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而言,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大国经济实现转型是很不容易的,既需要国内的正确对策,也需要国外的创新环境。从发展的阶段看,中国正在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从世界发展的经验看,后起发展中国家真正越过“陷阱”的并不多。中国具备跨越的优势条件,但是从外部环境看,不利的因素不少,不仅需要中国花更大的气力去应对,而且需要有不同以往的举措。(23)

  

四 对外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变革

  

   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政治与安全关系的最大变化有两点:一是构建和维护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和平发展环境,(24)二是中国主动构建对外关系和把握大局的能力不断提高。这样的变化意义重大,它表明中国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的局面。当然,这样的变化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实施以发展为中心的大战略,把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构建和平发展环境,同时通过发展提升构建和平发展环境与秩序的能力,二者良性互动。

   为改善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中国首先努力推动与他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中国来说,实现对外关系正常化并不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比如冷战和中苏对抗的影响、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台湾问题等。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与美国及其集团长期没有外交关系、中苏由盟友变成对手。此外,中国还一度与个别国家关系恶化,甚至兵戎相见。

   改革开放之初,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抓手,中国政府打开了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冷战结束后,中国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等一些新生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且与陷于关系中断状态的一些国家恢复关系正常化。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特别是与不丹以外的周边国家全部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中国来说,实现这样的巨大变化很不容易,具有深刻的历史性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由不正常到正常化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国先是加入苏联阵营与美国阵营对立,后发生朝鲜战争,中国举起抗美援朝的大旗,再后发生中苏分裂、中苏对抗,中国支持世界革命等。因此,对外关系难以实现全方位的正常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发展全面的对外关系,这既是基于改革开放现实需要的调整,也是对外关系思想观念的转变,而正是这种转变使中国的对外政治关系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排除了意识形态、制度差别的障碍,中国实现与别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严峻挑战是如何处理争端、解决争端。领土争端是历史遗留的大问题。中国与20多个国家接陆连海为邻,与多个国家没有划定陆地边界,而海域划界更是新问题。特别是近代中国衰落后,遗留不少边界争端难题。面对这样复杂的状况,中国政府采取务实的策略,一则积极推动陆地边界的谈判,二则提出搁置争端,发展全面关系。经过艰苦的谈判,中国先后与俄罗斯、越南这两个曾因边界争端兵戎相见的国家签订了陆地边界协议。(25)鉴于与印度的领土争端涉及面大、问题复杂,双方在开展协商谈判的同时,就稳定边界和开展谈判达成共识。同时,中国与不丹也就签署边界协议一直协商谈判。可以说,除印度和不丹外,中国与周邻国家的陆地边界勘定基本完成。这样,中国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稳定的陆地国界线。海上划界涉及两类问题:一是海上的岛屿领土及与其相连的领海;二是由联合国海洋法所赋予权利的专属经济区。与日本的岛屿争端,主要是钓鱼岛,涉及中日的历史,也涉及二战后的地区秩序,解决起来很有难度。为了推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的原则。鉴于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是大局,搁置争议显然需要服从这个大局。(26)对于南海争端,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其中有岛礁争端,也有专属经济区划定,且涉及多个当事国。中国提出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联合开发”的原则,并且坚持双边谈判主权问题,通过与东盟合作稳定南海地区局势。事实证明,搁置争议这个原则对于中国实现与周邻国家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任何争端都难以长久搁置,如果不能有后续的共识和解决办法,冲突在所难免。比如钓鱼岛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实力提升,日本必然担心中国会凭实力夺回,而中国也必然会把主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基于法理与历史的原因,中国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而日本也会拼力保住现有的“控制权”。(27)关于南海问题,尽管中国与东盟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形势和平稳定,但相关国家为了保住或者争得更大利益还是不断采取行动。好在中国与东盟基于大局共识,基本稳定了局势,避免了冲突,以此为基础,在“南海行为准则”框架的制定上取得了进展。事实上,只要把握住南海稳定的大局,坚持和平解决争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原则,就可以避免让南海成为爆发冲突的火药桶,继续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

