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安乐哲:中国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与未来趋向——作为全球性论域的“精神人文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6 次 更新时间:2018-11-11 23: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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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进入专栏)   安乐哲  
那么是如何达到普遍认识的?如果说孔子当年生活在一个礼俗的社会, 价值相对单一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多元社会, 问题要复杂得多。你想要的, 也是别人想要的吗?你所追求、实现的, 为什么也要求别人追求和实现呢?当年孔子“以仁发明此道”, 就是希望以仁释礼, 为礼寻找内在的价值根据, 这有划时代的意义, 孔子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也在于此。

   老子的思路则有所不同, 在他看来, 爱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控制、专断, 所以仁爱还要符合自然, 因此他的核心概念是自然。自然包含了两层含义:“自己如此”和“任其如此”。“任其如此”是道和圣人的品德, “自己如此”是万物和百姓的状态;道、圣人的“任其如此”, 成就了万物、百姓的“自己如此”;前者是任其自然, 后者是自然而然, 两者构成自然的完整内涵。老子讲“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天地生养万物, 岂能不仁?唯其不控制、不操纵也。故在老子看来, 剔除或否定了占有、主宰、控制欲望的, 才是真正的德与爱。所以道、天地并非没有仁、没有爱, 只是它们不居功、不自傲、不主宰、不控制, 不加干涉, 顺其自然, 尊重万物的特点与个体之“己”。圣人效法天地与道, 自然应以天道的方式去仁、去爱:因为不爱———控制、占有的爱, 所以万物才得其爱;因为不仁———干涉、操纵的仁, 所以百姓才得其仁。理解了仁义与自然的分歧和不同, 我们便可对孔、老对话作出分析和判断。孔子以仁释礼, 通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重建礼乐秩序, 突出的是君子的担当和责任。老子则担心, 如此建立起来的礼乐秩序是否自然?是否考虑或尊重了百姓的个体之“己”?是否会强人所难而不宽容?解读孔、老对话, 要从这里入手。

   孔、老当年的不同选择决定了儒、道不同的价值取向, 儒家积极入世, 富有理想, 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故常常以圣贤自居去安人、安百姓;道家清醒冷静, 富有智慧, 更多关注文明发展的负面后果, 对仁义道德保持高度警惕, 希望通过自然、无为作出适当的矫正。所以, 儒家与道家看似相互对立, 实际上却相互补充和完善, 儒家可以通过与道家的对话完成自我的反省和批判, 反之亦然。所以, 儒家需要道家, 仁义需要自然, 符合自然的仁义才是真正的仁义。同样, 道家也需要儒家, 自然也需要仁义, 包含了仁义的自然才是有温度的自然, 结合了儒家的道家才能表现出济世的情怀。

   陈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我理解前面几位发言人的核心议题是“中国哲学如何展开”的问题。我很赞同多元化的方式, 如“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以中释西”等。因为这样的话, 哲学作为一种爱智求真、追求自由的学问, 就可以以多种方式进入。但我觉得“以西释中”这种方式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还需要继续努力。

   另外, 两位主讲嘉宾都关注到了精神性的问题。对此, 我从道家的角度作一点评论。人文主义相对于中世纪“以上帝为中心”的观念而提出了人的解放, 于是在人类过去几百年的发展当中, “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性取代了上帝信仰的神圣性, 这既带来了社会生活的繁荣, 也带来了信仰的危机。我们现在要提倡的是一种有精神维度的人文主义。在这个意义上, 道家有很多内容可以丰富“精神人文主义”。道家的核心概念是“道”。“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在天地和人都还没有的时候, 就有了“道”的存在。“道乃久”, 任何产生的事物都有生灭, 但“道”却长久存在。要证明“道”, 已经超出了有限的人的能力。即便如此, 我们却笃信其存在, 这就有信仰的成分。古人对“道”的信仰非常有特色。“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像上帝一样创造了万物。但与上帝不同, “道”作为万物的创造者, 没有强烈的意志去指引万物, 也不主宰万物的命运。不但不主宰, “道”反而把自己降下来, 去跟随万物, “道法自然”。这样的信仰特色, 在世界文化中提供了一种特别独特的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造物主对被造物的指引、主宰、安排, 而是对万物的顺应, 对万物的尊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先在与同在的辩证统一。这一点是对“精神人文主义”的非常好的补充和丰富。在人类过度有为的当今社会, 我们需要倾听道家的声音。时代需要道家思想的推陈出新, 需要道家以自己的智慧来回应当今社会的各种问题, 并提供渗透着道家思想智慧的解决方案。

   罗传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杜维明教授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 是对启蒙运动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理性主义、特别是工具理性和物质主义的拨乱反正。启蒙思想对推动全球的现代化事业和工业文明来说, 成就是非常巨大、不可否认的, 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很多重要思想遗产, 到现在仍是人类共同的成就, 而我们今天在这些方面也仍有许多补足的工作需要去做。但是, 现代与后现代确实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如物质主义、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 环境、信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族群、宗教的冲突问题等。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作为有主体意识的人, 如何去自觉地面对它们, 然后努力思考以明确我们的方向和道路, 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紧迫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 杜教授的担当精神和深入思考, 值得我们敬佩。

   同时, 杜教授对中国问题的反思, 使我思考到,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 中国其实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 已经很难分清问题的根源。所以我认为, 我们应当反思:在历史的进程中, 我们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发展的参照物是什么?

