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我看美国社会之三:我的历史研究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6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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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 (进入专栏)  

(本文首发于学人Scholar公众号)


编者按:在中美关系阴云密布的今天,通过多种渠道、以更为客观的态度了解美国,有助于我们更好处理中美关系。就此话题,近期学人Scholar 采访了在美工作生活多年的伍国副教授。他认为:多数美国人与中国心理距离总体上仍然非常遥远,乃至抱有极大的误解或敌意,这种敌意及其根源至今尚未被国人深刻认识和研究;而要真正认识美国,则必须深入美国民间社会,认识到美国社会深根于欧洲的文化传统,并以更加宽阔的视野、理性的态度和扎实的研究去认识美国。本次访谈分为三期发布,在前两期中伍国副教授为我们介绍了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对美国社会、中美关系的看法:学人访谈|伍国:美国大学生如何看中国?(一)、学人访谈|伍国:中国到了一个客观研究美国社会的时候(二)在本期内容中,伍国副教授将为我们介绍他的求学与研究之路。

访谈对象:伍国,四川乐至人,1974年生,2001年赴美留学,现为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Allegheny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专业负责人,主要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人类学史及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学术话语构建过程。

访谈人:黎振宇 张容川 梁晓阳

文学让我开始关注人


学人:本科毕业后,您从英美文学专业转向历史研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改变专业并赴美国留学?在文学领域的求学经历对后来的历史研究又有什么影响?


伍国:这个原因需要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在中学阶段,就是1985年到1991年的六年间,受益于八十年代开放、自由的文化气氛和读书环境,在17岁上大学之前,其实把当时知名的小说家的作品——像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铁凝、阿城、冯骥才、陆文夫、韩少功、周梅森、苏童、叶兆言、残雪、扎西达娃等等——几乎都读过了。曾经被老作家艾芜的小说集《山峡中》中描述的那种山间马帮、流浪漂泊的生活所深深吸引。读王朔的《顽主》快笑死了,但是更喜欢阿城的那种特别简练、极具控制力的文字。《黄土地》、《红高粱》、《黑炮事件》、《野山》等等,这些电影很多在一上映的时候就看。当时我还杂乱地读一些翻译过来的美国政治学著作,比如尼克松的书,有关“文革”的书,徐悲鸿的传记,还有一些回忆录,比如沈醉的《我这三十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张国焘回忆录。历史方面的书读过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清史研究的论文集——这些当然不都懂,但浏览过。当年读这些书和高考都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初中时一度很悲观,不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学,因为我的理科很差、而且也不感兴趣。

这种在中学阶段没有特定目的、完全追随兴趣的杂读经历,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到了高中我又发现自己对英语的兴趣比对中文更大,觉得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决定读英语(当时还想过学法律),于是又读一些国内出版的课外英文读物,比如美国历届总统竞选演说。我在大学成绩并不算差,而且特别喜欢中英互译那种转换挑战,口头、笔头都比较喜欢,当时教翻译的教授也常常把我的翻译作为范文在班上读。不过后来我觉得英美文学或者应用语言学似乎也不是我特别想继续从事的研究,似乎还是对政治、历史这类东西更感兴趣。我们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用英文写的,我最初想写美国清教徒,最后写得是关于中国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脉络,这和英美文化、文学都无关。学校也不管你具体写什么,写完上交,导师批准了就好。我们搞学生会竞选,自由报名,上台演讲,票数高就当选,当场揭晓,很民主。

后来,大约是1998年前后,我在工作之余读到了保罗·柯文的《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和晚清革命》的中译本,就是那个“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里的,又读到了袁伟时教授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我发现自己对晚清的变革非常感兴趣,觉得自己真正想从事的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文学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对人的命运和心理的关注。比如我最近偶尔重读《水浒》,注重那些很细微而又简练的关于人物心理转折的描写:武松在什么时候下了血洗鸳鸯楼的决心?林冲发现自己被非常信任的朋友陆虞候出卖,是什么心态?《水浒》是非常契合中年人心境的。我自己理解的“少不读水浒”不是读了造反,是只看到造反,看不出那些悲怆的心态和幽微的人性。

