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对外开放与历史担当

——纪念对外开放4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2 次 更新时间:2018-11-19 0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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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  

   即使开放了20多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依然骂声不断。一些人认为跨国公司不是激活中国经济的“鲶鱼”,而是吞并中国企业的“鲨鱼”;WTO规定的幼稚工业保护期,实际是死缓期。参加谈判的一线同志与负责同志,承担着“买办、洋奴、新汉奸”的侮辱,如《Ⅹ是个大卖国贼》《21世纪汉奸之Ⅹ》、《从经济汉奸到文化汉奸》等,不一而足。

   即使国家总理也未能幸免,在民间许多人骂朱镕基是“卖国贼”,对美国“太软弱”。他回忆道,“我们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我提醒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农业上作了多大让步。我为此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中国人从来就认为,一个信息产业,一个保险行业,是利益攸关的行业。他们认为我同意了51%,就是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尽管我不那么认为。所以从那以后,国内外就有一种谣言,说‘朱镕基要辞职,要下台了’……但事实上,我是受到普遍批评的”。但美方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却评价到:“在我认识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见过第二个像朱镕基总理那样的领导人,他的气节,他的睿智,以及他对中国的预见性,还有他非凡的勇气,因为他在冒险,但他认为他是对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会使全球体系变成真正的全球体系”。

   据当事双方后来回忆,当时加入世贸组织签约的时机稍纵即逝,如果不是党中央决心很大、临机果敢,总书记拍板定调、总理奔赴谈判桌,李岚清、吴仪同志靠前指挥,一线同志敏锐性强、汇报及时,不惜背负“卖国”骂名,恐怕就错过去了,不知还要等多少年。比如,关键时刻朱总理听完汇报后,果断地说:“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当时美国也有人攻击克林顿总统,说他竞选时收了中国的政治献金、投桃报李地出卖了美国利益。巴尔舍夫斯基回忆,“如果在那天没有达成的话,会拖很长的时间”。中方谈判代表也回忆到“如果当时再拖下去,不仅中国会晚受益,而且为入世付出的代价会很大”“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次机会,可能中国入世的谈判,特别是和美国的谈判将会拖好几年”。

   世事变幻,如果当时没谈成,什么外贸外汇工业世界第一、经济世界第二,恐怕只是呓语,不知会晚多少年。现在看看美国精英们对让中国入世多么后悔:美国总统首席战略专家班农说,“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几年前,政治家族肯尼迪的后裔,专门来中国研究“入世”这一小题目,认为“美国人做梦也没想到,入世后中国发展这么快”,颇能反衬出入世对我国是多么重要!

   可见,开放之路从来不是坦途。40年开放历程反复昭示,反对开放、骂开放工作者的声音会不时出现,“五年一小反、十年一大反”似成规律。以利用外资为例,出现了80年代初、1992年前后、入世前后、2014年前后四次较大的反对声浪。针对新一轮反对利用外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强调:“中国不再需要外资”的认识很片面,“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即使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一系列开放新举措,落实情况并非让世人满意,比如服务领域开放不如预期的好,“口头上喊开放、手头上反开放”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之初,封闭自大的“中超美”声音很高,非理性的民粹思潮泛起,仿佛硬拼到底才是爱国,双方互让就是吓尿、就是卖国,大有“杀君马者道旁儿”之势,直接压缩对外交涉选择空间,不利于新一轮扩大开放。

  

反对开放的惯性:历史的镜鉴与中外的参照


   因为开放的阻力太大,所以李岚清同志把国门初开的岁月称为“突围”,因为“当时所争论的还不仅仅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了”“僵化的思想观念,传统的体制机制,以及国力家底都很薄弱等,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对外开放每迈出一步,都要突破重重阻力,打破许多条条框框,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和风险”。

   人们“一谈到‘海外关系’就联想到‘政治问题’;一谈到‘开放’二字就联想到‘里通外国’;一谈到‘引进外国资金’就联想到‘卖国’,谁去负责办理这些事,谁就得冒被指控为‘洋买办’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和平时期,骂汉奸、国贼的声音大小,可以成为社会是否正常、极左是否过多的睛雨表。

   其实,这些故事一点也不新鲜,把开放当卖国,在中国历史上屡演不衰。如清末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慈禧等最高统治者还是“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见识,士大夫群体处于“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水平,“但以诟毁洋人为快”。开放先驱者的命运,就不美妙了。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撰了《海国图志》、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都受国人诟骂,但传入日本后广受欢迎,引发明治维新,日本反过来再打我们。黄遵宪写出《日本国志》,无法出版,等甲午战败,为时已晚。

   郭嵩焘是清朝首位驻外大使,出使英国时被骂为“勾通洋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并被老乡开除湖南“省籍”。朝堂还特地派人监视他,不断“打小报告”,列其种种“罪状”,比如在英国听音乐会时翻阅音乐单,也被认为是“汉奸”行为,极尽诬陷之能事。他写的《使西纪行》,也被国内严禁。

   当务实者要求通电报、修铁路,但朝堂怕“惊动祖坟”,通电报拖了12年、修铁路拖了17年。架设电报线被上纲上线到“不忠不孝,罪莫大焉”;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竣工后,被迫用骡子当“火车头”,因为怕“震动东陵”。

   这些老故事,到改革开放之际再次重演,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开放前的封闭自大雷同。即使小平画圈的“春天”已过数年,依然存在“特区就是租界”的反对声。入世时争论更大,如果不是党中央果断决策,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

