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军:中国新兴中产家庭中的视觉艺术

——职业地位群体、抽象艺术与自我呈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7 次 更新时间:2018-11-11 2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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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军  
互联网与传播从业者通常拥有大学文凭、工资水平较高,根据艺术作为地位符号、文化资本理论的预测,这一群体的受访者可能拥有较多的艺术品,但数据显示的结果却相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虽然这一群体拥有较高的薪资,但他们缺乏艺术类消费的时间与意愿。比如在时尚方面,媒体通常把互联网从业人员描述成与硅谷精英一样具有“臭名昭著的时尚品位”,是与“社会隔绝的审美白痴”(GQ智族,2011)。另一种具有竞争力的解释则正好相反,这些薪资优渥的互联网与传播从业者可能对艺术品有更严格的界定以及更挑剔的要求,品位的门槛反而更高,因此在回答问卷时进行了更高要求的主观限定。但这样的主观限定并没有明显地出现在其他职业群体中。对此更多的阐释不在本研究关注的范围之内,但很值得探究。

   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背景、家庭可支配收入以及职业背景都不是有效的预测指标。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艺术品数量不是我国新兴中产家庭进行文化区分的主要方式。

   在预测中国中产家庭的艺术消费方面,削弱家庭可支配收入作为有效指标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艺术品的价格。质性分析表明,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中产家庭负担得起艺术机构设置的大多数艺术品价格。近年来,诸多艺术博览会在中国兴起,作品多为艺术商品,主要针对的目标客户是新兴中产阶层。例如,2013年北京“艺起”博览会的作品主要价格在4000-8000元,“买得起”艺术节上售出的艺术品价格大多低于8000元(TEFAF,2014:123)。一位广州的受访者表示,他在广州艺博会上发现了一位让自己钟情多年的画家,他等到艺博会结束这些作品低价处理时,整批以低价买下。此外,本研究收集到的网上问卷数据表明,超过62%的艺术品以低于10000元的价格成交(其中27%的作品低于1000元)。一位中央美院教授表示,当代中国著名艺术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中国没有一个中间价位”。而西方国家的一线艺术家通常会画一些尺幅较小的画交给画廊销售,一张画合人民币几万至十几万,中产阶级消费得起。但我国一些画廊通过出售著名艺术家作品的版画来解决了这一矛盾,比如一家受访画廊负责人表示她们出售的版画价格在6000元至数万元之间,“我们不希望让人觉得艺术品价格很高,收藏不起,所以我们才会从版画这个角度切入,希望艺术生活化”。鉴于此,家庭中拥有艺术品的数量与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可能被削弱。第二,我国新兴中产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西方更为紧密,因此交易的价格更可协商。问卷数据表明,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受访者通过画廊或艺博会购买作品,受访者购买艺术品最普遍的渠道(32%;N=210)是直接向艺术家购买。其中一位入户采访的受访者称他在过去十年用“零花钱”(约50万元)购买了超过100幅艺术作品,在购买其中一幅作品时不得不向银行贷了款。为了用最少的钱买到自己喜欢的作品,他会选择合适的时机,“一般在一个青年画家进入社会一两年左右,当他体味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交房租截止日期之前,这时你走进工作室,你说多少就多少。我没有钱,青年画家一般也没有钱,这是我们穷光蛋的方式”。第三,对于一些中产家庭来说,价格并不是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比如,一位受访者来自上层中产家庭,家中拥有的其中一幅作品价格超过20万元,但他表示他最喜欢的作品是他在青岛海边购买的一幅价值100元的原作。

