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文化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之真伪

——兼评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77 次 更新时间:2006-10-16 00: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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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作为现时代的中国学人,谈史叙今,讲学论道,总是难免置身于所谓“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总是把历史、文化、政治等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说起来自己的一些文章和演讲有时也没能逃此窠臼。究竟这样的思考方式是否“正确”?我们今天谈论问题是否就非要如此?现代性和全球化难道就是我们摆脱不了的“命运”,政治、文化与历史就如此注定了不可分离?这是我近期一直思考的一些问题,恰巧钱永祥先生给了我一个命题作文,命我就张旭东教授的近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做个评论,我力辞不掉,勉强为文,算是对自己的近期思考做一个交代吧。

  

  一、现代性问题之真伪

  

  时下中国学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论述言之滔滔,似乎已经成为各个领域讨论中国问题不容置疑的前提预设,但我对此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我认为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对于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是一把双刃剑,而就学术性来说,也有一个真伪之辨。现代性在西方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肇始于欧陆思想,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文化思想,在英美的主流思想家那里,现代性并非一个真问题,只是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所谓“后现代”话语体系的滥觞,才开始在北美学界泛起波澜。关于何为现代性,检索起来定义不下十多种,一般说来,它是指陈西方十五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发展与成熟而出现的不同于古代社会的那种新型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思想意识等等,有论者甚至把这种现代形态的发轫上溯到中世纪,认为基督教的神权—王权政制已经属于现代性之议题。本文的主旨不在考辨现代性之义理,而是粗浅探讨它的真伪问题。

  应该承认,现代性问题所隐含的这个人类历史形态的转型是真实的,西方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是本质上不同于古代城邦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与此相关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文化意识、思想观念等等,都是古代社会从来没有的。对于这个方面的体察,德国思想家们从一开始(即从18世纪的政治浪漫派和文化民族主义开始)就感受尤深,一路下来,德意志民族的各派思想家(即德国自由派、保守右派和激进左派),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到经济学的新旧历史学派,到尼采、马克思、韦伯、特洛尔奇、施米特、卢卡奇,等等,他们的思考路径基本上是围绕着现代性问题展开的,他们倡导的“永久和平”、“民族精神”、“绝对精神”、“共产主义”、“天主教大公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的新世界,等等,都可谓从这个(德国版本的)现代性问题中催生出来的“思想”之果。

  按照我的理解,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主要处理的便是上述这个德国思想家们的现代性问题,他从一个置身于所谓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人的视角解读了一番德国思想中的普遍主义话语体系,在我看来,这个考察具有其真实性的方面,确实,各派德国思想家们对于现代性所给予他们的德国之痛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德国是一个思想的民族,思想家们所共享的一种特殊能力就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把西方现代社会生成、发育、开展和成熟的内在机制提升或转换为一套普遍话语,在思想意识的漫游中走完了这个历程,并且真的就以为思想历程可以取代和超越现实历史。这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或理想主义(idealism)之所在,就这个意义来说,德国的自由主义,如康德、韦伯等人,也统统属于这个传统,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的左派和施米特保守主义的右派,就更是如此。张著用相当的篇幅论述这个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话语,例如,关于私人财产权、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以及海外殖民、世界历史和国际公法,关于相互承认、国家主权、同质社会和文化认同,等等,都有较为深入的讨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全书却没有一个清醒的关于德国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认识,即上述核心命题在德国历史中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它们不是英国社会经验的观念总结,就是思想家们的理想修辞,在德国思想中存在的真问题并非黑格尔意义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也不是张著提取的文化政治之多元对话的可比性差异,而是概念与现实的分裂,是德国思想与英(法)国社会之间的紧张或隔膜。

  关于现代性问题,中国学界目前所接受的基本上是一个德国的叙事模式,张著也是如此,关于这个德国版本,我认为它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它从普遍主义的角度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机制以及思想文化形态。但是,应该指出,德国的这个叙事模式是有重大问题的,或者说包含着很多虚假的成分,因为它所想像出来的现代性的普遍话语,无论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关于主奴辩证法的历史理性以及地上的精神王国,还是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及其解体后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无论是尼采对于基督—市民的现代性攻击以及执掌权力意志的新人,还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施米特所批判的现代议会制度和形式主义法学,等等,虽然形式各异,它们都是各位思想家们带着德国的有色眼镜所看到或想像出来的现代性的本质,都是德国特殊经验下的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形态。问题在于,这个德国思想中的普遍性究竟与现代性的主流形态,尤其是英美(法)国家的真实的历史状况有多少关系呢?或者说,诸如私人财产权、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以及海外殖民、世界历史和国际公法、国家主权和同质社会等等,这些支撑着(德国版)现代性普遍话语的言辞究竟触及了多少英美(法)国家的社会核心结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歪曲了英美(法)国家在社会形态的转型中的本质内容呢?