历史学有很多进路。我的博士导师陆德芙(Jennifer Rudolph)研究总理衙门的运作,认为清政府有高度的制度弹性。她坚定地相信制度史的方法和结构分析,但对探究人物的内心却没有很大兴趣。我做郑观应研究的时候,坚持要深究郑观应的道教信仰,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她却觉得这一章不必要,我想如果我选择集中研究轮船招商局的体制,她可能会更高兴。当然我还是坚持自己,没有听她的。不过美国的导师一般来说都比较开明,会尊重学生的意愿,更多是鼓励和宽容,而不是阻止和限制。

最近郑观应家族的一位后人,在读了我写的关于郑观应的书后联络到了我,我就问了这位先生对写郑观应道教信仰的那章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好,而且他自己也信道教。然后他介绍我和郑观应在上海的四代嫡孙郑克鲁教授视频互致问候。郑克鲁先生是法国文学研究大家和《悲惨世界》中文译者,我就提到我本科学校有个知名法语教授袁树仁老师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郑克鲁教授开心地说,袁树仁和他是同班同学!对人物的研究是我的个人偏好,因缘际会,让我和这个家族在现实中也有了交集。最近有位加拿大政治学家发表了自己研究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论文,此前他针对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来源和我进行了好几轮的邮件往来。此外还有香港的两位学者联系我交流一些郑观应研究中的看法,他们后来都发表了关于和涉及郑观应研究的专论,其间也有晚清改革家的后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家族延续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

当然,我后来的一些研究也脱离过这种对“命运—思想—心理”的探究,开始研究一些机制,比如话语产生机制,一种制度究竟如何运作等等。我并不排斥任何流派和门类,持开放态度,既不觉得历史研究“必须”研究人的命运,也不认为“必须”摆脱个体和叙事,转而“必须”研究长时段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演变。我想,每种路径都有优势,关键是看做出来的东西本身有没有说服人、影响人的强大力量。另外,史学著作的读者也是多元的。有的人可能更喜欢外交和军事,喜欢看大人物的运思决策;有人喜欢了解底层社会,看小人物的悲欢;有人喜欢文学性更强的文风,有人则喜欢理论思辨。我想,任何“必须如何如何”的思维大概都是比较武断的。


学人:在求学经历中,有哪些人、书籍或事件对您影响比较大? 在治学道路上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脉络的演进中,隐于背后的主要关怀是什么?


伍国:还是回到八十年代,作为一个中学生的阅读经历来说,父母的宽容(没有说不该读这些、而应该读集中应考之类)是最值得感怀的。事实上很多书就是家里的,有些是我自己不断用零用钱去买的。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按惯例看完要写观后感,但是我觉得我不喜欢那部电影,就跟我父亲说,我不喜欢那部电影怎么办?我父亲很平静,说“那你把你为什么不喜欢写出来”。于是我就在观后感里把电影批了一通。我认为这是我记忆中关于“独立思考”的最早启蒙和实践。今天回过头看,如果不喜欢却还要假装喜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

在美国,我很幸运第一个导师是任达(Douglas Reynolds)教授,《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的作者。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忘年交似的朋友,我非常喜欢他的善良、宽容、乐观、自然、随和。其他我觉得主要还是从大量阅读中获取方法、观点,乃至一些感悟。可能柯文对王韬的研究对我一直有一些影响。任达也非常喜欢“人”——那些作为独特个体的晚清知识分子,特别欣赏黄遵宪。

曾经上过的一些研究生讨论课对我后来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其中包括关于“现代拉丁美洲历史”的课。我从这里了解了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更早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理论,以及拉丁美洲近代国家建构中的一些问题。“美国城市史”和“中国城市史”,让我把城市空间作为关注对象和分析框架;“德国史”中对德国特殊道路的讨论和对一战中普通士兵人性的描摹,令人印象深刻;“苏联电影研究”中,看过和分析过的那些经典电影;还有“口述史”的理论、技巧学习和访谈、录音、论文写作实践等等。事实上,我在美国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是关于电影的。就具体研究来说,在对郑观应的研究中,夏东元教授奠基性的著作和易惠莉教授的《郑观应评传》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梅嘉乐教授(Barbara Mittler)对《申报》的研究让我注意到对晚清中外印刷媒体要进行仔细地重新考察。

