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的开放与自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 次 更新时间:2018-11-19 22: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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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何焰  

   改革开放已经跨过40年,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格局,都和40年前别如霄壤。中国自身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反映的不仅仅是全球物质力量的此消彼长,还是一个各国、各民族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在思想上反思、批判,总结和预期自身发展路径,寻找自身独特性和自主性的过程。

   改革开放开启的是中国新一轮现代化进程,在此过程中,思想建构发挥了隐形但不可忽视的作用。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汪晖,以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思想领域受到广泛重视。围绕“开放与自主”这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命题、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自处的根本性问题,《南风窗》记者采访了汪晖教授。

  

需要重新思考的现代性

  

   南风窗:汪老师,你对现代性的反思,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社会活力比较强,对未来的预期也比较积极,为何你的著述中仍然有“亡天下”的忧思?

   汪晖:忧患意识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从孔子时代开始就已成为一条内在线索。

   忧患来源于两方面——“亡国”和“亡天下”。“国”主要是指政治体,比如一个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兴亡更替都很快。相比于王朝兴衰,孔子更关心礼乐文化、“天下”秩序的维系。“天下”包含道德、审美和文化,如果连这个也衰亡了,才是真正的“从内到外的衰落”。

   所以,“忧患”是中国思想史向来的底色。到晚清时期,内忧外患,中国遭遇“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更为凸显。当时很多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公共讨论、国家建设、政治组织、社会运动,以及后来的革命运动中来,其背后都有这个底色。

   它超越了一己私利,持着“怀抱天下”的信念。它有独特性,因为中国文明或者中国历史在晚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另一方面它也有普遍性,当时的整个世界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危机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从鲁迅开始研究这个时代,鲁迅的整个思考里面也正是包含了这样的关切。如今的时代与20世纪前半期已经十分不同,但中国思想的这一传统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意义。

   南风窗:由于晚清以来的经历,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否像已经失落的三大文明古国那样,同样面临失落的危险?

   汪晖:所有的文明都处于兴衰进程中,而且在发生转化。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不会消失、衰亡,我对中国文明的生生不息是有信心的。经过一两百年、几代人的努力,它不会发生像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包括古希腊文明那样的变故。中国文明今天仍在延续,在同一个地域、人口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中国文化,依然是生生不息的,只不过这样生生不息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持续地发生转化。

   问题是往哪个方向转化,怎样发生转化,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南风窗:向现代性转化,是无可选择的方向,改革开放事实上也是这一转化的延续。在中国,说起“现代性”这个词就会联想到你,这是你的学术标志之一。不过你是在对现代性进行彻底反思的背景下使用这个词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中国独特的现代性。

   汪晖:我当年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是基于批评的态度,而不是基于规范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因为现代和现代性的概念在很多思考中逐渐被规范化,在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大家逐渐地以欧洲思想或者欧洲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基础,用一个一成不变的规范性的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化。我之所以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就是对这种规范与具体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进行批判。

   “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包含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现代性所代表的不仅是一套尺度,它也重新组织了我们对历史的叙述。我们对过去的思考过多受到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现代尺度标准的影响,以一套根据近代欧洲的发展所产生出来的叙述方式,作为叙述自己历史的基础性框架和规范,我对这种态度是存疑的。

   中国有这么长久的历史,这么丰富的传统,在19世纪之前依然是世界上最为繁盛的一个王朝,而且是一个文明体,它当然是有自己的历史脉络的。如果用欧洲19世纪的尺度,来把整个中国的历史重新划一遍,不进入尺度的就是负面的,进入尺度的就是可以衡量的,如此一来,大部分的中国历史就被撇在一边了。至于被撇去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些因素叫不叫现代,是完全不重要的。实际上它仍旧被重新组织在我们当代生活的思考里面,组织在我们当代世界对于未来和对于自身的理解当中。

   另一方面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现代性也需要重新思考。

   自资本主义发生以来的一系列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观,从过去到现在,从落后到发达,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以发展为逻辑。我们有很多进步,尤其是在物质生活方面,但更多的是感受到了来自现代的挑战。

   从16世纪最早期的“现代”开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贩奴和蓄奴制度、世界性奴役的结构,都在现代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复制,在20世纪又爆发了最空前的战争,人类前所未有地拥有了毁灭自身的能力,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还有当代社会的不平等、乡村和社会组织的转型和衰败、急剧的财富的分化、移民问题、战争问题等。这些问题如此尖锐,以至于如果不加以批判性地思考,那么发展的逻辑就可能是盲目的,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导向自我毁灭,或者自我破坏。

   我之所以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就是因为认识到人类需要对现代性进程本身进行思考。批判性的思考不是说简单否定以发展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进程,否定全球化的进展,而是我们已经置身于这个进程内部,如果在当下再不提出批判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对自身、现实社会、全球关系以及对未来的理解,都是非常单线的。

   正是单线的进化论,常常堕入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所谓的现代的思考中去。其实现代思想本身是丰富的,但是这种单线论又是现代社会里面最强势的一个思考方式,它在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标准之后,把其他的都排斥在另一边,这种尺度我认为是需要警觉的。

  

独特和特殊不一样

  

   南风窗: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建构在“现代性”的基础之上。1982年之后,中国的主流话语里出现了一个始终不渝的定语——“中国特色的”。你怎么理解这个词组,它可以被视为中国主体性的彰显吗?

