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迈向科学化现代化的中国法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 次 更新时间:2018-11-12 11: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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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进入专栏)  

  

   摘要:推动法学科学化和现代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法学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深入开展法学范畴研究、协同推进法理研究、并将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有效对接,是实现法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论文以追忆1988年“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为铺垫,论述了在中国法学新时代全面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分析了大力推进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互相对接的客观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方法上的可能性,探讨了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互相对接的路径和方法。把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对接起来,其要义就是把“权利本位”与“法理中心”并轨,构建以权利为本位、以法理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法理学。

  

   科学化、现代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发展一以贯之的主题。1988年在长春召开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首次集中回应了这一主题。30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法学同样面临着这一重大主题,尽管其内涵更加丰富,其面向更加宽广。带着对这个时代主题的关怀和思考,近百名法学家云集“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以纪念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30周年为契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扬解放思想、求是创新的理论旗帜,以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的对接为抓手,开启了新时代中国法学科学化、现代化的新征程。


一、新时期中国法学的国家记忆


   30年前的“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有着特殊的历史底蕴和学术背景,有着超预设的、史诗般的过程,有着值得中国法学界共同铭刻的时代意义。

   (一)独特的背景

   时代是思想的胚子,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助推中国法学进入了新时期。“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不是一次历史的偶然,而是浸润于改革的春潮之中,是在三重背景的交融下生成的。

   背景之一是“法学幼稚论”的讥讽。时任中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戴逸先生用“哲学贫困”、“经济学混乱”、“历史学危机”、“法学幼稚”等语词形容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状况。的确,那时的法学很幼稚,具体表现在:法学讨论的几乎都是法学和法律实践的ABC问题,诸如什么是法、原始社会有没有法、法律有没有继承性、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是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平等,相对于法学成熟和法治发达的国家,我国法学尚处于补课阶段;法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概念、范畴体系,关于法学核心范畴远没有共识,因而也就不可能建构起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能力很差,许多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大问题的讨论很少有法学界的声音;法学界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学术批判,而只是政治批判,是所谓的“左”与“右”的政治互殴。如何摆脱“法学幼稚论”,让法学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是法学界普遍思考的时代性课题。

   背景之二是“法学阶级性”的纠结。虽然中国法学源远流长,蕴涵着丰富的思想精华,深刻影响了人类法律文化的成长,但总体而论,中国古代法学是以罪和罚为基石构建的,这种法学传统一直持续到苏联法学引进中国才告终结。但古代的封建法学的终结并没有换来中国法学的福音,而是被苏联的僵化法学所替代。自从苏联法学引进中国之后,中国法学一直把阶级性作为法学的基石,阶级性几乎成为了人们观察、认识、评价法律现象的唯一视角和固定思维,法学因此沦为“阶级斗争之学”、“无产阶级专政之学”。到80年代中期,这种以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基调和核心内容的苏联法学理论,既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不符合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国情,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更不适应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时代需要。因而,破除阶级斗争范式、重构法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便被提上了日程。

   背景之三是“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苏醒。建构或重构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法学理论体系的现实需求,催生了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人们意识到,任何一门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总是以该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的形成为前提,而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总是表现为将已有的理性知识成果———概念、范畴、定律、原理系统化和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在“破旧”的基础上“立新”,就必须寻找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石形成法学范畴体系、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这种在改革开放东风激荡下逐渐树立起来的范畴意识,为法学基本范畴研究渲染了最浓重的底色。

   在独特的三重背景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法学界萌发了开展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意识,既包括对西方法理学(法哲学)基本范畴的借鉴性研究,又包括对中国传统法学的继承性研究。作为较早意识到范畴(概念)研究重要性的年轻学者,我在1987年出版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当代西方法哲学》,便是按照法哲学范畴体系的逻辑构建的,囊括了法律的概念和作用、法律与道德、权利和义务、守法和违法、责任和惩罚、法律与正义、法律的与自由、法律与效益等西方法哲学的范畴概念。1988年,我主持编写了东北高校通用教材《法的一般理论》,该教材分别对权利、义务、法规范、法体系、法关系、法责任、法意识、法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违法、制裁、法解释、法推理、法价值(秩序、正义、自由、效率)等法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语义和意义分析。凭着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敏感直觉、对法学理论困境的艰辛探索和对法学范畴研究的有益心得,我形成了召开一个全国性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吉林大学法律系领导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领导的赞同。于是,这场由吉林大学法律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便应运而生。