   教育背景在文化资本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欣赏艺术的能力通常从高等教育中获得。因此,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拥有较多艺术品(特别是高雅艺术)的可能性也越高。但在中国的语境中,“文化资本在教育再生产中的作用有可能因为东亚式的、标准化的、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模式而弱化”(胡安宁,2017:66)。这在入户采访的数据中得到了验证,例如北京的3名受访者都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们都拥有大学本科文凭,但他们都抱怨中国的教育系统缺乏艺术教育。例如,其中一位受访者40岁,从事文化产业,他说:“很遗憾从‘文革’以来,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艺术教育”。此外,他们都提到了在艺术修养和审美方面自我教育的重要性。上述这位文化产业的男士表示自己经常阅读哲学和艺术类书籍,他认为通过阅读他获得了欣赏高雅艺术的能力。另一位受访者是一名30岁出头的女士,从业于广告行业,她表示自己经常出国旅行,曾去过欧美国家的大多著名美术馆和大型国际艺术博览会。最后一位受访者50多岁,是一所高中的行政人员,他称自己通过网络以及与年轻艺术家的交流来了解艺术。由于正规艺术教育的缺乏,那些拥有大学文凭的中产阶层通常寻找其他的途径来积累关于艺术的知识,提高品位以及艺术消费的意识。其中一位受访者说:“审美教育对艺术消费有直接的影响。在中国,过去40年存在一个文化断层,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很多中产家庭不怎么消费艺术”。

   本研究的网上问卷未涵盖这些中产家庭父母辈的社会经济背景,因此无法区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对中国中产家庭积累文化资本的影响。质性数据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教育对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例如,广州一位入户受访者从小浸润在国画与具象油画的家庭环境中,因此他很早就培养起对色彩和线条的感觉,但同时这也使他觉得审美疲劳,于是他开始欣赏和购买起了抽象画。上海的一位90后女性受访者表示自己受父母的影响很大,父母经常收藏中国传统艺术作品,但她更喜爱近现代和当代绘画。此外,由于学校美育的缺乏,一些年轻的家长主动承担起了这一任务。在“青年艺术100”的展览上,一位母亲购买了两幅作品,她决定每年买一幅画,等孩子18岁时送给孩子作为成年礼,“这些画作可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美育作用”。

   如表3所示,在受调查者中最受欢迎的艺术种类是视觉艺术,其中油画、传统中国画和当代中国画占据了前三。在接受深度访谈的9个家庭的购藏中,几乎没有与宗教或政治相关的艺术作品。唯一一幅可以归为宗教类的作品是一幅西藏唐卡,但与主人的信仰无关。

  

  

五、对抽象艺术的接受

  

   (一)谁喜欢、拥有抽象艺术

   本研究把“喜欢”和“拥有”进行了区分。如戈夫曼(Goffman,1959)所指出的,人们时刻在进行印象管理,他们宣称自己喜欢的和实际生活中呈现的之间通常有较大的差别。比如,制造与服务业的受访者中有超过60%的声称喜欢抽象艺术,但只有25%在家中拥有抽象艺术。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给社会调查的有效性提出了新的问题。当询问受访者喜欢哪些艺术家和艺术种类时,研究者通常会得到受访者在学校或书上学到的一些典型的名字和术语。这样的研究结果不是关于中产阶层真实的“自我”,因为这种自我往往被掩藏起来了。换句话说,这样的角度反映的是受众“只根据艺术机构和著名艺术家的公众世界”来呈现的自我(Halle,1993:5)。

   关于受访者是否“喜欢”抽象艺术,逻辑回归模型分析表明,控制其他变量后,阶级属性(教育背景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无法预测一个人是否喜欢抽象艺术,这一发现给文化资本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提出了新的问题。此外,对于受访者是否“拥有”抽象艺术(因变量),逻辑回归模型(表4)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的初步结论——教育背景与家庭可支配收入不是有效的预测指标。此外,表4还呈现了其他有效的预测指标,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产家庭的品位与自我提供了新的解读。