   无论是修铁路还是入世,“清流”们从不从技术层面反对,而是用“高大上”理由来诛心,自居道德制高点。他们老是唱高调,好像调门越高越爱国,越排外越爱国,自以为“爱国无罪”,对先进科技与现代文明无接纳之意,紧盯务实的人并借机痛批一通,但自己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操作办法,于国于事无补,害国祸国不浅,有人把这类“爱国者”称为“爱国贼”。

   察史观世,高调过头者,有悖常识,或圣或伪,圣罕伪广。莫名高调、不近人情,更远可追溯到易牙、竖刁、开方之辈,最后害死齐桓公的正是他们。历史往往很吊诡,还会呈现高调者成真汉奸、被骂的“卖国贼”实为爱国者的现象。抗战时这种例子不少,“汉奸”张自忠等人反而被证明是抗日英雄。“五四运动”时,被普遍斥为卖国贼、住宅被烧毁的曹汝霖,到抗战时不与日本人合作,拒任伪总理大臣,算是保全了晚节、留住了清白;而带头火烧赵家楼的“爱国”青年梅思平,后来居然与汪伪同流合污,堕落为不折不扣的真汉奸。

   世道人心相近,不仅在中国,国际上反对开放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每当社会鼎革之际,一旦扩大开放,就会出现新旧力量的剧烈较量,这一现象可谓“古今同、中外一”。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时,推崇向西欧开放学习,其儿子在守旧派贵族支持下反对他,逃亡国外后,在得到宽恕的许诺下回国,结果被投入狱中致死。日本1854年与美国签约、国门洞开之后,出现了尊王攘夷、倒幕运动及明治维新,新旧势力斗争激烈,并演变为战争。明治维新获得成功,但“维新前三杰”平均寿命仅29岁、“后三杰”47岁,均有2人死于非命,并留下极端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后遗症。

   在“东亚病夫”清朝推行立宪改革时,“西亚病夫”土耳其、伊朗也在持续变革。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强力推行以西方为蓝本的改革,实行共和、民族、平民、国家、世俗、改革等六大主义,变政教合一为世俗国家,但反抗强烈,东部各省在托钵僧唆使下,发动武装叛乱,凯末尔铁腕镇压,最终才得以平息。他还强制所有政府人员必须穿西装、戴礼帽,凡戴土耳其帽者将依律治罪。这些强力措施促使土耳其走向西方、走向现代,凯末尔也成为“现代土耳其之父”。受其影响,许多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后,如埃及、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墨西哥等,也开展了广泛的革新运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伊朗的礼萨汗改革及巴列维“白色革命”。巴列维的世俗化、现代化、波斯化改革,一度被称为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典范”、“雅利安人之光”,让伊朗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复兴古波斯帝国的荣光似乎在即,但却遭到宗教人士因意识形态、既得利益等因素的拼命反对,加之社会贫富分化与贪腐严重,最终出现了霍梅尼的“黑色革命”,改革成果付之东流,出现了历史大反转。

   拉美国家有较长的左倾传统,这固然与跨国公司控制经济命脉、吸其血液等因素有关,也与国家政策爱走极端等特质有关。这些国家早期开放时并不设防,有的国家经济自主性丧失;后来又反对依附,试图与发达国家“脱钩”,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但又缺乏国际竞争力、打不开国际市场;当开放政策试图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时,又照搬照抄,倒向“新自由主义”一端,滋生频繁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坠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巴西为例,我们去考察时,其制造业依然缺乏竞争力,每次政府试图扩大开放、减少补贴、增强竞争时,企业极力游说拉拢,政治家为了选票,屡屡放弃很想实行的开放政策,致使幼稚产业长期不能“毕业”,难以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利益集团绑架开放政策的范例。

   总的来看,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我国不同,不似中国这般悠久的“德治”传统,其反对开放者一般不去抢占道德制高点,不以爱国者自居、不骂开放者卖国。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承认利益集团的合理游说,赞同或反对开放是公开的,更多关系到既得利益,而不会与卖国或爱国直接挂钩。

  

开放阻力大之因:教条主义、脱离实际与既得利益


   那种把排外当爱国、把开放当卖国的现象,那些观念的守旧与顽固,起源于长久自我封闭,不沟通、不理解导致不尊重和不平等。如果过于信奉教条、脱离实际,长期从概念到概念,远离一线、远离现实生活,“站着说话不腰疼”,往往容易唱高调、扣帽子。正如谷牧同志回忆的,“对外开放和举办特区……几乎每个阶段都听到过异议。这些异议和阻力,或源于旧观念、老框框的思想束缚,或由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或是囿于部门、地方利益的偏见”。

   一是固守教条。当对外开放涉及到姓社/姓资、爱国/卖国这些根本大问题时,习仲勋面对本本和教条的曲解,第一次到深圳调研就勇敢地提出,“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当初搞包产到户,一位老干部说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万里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答:“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直到1992年南巡,小平在特区困难时再次视察深圳,讲到“特区姓‘社’不姓‘资’”、“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那一教条的束缚才算告一段落。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本是中华文明之精神,须认真传承,然而教条主义只认死理,反其道而行。我党的巨大成功,离不开两次反对教条主义,一是延安时期;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破解教条的策略是“解放思想”,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培育开放的心胸与气度。

二是封闭自大。有句话叫“眼界决定境界”,在封闭的环境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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