  显然,在15至18世纪以降的英国和美国社会政法思想,乃至在相应的法国思想中,德国人感受尤深的剧烈的现代性冲击并不存在。尽管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乃至法国革命是在它们那里发生的(德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革命),在此前后还出现了法国的启蒙思想、英国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德国也相应地出现了启蒙思想),但从主流的英美思想来看,他们的市民社会形态和政治国家的政体制度,以及相关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道德习俗等,并没有显示出(德国版)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与过去生活的全方位的敌对和决裂,并没有为自己的存在本身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提供非此不可的捍卫与辩护。甚至在古典的自由主义那里,所谓现代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育成熟,完全是一个自生自发的演化过程,在其中并不存在绝对的断裂和革命的变迁,任何一个活的社会都是一个自由扩展的体系,传统是延续的,思想是积累的,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是在符合人性需要的经济、法律和文化的自发演变中逐渐形成的。我们看到,英国的普通法传统,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学,美国的实证主义哲学,以及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等等,这些构成了英美思想的主流。在那里,尽管也存在各家各派之别,也有关于私人财产权、市民社会、民主政治、有限政府和国家主权,以及海外殖民、世界历史和国际公法等方面的论述与理论,但这些大多是来自他们现实的社会实践,是本于他们的经验意识。

  如果说英美社会的现实状况以及其自发演进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对此,也大可不必置疑或拒斥,但这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意义,英美主流思想关心的是在他们的社会演变中旧制度与新政体、革命与改良、自由与秩序以及相关的道德意识、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之问题的产生、激化与解决。总之,自发扩展的现代社会如何在制度和价值两个层面为这个社会的公民提供自由、幸福和正义,这是英美主流思想的议题,至于所谓的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和后现代的乌托邦理想固然可以纳入思想家们的眼帘,但与现实的英美政治社会和工商社会之主体,并没有多少必然性的关联。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社会形态,即以英伦三岛为基点的时至今日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广袤领域的,在经济、政制、法律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体,它的发育、成长和开展,以及演变和面临的问题,甚至危机与转型,并不必然地要预设一个诸如古典希腊、罗马的前提,也不必然要指向一个终极的诸如共产主义或永久和平之类的历史终结,它是偶然的、渐进的、变化的,没有什么命定的原点,直到今天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也没有展示什么宿命论的终结。这就是英美思想的历史经验论和有限理性论的底色。如果非要说英美主流思想界也有现代性问题的话,在我看来,大概就是如此。

  德国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与英美思想在路径上是完全不同的,从英美思想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现代性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德国思想家们所揭示的核心命题不但在英美社会没有真实地存在过,而且在德国现实中也并没有真实地存在过。例如,在私人财产权、市民社会、国家主权以及海外殖民、世界历史和国际公法等方面,现实的德国在现代性的几百年来并没有像他们的思想家们所揭示的那样为这些理论提供依据和基础,他们大多是从英国和美国那里转换出来的。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所诉求的共和宪政国家之前提在德国是不存在的,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英国市民社会的总结,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英国资本主义为蓝本的,我们看到,德国思想家们对于英美世界的解释与英美国家自己的思想家们的解释是迥然不同的。德国思想家们总是把英美社会纳入他们有关目的论的世界历史的德国叙事之中,总是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纳入一个宿命论的社会政治的历史逻辑之中,总是从极端的角度(或极左的革命激进主义或极右的反革命的保守主义)攻击和伐挞英美的中庸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思想,并以此彰显德国或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在所谓世界历史中的独特地位。

  言之谆谆,听之藐藐,上述普遍性的德国话语在英美思想家们看来,或许恰恰是现代性之伪。本文关心的问题倒不是彻底辨析现代性之真伪,而是诸多德国思想家们炮制的这个现代性之原因,即为什么他们要屡屡构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中的叙事呢?在我看来,这是德国问题的所在,也是对于我们最有启发意义的地方,这其中也许有诸多的原因,我粗浅地归纳起来,大致列出了如下三点:

  第一,德国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发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不得已被动地被裹挟进这个先是欧洲后来波及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进程之中去的。因此,从它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外来的大的世界历史进程,因此,它更愿意把这个进程视为一个从古代到现代乃至未来的总体人类进程的一个主体部分,这样从精神上便得以与英美(法)抗衡,因此就占据了或至少没有输掉德国自己的主动性,无论这种努力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德国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力量,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上的偏颇、固执乃至狭隘,这些尤其体现在各种极左的和极右的思想理论之中。

  第二,尽管德国思想并没有完全真实地总结英美现代社会的本质,但他们有关普遍性话语的构建,从倾向上是认同和标榜英美工商社会和法治宪政之基本结构的,这些集中体现在德国一波又一波的自由主义的理论诉求之中。我们看到,从康德的权利哲学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到洪堡的国家限权理论,从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到韦伯的经济社会学,到哈贝玛斯晚年的事实与规范理论,从魏玛宪法到联邦德国基本法,到积极参与欧盟宪法的创制,德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三百年来德国历史的曲折发展和演变中,表达了德意志人民最内在的呼声,因此也最终使得德国融入到西方主流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之中。

  第三,由于不是资本主义的原生态,并且其自由主义的各派理论只是部分真实地揭示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本质,再加之以强大的极左和极右的思想势力,使得德国的现代性思想对于英美现代社会的各种自发演变中的诸多问题十分敏感,因此总是从自身萌发出各种企图矫正英美自由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观念的冲动、意见和方案,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应该指出,三百年来德国思想总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实践与观念两个层面上的一个异数,它涌现出来的各种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特别是来自非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极左和极右的各种理论体系和现实运动,虽然很多对于英美世界来说是子虚乌有的,但也有很多是击中时弊,具有匡正之效的,而且它们对于德国来说也具有真实的意义,是它们的现代性中所出现的真问题。

  因此,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所谓现代性问题之真伪就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针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的国家体制,来衡量和判断。其中对于英美社会来说是虚假的伪问题,对于德国可能就是真问题,相反,英美的真问题对于德国可能就隔膜甚远。基于上述考虑,再回到本文的议题,我感到张旭东的著作对于德国思想的这个重要方面很少有清醒的认识,他基本上是在德国语境中展开有关西方乃至人类社会的现代性政治、法律与文化之叙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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