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南下干部与游击队干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4 次 更新时间:2018-11-09 20: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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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为什么温州的民营经济最发达?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壮大是中国经济最亮眼的成绩之一,其中又以浙江的民营经济最为发达。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浙江有134家民营企业上榜,连续18年蝉联全国第一。为什么浙江的民营经济最发达?

   一个常见的解释是江浙一带有经商传统,当地的习俗和文化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但这个回答忽略了浙江省内巨大的地区差异。浙南和浙东地区,例如温州和宁波的民营经济在改革初期就突飞猛进,这些年来的表现一直十分出色。浙北和浙西南的部分地区,如衢州和嘉兴则缓慢得多。还有,浙江温州和福建宁德两地相邻,历史上国有资本在两地都没有什么势力,但为何改革开放后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名满天下,宁德却远为落后?

   很多人会认为,民营经济壮大是政府无为放任的结果,所以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就越不重要。但真正的答案往往藏在被我们忽视的地方。在接下来要讲的温州故事里,你会看到,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与民营经济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早在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的民间地下经济就一直存在并且十分活跃,这为80年代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走资派”要被杀头的年代,民间经济能够偷偷存活,离不开地方干部的保护。但为什么在全国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温州的地方干部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资本主义的幼苗?而且最令人费解的是,在极左的“文革”时期,温州竟然来了一次“资本主义复辟”,一些县的民营经济甚至超过了国有部门。


南下干部派与游击队干部派


   这个故事要追溯到浙江省的革命史。1949年以后浙江省的地方干部可以分为两派,一部分是解放战争期间随野战军南下的干部(简称“南下干部”),另一部分则是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并坚持在浙江打游击的地方游击队干部。1949年以前,在浙南一代活跃的武装游击队在当地有着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基层政权中影响力很大。在长江以北,几乎没有游击队解放当地城市的案例,但当共产党的军队打到长江,国民党已经溃不成军,于是,在长江以南,比如温州,就出现了游击队解放当地城市的“英雄事迹”。建国后,浙江的大部分地方政权都被南下干部控制了,他们从土地改革运动中提拔年轻干部以取代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只有在游击队力量较强的浙南地区,如温州乐清、宁波慈溪、金华等县,基层干部队伍还是以地方游击队干部为主。

   建国初期,浙江省的高层领导绝大部分都出自南下干部队伍,地方游击队干部在政治权力网络中被边缘化了。这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反而是一件好事。对于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而言,与上级关系的疏远和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给了他们从基层寻求“政治保护”的动力,因此在本地推行保护群众利益的经济政策,以维持自身的政治生存。与之相比,地方政权中的另一派别——南下干部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南下干部的权力来源来自上级,他们的政治生涯取决于上层领导的提拔,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执行上级的命令,而不是保障群众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南下干部更可能表现出“左倾”倾向的原因。

   特别要强调的是,地方游击队干部当时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可能遭到整体性的打压,而不是其中某个干部的政治生存面临威胁。他们也许聪明地意识到了,他们的政治“竞争者”很难在地方政权中进行大清洗,除非是通过政治运动发动群众揭发和批斗才能做到。因此,为了保证自身的政治生存,地方干部只有从基层中获得广泛政治支持才能消解这一潜在危险。所以,地方游击队干部在当地默许和包庇地下经济活动,其实是在以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来交换不被群众运动清洗的政治保障。


激励相容理论


   如果你还记得激励相容理论,那么你会想到,这一理论应用到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之所以在最敏感的时期都小心翼翼地维护民众“赚钱”的自由和保护私人产权,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发慈悲,而是因为这符合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1949年以后,浙江省地方政权上的权力分化,带来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激励机制,使得地方游击队干部更倾向于维护本地利益,而非执行上级的左倾经济政策。

   文革爆发之前,南下干部在地方政权中处于强势地位,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只能在执行政策的时候“阳奉阴违”,以减缓政治运动对当地民间经济的破坏。文革期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削弱了南下干部的政治影响力,游击队干部由于其对基层利益的保护受到的冲击较小。70年代,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发展社队企业,地方干部有了更大的空间推行有利于保护民间地下经济的政策,因而出现了一个民营经济发展的小高潮。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游击队干部掌权的地区由于有民营经济的延续性、产权保护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较好,在民营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增长上很快脱颖而出。

   总结一下,由于南下干部和游击队干部在地方政权的权力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政治激励和行为上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温州的游击队干部为了保障自身的政治生存,必须依靠保护群众利益的经济策略,默许包庇本地民众从事地下生产和交易,也因此保存了民营经济的火种,这才有了今天发达的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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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中心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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