   其实,最棘手的是朝鲜半岛问题。冷战结束后中韩建交,形成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并行发展关系的新均衡格局。应该说,中国走出这步棋,是具有战略转变意义的。从长期的发展看,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半岛和平。但是,朝鲜半岛问题复杂多变,有战争遗留的问题和现实政治安全关系等问题。更重要的是美朝对抗加剧,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器,提升远程导弹发射能力,大大增加了发生大规模冲突甚至战争的风险。尽管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作为受到诸多限制与制约,但鉴于其紧邻中国,在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防止在朝鲜半岛生战、促进谈判化解矛盾、推动构建长期和平机制等方面,中国是责无旁贷和不遗余力的。对此,中国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明晰的,主要体现在推动谈判,构建符合各方利益和长远和平发展的新关系和新机制,反对朝鲜拥核和发展远程导弹,参加和实施联合国框架下的对朝制裁,反对单方激化局势的行为,反对动用武力,尽力止乱、止战。应该说,尽管朝鲜半岛问题的根子在美朝对抗,中国的劝阻有时影响有限。但是,没有中国的止乱、止战努力,局势会变得失控。朝鲜半岛局势仍在高风险区,无论是战争还是核扩散的危险与危害都是巨大的,涉及中国的重大利益。应该说,朝鲜半岛考验着崛起中国的对外关系能力、智慧与作为。(28)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面临巨大的压力,面对的挑战是中国向何处去。面对突变的形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制定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大方针,同时,拓展“朋友圈”,广泛构建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基本含义是做朋友,不做敌人,对话协商,寻求合作,这首先是中国抵御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制裁的积极应对措施,而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国对外关系思想的体现,即尊崇和谐与合作,反对强权与霸权。(29)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构建了具有不同特征、不同定位的伙伴关系。应该说,构建伙伴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创新,它不同于美国领衔的结盟对抗关系。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这是新型国家关系的内核。如今,伙伴关系似乎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并且得到推广的国际关系准则。一些人对伙伴关系颇有微词,认为这种不具有实质性约束的关系定位并不能防止冲突和对抗。(30)其实,伙伴关系是政府间的政治约定,是有道德与法律约束性的,伙伴关系需要培育,需要共谋和共建,它所确立的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共识与行为指导原则,在这种共识与指导原则下,所推动的是互利合作与共担责任。

   伙伴关系发展的基础是互信。在一些情况下,伙伴关系之所以显得失效,是因为互信缺失,而互信缺失要么是因为一方行动不为对方所接受,要么是因为即便有对话和协商,分歧依然存在,难以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和影响力增强本身就容易使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意图与未来行为产生疑虑,为此采取“两面下注”的应对策略,或者拉入第三方势力平衡中国的影响,对中国的行为形成制约。伙伴关系是开放的,不像同盟那样具有排他性,因此,大多数国家都会与多方结伴,构建利益平衡框架。对此,中国自身也需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一些国家“脚踩多只船”的现实和利益基础。

   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遇到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冷战时期,中美曾因应对苏联有过战略合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也让中美关系拉近。但是,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没有了,美国要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大搞武装干涉、“颜色革命”。由此,与中国的矛盾开始上升,发生了一些极具危险的事件,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支持李登辉访美、南海撞机等。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使美国认定中国是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专家提出了中美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论,政府推出了旨在遏制中国影响力的“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坚持不冲突、不对抗、推进合作的大方向,致力于构建不同于传统的大国争霸的新型大国关系。(31)中国清楚,美国不会情愿与中国构建这样的平等关系,但在中国力推之下,美国似乎也愿意“顺水推舟”,与中国开展对话与寻求合作。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矛盾丛生,有时甚至剑拔弩张,但是,由于避免冲突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总是可以“化险为夷”,让双方的关系回归正轨,即对话与合作的大方向。

   对于中国来说,与美国的关系具有特殊的含义:一是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全局性;二是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市场;三是美国是霸权国家,对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有着重大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创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大环境,都需要与美国不冲突、不对抗,协商对话与发展合作是聪慧之举。如今,中美利益相互交织,不仅在双边,而且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应该说,已经到了不因领导人更替而发生逆转的地步。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改写历史”,即改变大国必争的历史(“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创造历史,即撰写大国协商合作的新关系史。

   当然,既然是和平地改写历史和创造历史,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无论从哪方来定位,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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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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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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