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军:中国新兴中产家庭中的视觉艺术

——职业地位群体、抽象艺术与自我呈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7 次 更新时间:2018-11-11 2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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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军  
没有人选择“抗拒现实主义”这一选项,尽管该样本数量较小。相似的是,只有2.04%的大众中产阶层、4.76%的三四线城市受访者以及8.33%的互联网和传播从业人员是因为“抗拒现实主义”而喜欢抽象艺术(其中,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人因为“抗拒现实主义”而喜欢抽象艺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受访者了解较少的艺术史词汇,因此无法欣赏和理解抽象艺术的艺术史价值。相比之下,教育水平和家庭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受访者选择“抗拒现实主义”的比例相对更高,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一点在入户采访中亦有反映。来自上层中产和富裕家庭的受访者了解更多艺术家的名字并掌握更多描述抽象艺术的词汇,如色彩、形状、线条、立体主义、波洛克等等。这种现象表明在反映欣赏抽象艺术所需的知识和中国社会阶层(如教育、收入等)的关系方面,文化资本理论似乎是适用的。一位北京的受访者说:“绝大多数‘普通人’只对写实绘画感兴趣,因为他们缺乏艺术史的知识……一个人对抽象艺术的理解跟他的美学教育和品位是分不开的。”一位广州的画廊主解释道,大部分“普通人”偏爱写实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能体现出艺术家的技法和花费的时间,他们至少愿意买艺术家的时间”,而那些脱离生活的(抽象)作品则只受一小部分上层中产家庭的欢迎。

   但如果关注艺术客体对于本体的意义与体验,文化资本理论将失去解释效力。本研究的网上问卷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调查者称主要原因在于抽象艺术能够“激发想象”(远高于哈勒样本中纽约居民选择该选项的比例),他们能把这些艺术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一发现与新艺术社会学强调的艺术客体的审美特质以及物质性相一致。现实主义绘画(作为物)并不像抽象艺术(作为物)这样具有激发观者想象的潜能,因为两者之间的特征是截然不同的。激发想象则体现了本体与艺术客体互动过程的结果,表明趣味的能动性与生产性,观者对艺术的欣赏本身也会重新塑造观者自身(de la Fuente,2007;Hennion,1993)。例如,一位北京的受访者在描述客厅墙上的一幅当代抽象水墨画时说:“我喜欢(画家)的用墨,简单却又充满意味。我每天看到它,都会激发无穷的想象力。这样的抽象画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内在……我不喜欢肖像画和风景画,因为它们与我的生活缺乏联系。”被问及如何理解客厅中的一幅抽象油画时,广州一位五十多岁的受访者说:“他用色大胆,虽然画面不具体,但是感觉很具体。有能打动你心的东西,作品跟观众能交流,双方要能对得上,才是好作品……抽象画可以跟人互动,更容易跟每个个体牵连起来,这跟现在这个多元时代有关,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思维融入其中。”另一位受访者说,“很多人老想知道抽象画画的什么东西,想表达什么,但你不需要知道,你认为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有些东西乍看不懂,只觉得很美。美术,美术,美就行了呀!”在这些受访者眼中,这些作品能与他们产生互动,帮助他们达到某种精神状态。

   由于人与物的互动存在于个体和客体之间,激发的“想象”也是极其个人化的。例如,一位广州的女士在大学生艺术博览会上花近两万元买了一幅偏抽象的作品,她说,“我第一眼看到这幅画,就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画中一个类似女孩的轮廓跟我女儿有些神似,这触动了我,后来我爸也说像我小时候”。在欣赏的过程中,这幅抽象作品牵连出了三代人的联系,最后又回到了观者自身。这样个人化的体验也出现在上海一个艺术展览的一位女士身上。她转了一圈,花两万元购买了一幅名为《证悟》的抽象油画。证悟是佛家用语,她是一名信佛者,她解释说“这是一幅雪后空山图,画面营造出一种静谧的禅意,我很容易从这幅画中感受到佛的氛围”。有时候,想象也可以是“世俗”的。北京的一位受访者解释自己在卧室悬挂一幅抽象表现主义油画作品的原因是因为他喜欢这幅画的淡蓝色主色调,令他想到海洋和气候变化。但在我离开的时候,他跟我解释了购买此画真正的原因——法国女演员苏菲·玛索在参观该艺术家的展览时,曾以此画为背景拍过一张照片。他坚持从手机相册中找出该照片展示给我看,笑容满面。无论想象的内容是什么,社会学家都需要关注人与物互动的过程以及作品对于主人的意义和影响。