   另外, 中国文明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大轴心文明之一。轴心文明的特点是实现了理性的觉醒和哲学的突破, 产生了对人之为人的终极思考。所以, 我们今天在提倡传统文化的时候, 要不断回到那个终极原点上, 找到那个根基之后再出发, 而不是把儒家或道家在某个时期的具体意见当作现代的指导。这个原点在儒家是“仁爱”, 在道家是“自然”。尤其是在今天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现实下, 回望轴心文明的启示更加必要。

   杨春梅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安乐哲教授讲到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不对称问题, 这是一个事实。我想提的一个问题是:西方思想在中国人中的普及化理解和中国人对西方精神当中的精华的理解, 这两者之间是否也存在不对称的现象?即我们虽然拥有了如此丰富的了解西方精神的资源, 本来我们应该对西方精神了解得十分深入、透彻, 但是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另外一个问题有关当下的“儒学热”, 我认为我们此时此刻恰恰应该冷静下来, 深入思考当下的“儒学热”里到底有多少“泡沫”和“水分”。

   赵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刚才杜维明教授提到, 面对儒学复兴的趋势, 儒家要有自我反省与批判的精神,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它提醒我们在当前的儒学热中, 应保持一份冷思考与理性的态度。对于儒家而言, 这种自我反省的态度, 并非外在的要求, 而是内在的要求, 它与儒学作为“为己之学”的本质息息相关。《论语》要求人“三省吾身”, 孔子要求人“反求诸己”, 都是提醒真正的儒者, 首先要对自身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 避免由于自我膨胀而带来的狂妄与迷失。这种自我省察的态度, 是贯穿在儒家思想史中的重要主题, 也是儒者精神生命的根本特征, 任何与此相反的态度, 以及试图将儒学解读为一种独断的、排外的学说的企图, 都是在歪曲儒家的根本精神, 也背离了孔子学说的初衷。因此, 面对目前的儒学热, 儒家更应深入反省, 儒学在近代何以会遭受到残酷的命运?难道这一切都是无缘无故的吗?难道传统儒学可以不经反思和革新而无条件地进入现代社会吗?这些问题, 事关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另外, 儒学复兴的方向是什么?传统儒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 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哲学。牟宗三先生称之为生命的学问, 正是就它具有的安身立命的功效而言。当然, 为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不仅仅是儒家, 还有道家和佛家, 三教合一构成了中国人的人生信仰, 但儒学无疑是其中基础的部分。所以儒学在当代的复兴, 应当重视其安身立命和社会教化的功能, 即经过必要的自我反思, 挖掘儒家思想中的常道, 重构儒家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教化体系, 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 走进人心、走向生活, 这才是现代儒学的发展方向。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想请教杜维明教授两个问题:一是您提出的儒学第三期的发展, 它首先要应对的究竟是中国自身的问题, 还是世界性的问题?在当下这个时代, “中国自身问题”和“世界性问题”当然有重合的地方,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我关心的是, 如果“中国问题”和“世界性问题”之间有不重合的部分, 那么, 哪一部分的问题对于儒家而言是优先的?第二个问题是, 目前有学者强调儒家的真精神, 这个问题很关键, 在早期儒家诸子中就一直在争论谁更能代表儒家的精神, 就您接触的人而言, 谁更能代表儒家的真精神?或者说谁更接近它?

   再请教安乐哲教授一个问题, 文化交往中的不对称问题到底是因为经济发展的程度、社会整体发展的程度所导致的, 还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缺乏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学者与思想而导致的?

   杜维明:我回应一下干春松教授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重叠的, 重叠的原因是因为世界越来越小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在多元发展的格局下, 很多时候大家面对的问题都是相同的。当然, 中国也有中国特殊的问题, 这种特殊问题因为更为着急和切身, 所以当然要认真面对。但我的意思是, 我更强调中国那些具有世界性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不仅重要, 而且很多时候是和中国的特殊问题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对解决世界性问题的设想, 并不意味着疏离中国问题。

   对到底谁是真儒家这个问题, 我对儒家有这样一个了解。以孔子为例, 他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既没钱又没权, 而他通过教化一批人, 通过自我转化来转化其他人, 从而形成了儒家思想。所以在我看来, 一个真正的儒家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自我认同, 他认可自己为儒家;第二个条件是他在公共领域的作为, 也就是他要自觉地肩负起对社群、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责任。

   我曾经说儒家不是我的信仰, 一度引起很多非议。但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把儒家当作一种排他性的宗教来看的话, 我是不信仰儒家的。而如果儒家是按照我上面所说的那两个条件来限定的话, 那么我当然是信奉儒家的。事实上, 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主动地、自觉地否认儒家“学做人”的学问, 它是一个人最根本的价值,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选择自己如何做人的道路。

   在轴心文明时期, 孔子做了一个精神性的选择, 这个选择和以色列、印度、希腊的哲人的选择有很多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不同是他没有采取一种断裂的突破方式, 而是以一种连续性的方式来进行精神上的突破。所以在很多其他文明中, 人类和世界最终极的存在与价值之间是断裂的, 而孔子做的选择则认为, 最高的、最理想的价值就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由于有了这种精神理念和文化认同, 所以孔子的心灵是开放的, 中国文化也是开放的。因此在现在的精神世界中, 儒家仍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这就是说, 儒家思想有可能不仅为中国人, 而且为世界整体的人类, 提供共同安身立命的基础。

安乐哲:关于不对称性问题, 它首先是客观存在的。但目前, 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正在逐渐扭转这一趋势, 因此,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转折的时期。另外关于儒家和道家, 我想指出一个他们共享的非常有价值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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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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