   汪晖:我的注意力在哲学上的区分,更愿意区分另一组概念——特殊主义和独特性。我强调的是独特性,而不是特殊主义。有人说独特就是特殊主义的,我不这么看。当我们说自己很特殊的时候,是说自己不同于普遍状况,因此,特殊主义是以普遍主义为规范才提出的,虽然形式上是对立的。

   “独特性”和特殊主义不同,特殊性似乎是普遍性的反面,但独特性本身就是包含着普遍性的独特性。世界上的每一个文化、文明,每一个独特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所以它是独特的,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

   我们经常会说普遍的就是可以复制的,我不认为如此。因为普遍性都是存在于独特性里面,通过独特性来呈现,反过来说,你也只能在独特的情境里面去追求那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不是可以随便用“复制”这个词的。

   西方有没有独特性?当然有。有没有普遍性?当然也有。可是这个独特性和普遍性都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的文化、事件和人物的条件之下的,我们可以受它的启发,从它那儿得到很多经验和教训,但是我们在学习、借鉴它的同时并不能复制它,也不应该去复制它。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也是同样道理,我们能复制过去吗?唐朝很好,汉朝很好,我们就复制汉朝和唐朝吗?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学习。

   那我们学习它是不是就是认为它是有普遍性的?的确。但是那个普遍性是可以被别人复制的吗?不行,这是独特的。所以不是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讨论独特和普遍,而是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境中来理解独特性所包含的普遍性,或者说普遍性得以呈现自己所依赖的独特性。没有一个抽象的普遍,普遍总是具体的,总是蕴含在具体的事件里面。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件总是有它一定的存在条件,这些条件是其他情境下不具备的。你可以学习,可以受它启发,但是无法复制。

   也有人问,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是不是可以复制,我觉得这没有意义,倒过来也一样。强调独特性,强调在这个意义上的具体条件下的探索,都是强调我们任何一个社会,探索自身的道路,都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而不是说从哪里原样拿来就可以的,没有这样的捷径。

   南风窗:经过五四、文革的两度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在改革开放至今40年里,一步一步又回到了主流认可的范围之内。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曾经被现代性傲慢地拒绝的历史,最终还是参与了中国的现代性的塑造?从你的角度如何梳理这个过程?

   汪晖:我们理解历史跟现在的关系有不同的方式,最好避免回答这样的问题。

   20世纪非常独特。在20世纪之前,中国并没有什么19世纪、18世纪的概念,也就是说,20世纪重塑了中国人的时间概念,重塑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深入地研究历史就会发现,19到20世纪的大转变,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的其他地区。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一个相当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仍然是一个难以逃脱的话题。那么,在发生巨大变化的20世纪之后,怎么去理解我们的传统?传统是什么?如何去理解历史?就变得很重要。

   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它的整个姿态是断裂的、反传统的。但是细致研究也会发现,20世纪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方式和过程、社会组织的形式,并不像它宣称的那样彻底地和历史断裂。即便在革命最激进的时期,我们的社会关系中的许多模式里也包含了很多历史的、传统的要素,有一定的连续性。

   这不等同于说用这种连续性来否定“20世纪带有很深刻的断裂性”,我们对于历史传统的理解,应当超出这样的模式,因为每一次历史传统的绵延,并不都是自然延续而来的。唐朝时佛教兴盛,但它是外来的宗教;到宋代的时候,儒学又开始复兴;来到近代,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根本性地改造了我们的社会组织、国家形态,我们的用语、穿着、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你当然可以讨论断裂的问题。可是文化的要素,是以不同的曲折的形式渗透在里面的,所以看待断裂和连续,需要有一定的辩证的思维,不能简单地从连续的角度来否定当时的断裂,因为那个断裂本身表达的也是一个行动的意志。

   一开头你问到中国文明、文化的延续性,命运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没有19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国人付出的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中国在地球上的“球籍”还存在不存在都是个问题,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反思地对待20世纪里面很多的问题,但如果过分轻率地否定20世纪,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

   不仅在中国,今天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各个不同地区的人们都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还要更深入地思考。

   中华文化的韧性是它一枝独秀地存活到今天的必然性所在。

南风窗:中华文化有很强的韧性,这是它一枝独秀地存活到今天的必然性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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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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