   大部分画廊和艺博会的工作人员认为,中产家庭的客户购买抽象艺术是为了“装饰房间”,但问卷数据表明只有约四成的受调查者是因为其装饰价值而购买抽象艺术的。这些消费者通常提及作品的颜色或形状“跟客厅很配”、“与卧室的格调很搭”。其中一位受访者是一名广州的小企业主,他以8万元的价格高买了一幅“风格轻快、装饰意味浓厚”的油画,挂在新家客厅沙发的正上方。如其所愿,这幅画并未成为客厅的视觉中心,他说:“如果它太突兀,可能形成反效果;真的好像消失了一样,说明它融入了这个环境。”在有些情况下,房间的空间也很重要。台北一家画廊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经营的小尺寸抽象版画在台北和大陆的年轻客户中都很受欢迎,“价格便宜、更适合城市中家居空间较小的年轻人”。但该画廊经营的一些新水墨版画尺寸则偏大,特别是某位著名画家的宇宙系列,通常有红日的出现,“红色很喜庆,挂在新家的大客厅很合适”。这些例子同样体现了抽象画特殊的物质属性,因为它们一方面可以与当代普及的白墙很搭、便于和谐地融入环境,另一方面画作的尺寸(作为物质性)在很多情境下塑造了人们居住的空间与感受。

   人们不喜欢抽象艺术的主要原因是“太复杂、看不懂”。我们可以借用布迪厄的理论来解释这一事实,但按阶层属性划分的数据分析并没有显示高、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上海一家国际画廊的负责人说:“在中国,我的很多中产家庭客户认为抽象艺术太难理解,所以他们很少会下手。但我的国外客户更倾向于购买抽象艺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艺术更有意思。”日后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来解释中外中产家庭的品位差异。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研究中国新兴中产家庭中的艺术品,本文探索了艺术消费与社会阶层、自我之间可能的关系,尝试把文化资本理论置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下进行审视,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文化与艺术品位。本研究发现,在中国的语境中阶级属性不是预测中产家庭艺术消费的有效指标。在高雅艺术消费与文化品位方面,符号边界更大程度上可能根据职业地位群体进行划分。在社会转型、阶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这种差异更明显地体现在文化资本较高与较低的职业地位群体的两极,而中间群体则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中产阶层仍在兴起的过程中,人们对高雅文化的认知可能还较为模糊(朱迪,2017)。但一小部分文化资本较高的职业地位群体率先认同了西方艺术的审美惯例,并在实践中对这些高雅文化进行了消费,尤其是在私人空间中。与目前的中国阶层相比,职业地位群体具有更为稳定的集体文化与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之间的品位可能更易被区分。

   但对这些中产家庭来说,消费抽象艺术等高雅艺术可能并不是用来标示社会地位实现文化、阶级区分;相反,这些家庭中的抽象艺术并不(仅仅)以资本存在,他们更多地强调抽象艺术能激发想象,与自己的生活相联系。与这些艺术客体的互动可以使他们达到某种精神状态,包括但不限于美的感受、过往经历、家庭、信仰、流行文化。此外,抽象艺术本身的特征使得它更适合用来装饰房间,画作的尺寸则又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塑造这些家庭的私人空间与居住环境。强调人与物的互动、艺术客体的物质性可以使我们跳出传统的艺术社会构建的路径,加入新艺术社会学的队伍,把艺术当作真正的艺术看待,用更全面的跨学科视角去探究“艺术引起了什么”。

   此外,即便是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其对抽象艺术的接触也往往被夸大。这一群体中,虽然大部分人都声称自己喜欢抽象艺术,但其实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家中拥有抽象艺术。这一发现与哈勒(Halle,1992,1993)的研究结果一致,如上文所述,其实也是布迪厄(Bourdieu,1984)数据的真实反映,这给文化资本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提出了新问题。在界定和掌控符号边界的过程中,中产阶层在不同场合呈现不同的自我,这样的自我呈现反映了一种戈夫曼式的印象管理(Goffman,1959)。因此,我们应将中产家庭的艺术消费置于人际关系与主客体的互动中,在符号互动语境下开展更多微观社会学研究。

   一位画廊主表示,“谁知道水面之下,雾气腾腾的中间阶层到底什么样?”文化社会学者的任务则在于,从雾气缭绕的水面上的一些波纹中(如艺术消费行为)探索这些波纹各自的形成机制,它们可能来自西方化潮流、中国本土现代化经验、大众媒体的影响,或者仅仅是私人趣味与个体需求,应当避免预设水下就有一座潜伏的冰山或漩涡(阶层作为社会建构影响艺术消费)。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我们理解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文化实践与形成仍有帮助,但我们需要在中国具体的文化和政治现实中以及当前的中产阶层艺术市场的语境下对文化资本理论的运作机制进行重新审视。我们应当避免把中产阶层当作一个静态封闭的集体,而应强调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作为一个呈现艺术、品位与自我的私人空间,中国新兴中产的家庭内部可能正在成为一个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文化杂食与文化独食、结构与形构之间的竞争场域,为社会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雾气腾腾的中间阶层”文化的宝贵空间。本研究在问卷采集和模型设计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日后有更多文化社会学者通过研究家庭中的物质文化进一步探讨关于阶级、文化、权力与自我的关系。例如,本文只关注城市家庭的艺术消费,日后的研究也可以关注农村家庭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对艺术品的理解与消费,这些家庭中可能拥有更多宗教、政治、民间艺术(如十字刺绣)。研究者应更多地关注这些艺术品对于家庭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其经济价值。此外,本文未将海报列入艺术品,日后的研究也可以关注家庭中的海报与阶级和自我的关系。最后,学者也可以关注家庭中青少年的文化消费,他们的品位与文化具有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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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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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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