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流动的权力 “ 科层式微信群”的权力实践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5 次 更新时间:2018-11-11 23: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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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进入专栏)  
但无论权力主体还是实施对象,都清楚地知道权力依然存在于群内交流之中,实体科层权力依然能够在虚拟社群中发挥效力。

   2.权力消解:微信群权力结构的去等级化

   权力维系论者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应该避免这种网络保守主义的倾向,积极肯定网络技术对实体社会权力结构的冲击。其中一些学者从互联网技术、知识分享的改变等宏观角度考察网络对实体权力的解构。有研究者指出,互联网时代高效的知识分享趋势不断挑战既有的科层结构、高度管控的信息分享形式,以及官方信息检索渠道, 进而在网络空间中影响实体权力的表现形态、实施过程与作用效果; 还有学者从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手段出发,探讨这些技术对权力关系的作用,指出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够创造交流的新机会,这些交流能够改变知识的构成、分享过程,最终,技术变化会影响权力关系。毋庸置疑,科层式微信群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知识分享的新载体, 按照上述学者的论断,该社群的运转一定能改变既有的权力关系。

   还有研究者从虚拟社群的运行出发,探讨虚拟空间对实体社会权力的消解作用。泰卡沃等研究者指出,互联网能够通过减少动员的成本而使政治空间更具包容性。基于虚拟空间的社会网络,有学者指出了互联网空间的交往关系如何威胁着制度性权威图示中事物的既有秩序。因为在线上,人们的关联和交往关系为所有人所见,这使得分享权威更为容易,分享的权威为所有成员所知。有的研究者基于虚拟社群,聚焦参与者的主体性崛起的事实,以及这一后果对虚拟社群的影响。因为参与者的主体性在类似互联网的媒介中得以提升,触摸、说话、互动在 Web3. 0 以及后续网络发展中,提供了愉快的体验, 这些都会对虚拟社群权力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西方,借助诸如脸书和推特等社交网站平台,互联网的崛起促进了电子形式 “共同体” 感觉复苏的乐观主义的形成,这种以共享价值、平等理念为基础的共同体,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实体组织的科层权力结构。聚焦于参与者属性的研究强调,应当从不同参与者的动机出发,考察虚拟社群的权力演变过程。方其斯与撒多瓦以社交媒体为分 析对象,认为审视社会媒体在政治参与中的角色,需要区分在媒体平台中的参与和借助媒体参与两种情况。前者不仅使用媒体,而且卷入 “参与” 内容的生产;后者从其定义来看,更多地强调在媒体 之外的社会空间关联使用者。按照这一观点,分析科层式微信群的权力演变过程时,应该考量参与者加入微信群的动机,即成员究竟将微信群视为实体组织的延伸,还是看作新的社群组织。成员动机 不同,实体权力的实施效果也会产生差异。

   概言之,权力消解论者认为,科层式微信群首先是一个虚拟社群,具有去等级化、分享性、即时性等一般虚拟社群的特征,实体组织权力在其中必然遇到阻力,其实施效果将会受到巨大影响,无论这种阻碍要素是来自宏观的技术进步与知识分享模式变迁,还是来自微观的虚拟社群运行中的交往关系变迁、参与者主体性的崛起以及参与者动机的差异。该学派对互联网引发的社会权力格局变化持有乐观情绪,认为互联网将会促进新的电子形式共同体的形成,进而带来人性的解放,以及自由的实现,它们属于典型的网络自由主义思潮。

