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 凌敏 李盈:改革开放、国家形象重塑与现代中国学术重建 ——魏敦友与凌敏、李盈对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11: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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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凌敏   李盈  

  

   缘起

  

   因为这个学期课特别多,比较忙乱,在郑惠姨和凌敏、李盈三位同学分别打电话来希望对我作一个采访的时候,我虽然不好拂却她们的热情同意接受她们的采访,但建议三位同学一起过来,就大家感兴趣的主题聊聊。不意同学们也很忙,时间上很难凑到一起,于是先是郑惠姨同学抓住一天下午课后的时间访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是2018年10月25日凌敏和李盈两位同学来到我的办公室法学院303室访谈了近两个小时。我原以为两次会谈得大同小异,不会有什么特异之处。但我没有想到,虽然两次谈话有一些重叠之处,但是她们提问的重心其实有很大区别,因此形成了两次不同性质的交谈。如果说,郑惠姨同学的重心放在我的人生经历上,那么凌敏和李盈两位同学则放在改革开放上。我在谈论的过程中,随着她们的引导随意畅谈,于是形成了重点相对不同的两个文本。郑惠姨同学的访谈文本以《让人生的阅历转化为思想的洞见》为题,现在凌敏和李盈两位同学的访谈文本以《改革开放、国家形象重塑与现代中国学术重建》。面对摆在自己面前的这两个文本,虽然还很粗糙,但也是我们师生之间的心血凝聚而成,因此亦是弥足珍贵,于是以敝帚自珍之心态而存之。再次谢谢郑惠姨同学!谢谢凌敏和李盈同学!

——魏敦友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2018-11-13

  

   凌敏、李盈: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问改革开放使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魏敦友:谢谢你们的采访!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一般是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由邓小平领导的新时期。我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改革开放正好是我进入成年的时期,所以改革开放当然对我有重大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僵化的社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强有力的管制,改革开放是对此前这个僵化社会的否定,所以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一个新阶段。中国的高考制度重新启动,高考恢复从七七年开始,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是从七八年开始,一大批年轻人希望通过这个新体制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我亲眼见到大哥哥大姐姐们通过考试进入大学,这对我们这些学弟学妹来讲,是个很大的鼓舞,整个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吧。之所以称这个时期为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可以简单约地讲一下。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一晃快七十年了。我觉得有三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七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及其内在机理,第一个是新中国这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新时期,第三个概念是新时代。新中国是现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其重要性在于它结束了我们以前山河破碎、国家分裂的这样一个局面,终于建立了一个比较权威统一的国家,结束了以前破碎割据的状态,虽然当时港澳台还没有回来,但是国家已经基本统一了,这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伟大贡献。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发展得挺快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活不断地向一个比较僵化的方向在走,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末,我们的社会变得非常僵化,社会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活力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牢牢地控制在国家的手中。第二个概念是新时期,新时期是邓小平领导的,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主要领导人物,开创了新中国的一个新时期,我觉得新时期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国家不断给社会释放活力,从而使我们的社会生活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现代宪制的演变中寻找到端倪。我们知道,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1982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是在此前的1978年中国重新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四年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中央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我们的社会要有活力,此前我们的社会是缺乏活力的,因此1982年宪法是在此前1978年宪法的基础上的一个重新立宪吧。我们知道,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部宪法,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宪制结构。但此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坎坷不平,相继有1975年宪法及1978年宪法,总的来讲这两部宪法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比较僵化,过于强调中央权威、国家权威,对民众生活限制过多。1978年是新时期来临的一个标志,同年制定了一部宪法,但是它还受到1975年宪法的强烈影响,所以1982年又对1978宪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这就形成了我国的现行宪法。1982年之后又经过了5次修改,前四次分别是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今年2018年是第五次修改宪法。1982年宪法及其修改是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秩序生成的一个历史起点。我最近有一个基本判断,我认为前四次即1988、1993、1999、2004年的宪法修改其内在使命就是为了解放捆绑在我们民众身上还有社会经济身上的枷锁,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等新经济形式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社会生活恢复了它的活力,这是新时期的一个很大的特点。现在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一方面社会生活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但是你们别忘了另一个方面,在我们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使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矛盾也日趋激烈,社会公正问题日益突显,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权威、政府权威和党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2018年宪法修改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的根本旨趣乃在于恢复或者重建国家权威、政府权威和党的权威。所以,我们从2018年宪法修改中所看到的加强党的领导,以及包括监察委的设置等等,我觉得在根本上都是要重建国家、政府和党的权威,这就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似乎可以说新时代是新中国与新时期的合题。作为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主要受益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因为如果没有大学,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机会进入大学,我们的人生当然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我的家乡在湖北仙桃乡下,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我们得以进入大学,得以接触到新文化、科学,接触到现代学术。所以我今天能在大学里当老师当教授,改革开放对我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新时期的社会背景之下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思考国家、思考人类的基本状况及其未来。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对我的影响和我的同代人一样,是深且巨的。改革开放完全改变了中国近世以来积弱积贫的悲惨格局。有这样一个说法我完全同意,新中国使我们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使我们富起来了,新时代使我们强起来了。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亲眼见证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古老国家在现代主权体系中地位的改变。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时段,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算是一个比较太平的时期,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个时代都情不自禁地由衷赞美。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大学。虽然今天的大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大学是一个知识的传授平台,也是各种思想传播的一个平台,更是一个展示创造力的平台。我是1984年上的大学,那时候的大学和今天的大学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时能考上大学的人是很少的,大约百分之八左右,应该属于精英教育,现在估计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吧,应该属于大众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今天的大学是符合现代人文精神的,在原先大学的精英化教育基础上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标志着我们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今天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提升大众化的大学教育的层次,真正起到现代大学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

