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凯:中日竞争效应下的东亚地区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 次 更新时间:2018-11-12 13: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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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凯  

  

   摘要:一直以来,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中的中日主导权之争被认为是阻碍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原因之一。然而,东亚地区主义的历史表明,虽然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日的地区主导权竞争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由于两国在推动自由贸易与对亚洲国家发展援助等经济议题上具有利益一致性,双方的竞争不但不会“撕裂”东亚,反而会刺激东亚地区主义运动,促进多边合作的深化。因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中日两国在第三国的民间合作的未来值得期待。即便如此,美国仍然是左右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变量,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行动随时可能会影响中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

  

   进入2018年,随着中国领导人的访日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时隔两年半的再次召开,中日关系回暖。中日双方就促进在第三国的民间经济合作达成一致意见的同时,中、日、韩领导人还发表了共同声明,强调将加速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缩写为FTA)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缩写为RCEP)的谈判进程。由此,在朝鲜半岛局势逐渐趋于缓和的背景下,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亚地区合作再次被提倡。然而,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将崛起的中国视做潜在的竞争对手与威胁,其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与“印太战略”旨在牵制中国,这意味着东亚地区合作的未来绝非坦途,中日两国今后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竞争仍将不可避免。


1  问题的提出


   东亚地区主义的进展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缘于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更归结于域内政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地区内两大力量中国与日本的国家间关系之上,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两国在地区合作的进程中,不断争夺主导权的情势常被视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重大阻碍因素。学者们惯于借用法国与德国的二战后和解所带来的西欧地区一体化驱动力,来批评双方关系的不安定给予东亚合作的负面影响。可是,与东亚不同,欧洲的地区主义运动至少可以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构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霸权及多边安全机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缩写为NATO)的庇护下,法德和解以及西欧一体化才得以实现。与此对照,二战后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核心是与同盟国构建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的轴辐同盟(Huband Spokes)体系来应对共产主义的扩张。为此,美国将域内多边合作视为对双边同盟体系的威胁,这也是在东亚地区一直未能形成地区主义运动的原因之一。此外,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都因冷战的影响而持续对峙,从而使东亚地区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即便是在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的“黄金时代”里,东亚地区主义运动也从未真正地被提上政治议事日程。直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作为政治概念的“东亚”才被正式提出,而2000年以后,中日两国的主导权之争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

   事实上,国际政治的“地区主义”概念中的“地区”并非指与政治、政策毫无关联的地理性概念。同时,它不同于由非政治力量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地区化”,是指在特定地理范围内,通过政府级别的联系,发展为拥有半恒久机构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运动。在地区主义推进过程中,因参加国对地区范围、合作目标以及基本价值规范的认知不同,产生对立与冲突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也正因此,国家间通过不断调整、交涉与协商形成安定的地区结构才显得十分重要。从这层意义上讲,在二战以前的历史中,“东亚”不过是指涉中日存在的地理空间的概念。尽管日本通过战后赔偿、发展援助等手段,引领了除中国以外的东亚的“地区化”,但是东亚各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区域合作制度化的运动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70年代末,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与中国实现建交并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为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形势,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缩写为PECC),这成为涵盖中、日、美三大国的地区性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缩写为APEC)设立的原点。

   1997年以后,作为对美国与APEC在处理金融危机过程中的无作为的反抗,中国、日本及韩国联合东盟,正式明确地提出作为政治概念的“东亚”,这种合作的制度化产物被称为东盟“10+3”机制。1997年12月,首届“10+3”首脑会议召开,2005年12月,第九届“10+3”峰会通过了“吉隆坡宣言”,确定将“东亚共同体”作为长期发展目标;同年1月,首届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缩写为EAS)举行。在东亚地区主义推动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两国的地区主导权之争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中日两国在地区范围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分歧,加之两国间的权力对抗要素,使得中日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权竞争成了焦点问题并遭到批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国的对抗并未使得东亚地区合作冷却,相反在同一时期却得以迅猛发展。从“10+1”“10+3”到EAS,再到RCEP的推进过程正是东亚地区从对话机制向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化过程。换言之,与法德和解下的欧洲一体化不同,中日两国的竞争与对抗不仅不是阻碍要素,更可能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动因之一。