   3.权力再生论 :虚拟空间的新型网络权力

   权力维系论站在实体科层组织的角度,剖析了其中的权力依然在虚拟社群中发挥作用;权力消解论则立足网络虚拟组织,聚焦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对实体组织权力的消解作用。有些研究者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权力维系论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而权力消解论又过于激进,作为新型的虚拟社会空间,权力亦会衍生出新的形态。针对网络空间中的权力运行形态,穆勒从宏观的国家与互联网的关系入手,分析国家政权在互联网中的演变。他批判了网络自由主义(cyber-libertarianism )和网络保守主义(cyber-conservatism )两种倾向,强调准确认识国家与互联网的关联,需要理解作为演化和变迁过程的控制与摆脱控制之动态互动过程。穆勒虽然没有直接阐明网络空间权力新形态,却在方法论上指出了从动态视角研究网络权力的思路,为准确认识网络社会权力提供了重要研究范式支撑。乔丹直接提出了网络权力(Cyberpower)概念,并指出其与实体权力的不同,主要体现为一种 塑造网络空间和互联网中的文化与政治的权力形式。网络权力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组成: 个体性、社会性和想象的领域。个体性权力包括载体、虚拟层级和信息空间,由此形成网络政治;社会性网络权力由汇流的技术权力和流动的信息空间所塑造,并由此形成虚拟精英;想象的网络权力由乌托邦和糟糕的社会形态构成,并由此形成虚拟的想象。姑且不论网络权力这一概念是否成立,至少乔丹的研究能够使我们反思网络空间权力的变动格局。

   科层式微信群的权力究竟是实体权力的维系,还是消解了线下组织权力,甚至产生了新型权力形式?该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其中的权力实践的深入考量,从权力主体的施加影响、权力支配对象的行为选择等方面展开深入剖析,以揭示其中权力变化的本质。

  

三、遵从与反叛:实体组织权力作用下的行为选择论

  

   从科层式微信群的权力运行实践来看,它犹如线下权力一样,体现为控制与反控制之间不断博弈的过程。在权力约束之下,每个成员都在心里考量自己对权力的认知和行为选择,并作出恰当的行为,但无论他们的最终选择是什么,几乎所有成员都会经历 “遵从” 或者 “反叛” 两难选择的激烈思想斗争。线下组织具有明确的等级结构与规章制度,拥有权力执行的逻辑和任务分配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微信群,虽然具有沟通交流便利、信息传达快捷、知识分享迅速等一般微信群的特征,但是由于成员在实体社会的地位差异,在微信群中依然存在这种等级结构。在该类微信群中,组织领导、组织中层与普通组织成员虽然都具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拥有发声的机会,但是在自我表达和信息 传递过程中,依然会受到身份地位的束缚,实体权力能够在交往中产生重要影响。在群体成员交往尤其是权力地位不平等者之间进行交流时,所有成员的可见性与凝视,也会对交流策略和交流过程产生较大的影响。

   1. 从隐私到公开: “科层式微信群” 的交往空间转型

   无论是自愿加入,还是受邀进入,科层式微信群的每个成员都会经历一种不同于实体组织的社会交往体验,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实体组织的权力作用。就其本质而言,权力是在社会情境中导入力量的能力,它是强制性力量的展现。而社会交往是社会情境呈现的重要内容之一,因而权力效力的呈现离不开参与者的社会交往过程。从社会交往来看,科层式微信群与线下实体科层组织具有巨大差异。首先,在交往伊始,实体科层组织的交往常常由少数人所知,交往的缘由只有直接参与者知晓;微信群的社会交往常常是交往发起人经过筹划后,在群里 “喊一嗓子”,相关者常常会做出回应,开启交往之旅,但这一过程为所有成员所知晓。其次,在交往展开过程中,实体组织的沟通互动很少发生于所有人的注视之下,即便在集中讨论的时候,仍会有一些讨论的内容难以为所有人同时共享。但在科层式微信群中,社会交往空间由实体组织转变为虚拟社群,由此,每个参与者通过键盘记录了他们的贡献,将之置于讨论的核心,为其他参与者即时获得。无论是文字式交往载体,还是语音、图片与视频交往手段,都能得以快速呈现,并能够保存,可以随时查阅。即使不在线的参与者事后也能通过在线交往记录体验当时的交往情景。也就是说,在虚拟社群的交往中,隐私性的交往行为难以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公开化、分享性的交往过程,所有的交往细节都会在几乎每个参与者的凝视之下进行,  这对参与者的交往行为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