  

   凌敏、李盈:老师,您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的教育模式有何不同?

  

魏敦友:严格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大学教育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中国的大学教育是从晚清开始的,戊戌变法时建立了京师大学堂,可以说京师大学堂是近现代中国大学的开始,现在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就是在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的改革成果,逐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现代大学制度及知识制度,特别是经过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近现代大学基本成型。但是1949年之后,民国时的大学体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学在知识的传播,在培养人才方面,受“左”的影响比较重。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学不具有现代大学的特征,因为知识传播被终止了,创造性被强烈遏止,特别强调大学的技术性特征,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学中的人文社会科学之类的专业都受到了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比如说我们的法学专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学校都撤了,只有北大和吉林大学这样一些重要的大学还保留着。我们要知道,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的活动及其内在机理的,因此具有反思性或反身性特征。比如,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到法律制度乃至于知识制度,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当然也包括法律学者进行研究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比自然科学更重要,根本就在于它的反思性特征或反身性特征。但是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前这些都受到了打击,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学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比较强调技术性,工农结合,上山下乡。毛主席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类的。有的大学都已经不招生了,国家也陷入到内乱之中,所以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人文社会科学开始恢复,比如说社会学、法学等都得到了恢复。很快我们新时期的大学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的,可以说是亲身见证了新时期大学的欣欣向荣,思想争论、文化热相继兴起,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一些大学完成了现代转型,大学不应该仅仅研究科学,更应该研究人类、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社会生活如何比较良善的建立起来,怎么来建立一个好的生活秩序,或者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才是好的。我们要向西方学习,八十年代更多的是批判传统,希望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这是我们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德先生”与“赛先生”,所以我所进入大学的八十年代,被人们称为第二次文化热,这个文化热对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大学的设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大学重新招生,使流落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关怀社会的青年们,来到大学探讨国家和人类命运,成为了新时期中国思想的主力。所以现在很多有名望的学者都是当时流落在乡间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对自己对国家对社会的忧思,所以他们一旦进入大学之后就如鱼得水,很快就有了深刻的思想,引起了关于国家命运的讨论。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学生关心关心个人命运,关心国家命运,关心人类命运,这样一来,原先大学的技术化特征一下子被大学的人文性特征所取代了。大学到底应该是什么呀?大学难道仅仅是传授技术吗?仅仅是传授知识吗?不是的,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与技术,更要思考人生和社会,思考国家的命运,甚至要思考人类的命运。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学,是恢复现代大学本性的一个历史性时刻,所以,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我们各个大学学科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包括同学们所在的广西大学。广西大学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才有今天的成就,广西大学作为广西最好的一所大学,它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恢复一些大学的学科,包括人文的,社会科学的,比如我们法学学科。虽然今天的大学还有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如“钱学森之问”今天象巨石一样沉沉地压在大学里面一些有识之士的心底,但是终究格局已成,我相信中国的大学一定会有光辉的前途的。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学是中国重新恢复大学的本性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期。当年蔡元培先生倡导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吸取的。今天的大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要齐头并进地发展,现代大学必然会在现代人类的社会发展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这与传统社会是有显著的区别的。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和技术,还要弘扬精神,开启人类智慧,要引领社会向更良善的方向发展。用一句话说,原先的大学更强调技术性方面,现在的大学更强调创造性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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