   为了检证这一假说,本文将通过梳理东亚地区主义的历史,集中解答以下问题:(1)中日两国竞争与博弈的背景与原因是什么;(2)中日主导权之争对地区合作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解答的过程中,笔者还特别留意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东亚合作的构想十分多样,特别是在以“东亚”为单元的地区合作框架发展之前,涵盖中日两国的亚太地区合作已经以APEC的形式被成功地制度化了。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将着重关注东亚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合作的互补与竞争关系。第二,美国对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意义重大,特别是在探讨中日博弈问题时,更绕不开美国的存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开始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合作,对于将其排除在外的东亚地区主义,美国一直持怀疑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日进行主导权竞争时,日本会时常考虑同盟国美国的立场,以试图削弱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本文特别关注中日主导权争夺中的美国要素。第三,尽管本文以东亚地区主义作为研究的重心,但并不意味着当然地将其视为最佳的合作模式。对于秩序摸索中的东亚地区,不能低估任何其他合作模式的存在意义与可能性。


2  从亚太到东亚:“客体”中国的主体化


   中日两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东亚强国,对于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近代以来,战争与冷战所带来的两国间关系的割裂使得东亚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未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二战前,日本的亚洲主义特别是“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以一种对抗西方的“地区主义”姿态出现,却因其以维持日本的霸权与侵略秩序为目标,而未脱离“帝国”的等级性本质。这种“地区主义”的探索最终在太平洋战争中彻底破产,日本帝国也不得不面对战败的局面,并最终历经美军的占领与改革,转变为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日本未选择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而是通过签署日美安保条约加入西方阵营,这使得中日对峙常态化;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东南亚各国被“赤化”,美国与日本积极地推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复兴,由日本引领的“雁行模式”,推动着东亚“地区化”的进程。这样的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到来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70年代后,美国开始认识到自身相对权力开始下降的事实,为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推进对苏关系的紧张性缓和(Detente)以及处理与同盟国间的贸易摩擦等问题,美国政府重新评估了外交战略,提出了旨在调整美国的海外义务、收缩美军力量部署的“尼克松主义”。为了能“不损名誉”地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利用中苏对立的“机遇”趁势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倡议。以中美和解为契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以及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东亚的地区主义”提供了发展的平台。在此背景下,1980年,日本政府提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并与澳大利亚政府达成共识,共同推动该构想的发展。在日、澳两国政府的努力下,首届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1982年,在曼谷召开的第二届研讨会上,会议被正式命名为“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缩写为PECC);在PECC发展的基础上,1989年APEC成立,1991年中国顺利加盟APEC;1993年,在美国的倡议下,首届APEC峰会在西雅图召开。

   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提出到APEC西雅图峰会召开的时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政府全力应对经济改革与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转型,而在参与亚太地区主义的过程中只是作为“客体”存在,并未主动参与“谋划”亚太区域合作。相反,在此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日本在通过日元贷款等方式帮助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作为亚太地区合作的主导国,积极地促成了中国加入PECC。同一时期内,美国以对抗苏联为首要目标,与中国建交来强化中美日的大三角安全战略关系,而未将亚太地区合作作为主要议题。因此,在APEC发展的过程中,主导国是日本,而作为被“统合”对象的中国并未与其发生地区合作上的主导权之争。

   对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以及中日的主导权之争来说,1997年是重要的转折点。首先,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了东亚各国,这场危机始于泰国,之后又蔓延到域内其他经济体。在危机解决的过程中,最为激烈的争论是围绕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缩写为IMF)处理危机的政策项目内容展开,亚洲各国对IMF改革金融市场的冒进政策表示不满。同时,东亚各国寄予厚望的美国与APEC都反应冷淡。IMF与APEC的功能失灵以及超级大国的消极姿态让东亚各国开始意识到构建“东亚”合作模式来解决东亚自身课题的重要性。其次,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高速增长周期。在经济成功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开始寻求更大的突破。1997年,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要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发挥在国际组织中的积极作用的宣言被视做中国开始重视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外交的标志性政策转变。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10+1”机制)应运而生。与此同时,“10+3”机制也被建立起来。

综上所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面对美国与APEC的不作为,中日两国均认识到了发展以“东亚”为框架的地区合作模式的必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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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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