   从交往产生的社会后果来看,如果交往目的是理性的工作任务实施,无论是任务的设计、分配,还是工作的落实与完成,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但是,所有的工作细节都会被其他成员所围观;如果交往的目的是分享情感、增进交流与休闲娱乐,则一段文字、一个视频和一幅图片或动画就能实现。社会生活的高度可见性和可搜索性意味着人们找到彼此、聚集起来并相互合作的代价和成本显著降低,社会交往的效率却在不断提升。但是,群里交往发起者的身份不同,所产生的互动效益也会各异。如果交往启动者为权力拥有者,那么社会互动展开过程无论是理性工作分配还是休闲娱乐,一般都会比普通成员能够引起更大的反响和社会互动效应。

   概言之,这种共享式的交往方式虽然带来了交往效率的快速提升,却毫无保留地公开了交往的细节,交往的内容为所有人瞬间共知,参与者在交往中的倾向与态度被他人一览无余,当涉及一般娱乐性话题时,参与交往者的行为选择相对较为轻松,但当涉及类似政治态度和立场等权力实践的交往过程时,表达态度与立场者在所有人注视之下,如何妥善地采取策略性行为,既能隐晦地表达政治立场,又能避免他者的凝视所产生的尴尬,是每一个参与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难题。

   2. 被支配者政治表达公开化的选择悖论

   在科层式微信群的交往过程中,当权力主体发出交往信号时,被支配者如何回应,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权力实践过程。微信用户之所以加入微信,是因为需要通过微信平台建构他们的阶层认同,通过生活叙事标识和确认自身阶层身份 通过设置边界来区隔阶层与类别 通过点赞、评论和转发,以及私聊与群聊交往互动寻找确认归属感。但是,微信用户进入所在科层式微信群的动机多元,一方面是对组织的认同而自愿加入,另一方面则是在受邀参加的背景之下,避免错过工作中的重要信息而成  为微信群一员。与 QQ  群成员的年轻化不同,微信群则是老少皆宜的虚拟社群,只要会使用智能手机者,无论年长年幼皆能申请微信号,进而加入所在科层组织的微信群。因此,科层式微信群中,既有  权位较高、年岁较大的领导群体,又有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中流砥柱,还有风华正茂、思想活跃的  新进员工,几乎全成员的进入与互动,使之与对应实体科层组织的关联性更为紧密。

   科层式微信群因其特殊性而成为线下实体科层组织的补充与延伸,权力的力量依旧彰显。权力主体常常将之视为工作分配的空间,利用其平台优势时不时地传播信息、分配任务、表达观点、维护权威。而被支配对象针对权力主体在微信群中的行为做出回应时,常常会面临选择困境,经历着“遵从” 或者 “反叛” 的两难选择。

   针对权力主体发出的分享信息,权力支配对象面临着选择难题。一些研究表明,人们传播信息,主要有三个明确的动机,即社会性动机、情绪性动机和功能性动机。信息发布的社会性动机主要是赢得他人对自我的良好印象,因此要确保发布信息的新颖性和趣味性; 情绪性动机是指发布的信息具有情绪渲染功能,从而引起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情绪共鸣;功能性动机则是指发布的信息具有实用价值,为接受者带来启发。权力主体发布信息时,至少其本人认为这些信息具有社会性、情绪性和功能性的作用,所以期望受众能够有所回应。权力支配对象看到分享的信息时,在所有参与者的围   观和凝视之下,究竟是积极做出 “遵从” 式的赞赏回应,还是不予回应,甚至进行 “反叛” 式的热嘲冷讽,都有其顾虑,造成选择困难。同时,针对权力主体所发信息的回应,权力支配对象还会感受到从众的压力,对地位类似的权力对象而言尤为如此。比如,处长在群里发了一个笑话,A 科长在群里 “笑了”,B 科长要不要跟着 “笑”?   即便 B 本意不愿在群里表达态度,也会感受到这一从众压力。

当涉及政治参与与立场站位时,权力支配对象的这种选择悖论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然,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便捷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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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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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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