   其一,与制造和服务业人员相比,文化、教育和艺术领域的从业人员更可能在家中拥有抽象艺术,其他职业背景的样本则没有体现出较大的区别。文化、教育和艺术领域的从业人员一般被认为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具有欣赏与消费抽象艺术的能力和意愿,本文的数据分析也表明这一群体有更频繁地参观美术馆与博物馆的趋势。其他职业背景的受访者之间差别不大,可能反映了他们在新兴中产阶层形成的过程中积累的文化资本还不够高,至少区别不够明显。由此看来,文化资本理论在预测中国中产家庭艺术消费方面仍然十分重要,但是阶级属性并非反映艺术消费差异的重要指标,而职业地位群体才是区分品位文化的关键解释变量。更准确地说,在是否拥有抽象艺术方面,传统上认为文化资本较高的职业地位群体(文化、教育和艺术领域人员)和文化资本较低的职业地位群体(制造和服务业人员)之间的显著性差异。表5呈现了关于职业背景与艺术消费关系的描述性数据。但如前文所述,在是否“喜欢”抽象艺术方面,职业地位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有两种:制造和服务业人员在回答是否喜欢抽象艺术时,为营造良好的印象而夸大了自己喜欢抽象艺术的程度;或者他们缺乏购买抽象艺术的意愿,其原因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这一发现与两类研究的结论相一致。首先,基于韦伯(1968)“地位群体”的概念,诸多学者强调地位和阶级对文化消费的不同影响。例如,通过对英格兰居民音乐消费的研究,学者们(Chan & Goldthorpe,2007a)认为我们应当保持韦伯式的这种地位与阶级的区分,该项研究发现,地位和教育对音乐消费的作用更加显著,而阶级(收入)的影响则非常有限。前文已部分解释了教育在我国语境中的解释效力较弱,但地位的作用应引起更多国内社会学者的关注与探索(刘欣,2003,2007)。职业作为地位的指标已被诸多国外社会学家所应用(DiMaggio & Useem,1978;Peterson & Simkus,1992),因为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成人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是诸多阶级文化的基础,这些阶级文化又反过来成为组织阶级作为社区存在(如地位群体)的机制(Bensman & Lilienfeld, 1991)。其次,职业地位群体的两极在拥有抽象艺术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与哈勒的研究结果相呼应,即在上层阶级中也只有一小部分家庭拥有抽象艺术。尽管一部分上层中产家庭把抽象艺术作为文化区分的手段,但我们无法获知这些艺术承载的高雅品位是否促进了布迪厄认为的阶级再生产。

   其二,“家中拥有艺术品数量”在该模型中一直都表现出能有效地预测个人是否拥有抽象艺术。控制其他变量,个人家中拥有的艺术品数量越多,他越可能拥有抽象艺术(但无法预测该人是否喜欢抽象艺术)。这个发现看起来似乎很明显,但它可能反映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现象。如前文所述,喜欢和拥有之间的差异可能体现了受访者的印象管理。如表6所示,在不喜欢抽象艺术的这个群体的样本中(N=67),92.54%表示家中没有抽象艺术。但样本中表示自己喜欢抽象艺术的这些人(N=150),在是否拥有抽象艺术方面呈现出了两极分化,其中有44%的人表示家中没有抽象艺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受访者的印象管理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体现出了部分中产阶层成员有意对外塑造良好艺术修养的形象,反映了他们复杂的自我。简言之,一个人喜欢抽象艺术无法预测他是否在实际生活中拥有抽象艺术,但如果他拥有抽象艺术,那么他很可能喜欢抽象艺术。

   (二)喜欢/不喜欢抽象艺术的原因

   人们喜欢抽象艺术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艺术史价值(反抗现实主义)、装饰价值(纯装饰性或与房间格调匹配)以及与受众的互动(激发想象)。按文化资本理论的预测,一个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更可能欣赏抽象艺术的艺术史价值。然而,研究结果呈现了一幅比文化资本理论所预测的更为复杂的图景:大部分受访者喜欢抽象艺术的原因在于抽象艺术能够“激发想象”,而只有很少一部分受访者是出于“抗拒现实主义”(参见表7)。

  

最高教育水平是高中学历的受访者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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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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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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