   (二)超乎预设的会议过程

   会议谋划和筹备与另外一场学术会议有着不解之缘,即1988年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年会。是年5月28日至31日,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年会在广东珠海召开。期间,我和与会者谈及召开以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为主题的研讨会,竟然得到了大家的普遍支持和一致赞扬。会后,便有诸多学者直接从珠海赶到长春筹备这场会议。漫长的旅途并没有阻挡学者们满腔的学术热情,我们像是赶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盛会,坐着绿皮火车一路北上。

   这场说开就开的会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与会者围绕着权利、义务、法律规范、法的渊源、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制、法意识、法需要、法调整等法学基本范畴以及法学范畴体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了“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体系”的共识。大家认为,权利和义务这对范畴凝聚了法所包含和涉及的一切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几乎所有的法现象,都可以以权利和义务为线索得到具体的说明。

   第二阶段,与会者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新时期法学理论的重构,突出了法的价值和法制现代性问题,提出了“法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法学应是权利之学”等重要命题。大家普遍认为,权利意识是主体意识在法学理论和法观念中的具体反映,它既是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实践的产物,又是推动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的动力,现代法学应该是“权利之学”。

   会议期间,22位学者作了专题或即席发言,全体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学术交流,其中20多位学者提交了论文。会后,《当代法学》杂志以《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法学的重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纪实》为题,对研讨会进行了纪实型专题报道,及时汇聚了22位学者发言的精华。

   这次会议,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在法学基本范畴研究方面的成果,开展了热烈、认真、充实的对话和争鸣,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共识: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和实质,是法学的基本范畴,我们应当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我国新时期的法学理论。而以这一共识为起点的权利义务范畴研究对我国法学发展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学理论,开始了以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学基本范畴的新时期法学理论体系建构历程。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特别是权利和义务研究,在会议之后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和法学创新的切口,愈加深入的研究将焦点又推进了一步,即在权利和义务这对基本范畴中何者是更根本的范畴,或者说何者是基石范畴。基石范畴是某一学术领域或学科中根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集中体现,因而也是一种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标记。而愈加热烈的争鸣使会议的影响日益升温,以权利作为法学基石范畴的“权利本位论”,赢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并获得了从法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的广泛论证。

   当理论研究深入到了这一步,权利本位就不仅仅是一个涉及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学术观点,也是一个有关法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体系,也是法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视野;不仅仅是法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呼唤和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而如何表征这样一个有多重属性和意义的“权利本位论”,又引起法学界的苦苦思索。在大家仍处于模糊和朦胧状态的时候,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如一缕光照亮了理论的前路,这便有了把权利本位概括为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论证,有了“权利本位范式”的鲜明表达。

   将权利和义务概括为法学的基本范畴以及将权利抽象为法学的基石范畴之后,“权利本位论”的影响力又延伸到整个法学领域。“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和实质和法学的基本范畴”、“以权利和义务重构法学理论体系”、“现代法以权利为本位”、“法学是权利之学”、

   “权利本位是法学研究的新范式”等崭新的理论命题,使法理学人发现了理论创新的新的突破口,也让部门法学家们眼前一亮,热切地将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成果视为解决其自身学科问题的“一把钥匙”。回忆起这场不经意间召开的学术会议,其经历了思想解放、意识觉醒、理论争鸣、共识凝聚的过程,它紧张而有趣、起伏而坚定、热烈而理性。可以说,当会议结束而收获思想果实的时候,我们依然沉浸在会议起步、持续过程的浓烈氛围之中。

   (三)多重而深远的意义

30年前的这场会议不断被提起,人们总想用更美丽的语言去评价它、装点它、刻画它,有的人把它描绘成“新时期中国法学的里程碑”,有的人认为它“开辟了中国法学新纪元”。其依据也许是它产生了多重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增强了中国法学界的范畴意识、理论意识、体系意识。法理学、宪法学和各部门法学都高度重视法学范畴研究,发表了数千篇有关范畴的专题论文,召开了一系列法学范畴研究的讨论会、座谈会,例如,“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四届。范畴研究的普及和深化推进了中国法学的概念化、体系化、科学化。第二,促成了法学研究范式的变革。法学研究范式的变革意味着一种研究范式被另一种研究范式所代替,亦即一个概念范畴体系被另一个概念范畴体系所代替,而这往往是由概念范畴的革命所引起。长春会议之后,权利本位论逐步地发展为一种新的法学范式,推进了法理学研究的变革,出现了“社科法学”、“法教义学”、“全球化”等研究范式或类研究范式。第三,推进了法律观、法制观、法治观的升华。从以罪和罚为核心的法律观到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的法律观,从义务本位的法制观到权利本位的法治观,催生了法治现代化理论,对中国法治领域的变革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量。第四,助推了法学和其他学科的学术对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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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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