现在也许可以初步地来说这个隐藏的、大的关怀。尽管我在做具体研究的时候或许没有特别明确地意识到,但后来还是可以把所做的所有研究放在一起,这就会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应该说关注的还是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这个转型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在持续。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还是充满紧张。

在这个大的关注下,我的论文讨论过以贵州沙滩文化为中心的晚清经学,考据学余绪和现代性的隐含关联,早期恽代英和他的小群体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关系,战国策派文人学者在抗战期间对中国历史的再阐释,以及作为一个系列的土改诉苦运动研究,忆苦思甜运动研究,还有文学艺术作品中大地主的塑造和演变。其中对地主形象的分析可算文学研究,也是发表在美国的英文期刊《中国现代文学》(MCLC)上,但在史学意义上,还是关注二十世纪中国如何实践一种新的话语模式和历史叙事,如何保持传统,又创造出一些独特的经验。我对知识群体的兴趣,有艾尔曼教授研究常州学派时注重知识社群和人际网络研究路径的影响。


与读者说


学人:最后,对于目前正在进行历史学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青年人,您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伍国:我个人认为有必要“由博返约”,从博览群书和宏观的关照开始,从大的框架开始,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从这里下沉,把微观的研究做深做透。对历史这个学科,应该有史学史意识和理论方法意识,我现在对美国学生也是这样教。我会直接告诉他们,历史的写法是分类的,虽然不完全严格,但大致还是有不同类别及相应的方法论,有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比如你的毕业论文是社会史的取径,那就带着明确的意识去尽可能地呈现底层的经验、视角,搜求相应的资料,还要在开题的时候说清楚,为什么你认为从底层入手更能有效呈现这段历史。口述资料如何看待,记忆是否可靠,这些我们都在课堂上讨论。这可能是“方法论”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再考虑一些其他取径的结合,比如研究中国普通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史,如果加进女性史的视角,哪怕不是在写完全的女性史,也会让历史呈现更丰富的面向,因为以性别作为分析框架的话,女性的经历,比如消费行为、对同样的历史回忆时候的侧重点,和男性又完全不同。

多读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和大量专著。只有读这些,而且熟悉史学史,才能纠正所谓的过度“碎片化”问题,而把自己的研究有意识地放到一个学术界集体对话的框架中。学界毕竟一定会是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和稳定地讨论某几个大的议题,或者共同支持某种视角,比如研究视角的“地方化”倾向。我曾经读过一个国内的学生发来的论文草稿,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也写过其他很坚实的论文。这篇论文读后,感觉史料运用也很广泛和扎实,把那段历史中的种种纠葛写得也非常细致,但是已经远超过一般论文的长度,却还是看不出作者究竟想集中论证什么主题,最后作者似乎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来收尾,就暂时放下了。所以“问题意识”确实是很重要的。史料是史学的生命,但是历史学者的工作是驾驭这些材料,在不歪曲、不故意遗漏的前提下让材料形成有意义的叙事,在一定篇幅内指向一个经过提炼的主旨,而这个主旨还是能够用几句话就概括出来的。在美国的论文写作实践中,一般不主张过多和大段地直接引用史料,而主张多用自己的话来转述(当然一定都要给出出处),以及更多用分析的方式来写,而不是一味地罗列事实。现在网上的数据库越来越多,原始资料的获得比过去容易,但是还是要有问题意识和“大图景”。

在有些历史领域,不妨学习一些民族志理论和方法,口述史的技巧,到乡村、基层去访谈、调查,很多东西是在民间的。但是仍然要有较强的阐释力,否则访谈出来也不一定有深度。

最后,希望历史学生和学者也注意文字的锤炼。美国的出版社和学刊都有专职的文字编辑,有的美国人在正式写作或者投稿以前,还会花钱请编辑公司的专业文字编辑润色文字,母语是英语的也一样。优秀的英文史著也往往是文笔精美讲究的。中国国内学界似乎认为文字润色只在中国人写英文的时候需要,写中文自然就不需要了。其实很多中文论文写作语句冗长、拖沓、啰嗦,不时还有语病。泛泛读一下看不出来,仔细读的话就会发现文字功夫欠缺或者没有用心,学刊编辑部也似乎不认为有专门审读和修改文字的必要,这点或许应该留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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