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伍德: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政策选项的今昔对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 次 更新时间:2018-11-09 11: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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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伍德  
2012,第12—15页)。

   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长期问题是,能否负担得起发达国家水平的福利国家制度,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国家大多数直到最近都忽略了对福利制度的负债进行更现实的预测,或者选择最好的筹资方式。中国可以从它们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对社会保障体制的未来成本进行谨慎的估算,并妥善规划筹资,包括利用公共资本的收益。

   欧洲的社会支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承受着较大财政压力,但欧元区反复爆发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高成本所致(Atkinson,2012)。在2012年4月公共债务评级达到3A标准的14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比重达到或超过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在财政状况良好的德国,公共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欧元区国家中最高的之一(Adema et al.,2011)。事实上,北欧国家的经济灵活性、社会稳定和良好治理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其强大的社会保障制度。

   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批评者认为,这些制度损害了增长和就业。然而,21个最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在1997—2007年的人均GDP增长率与公共社会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Atkinson,2012,图6)。尽管有人担心雇主和雇员缴纳的社保税太高会减少就业,但经合组织各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与公共社会支出规模之间也不存在相关关系(Atkinson,2012)。2000年,美国的这一就业率比欧盟15国高出10个百分点,可是到2010年只高出1个百分点。

   发达国家历史的一个主要经验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对人的保护上,并鼓励和帮助失业者再就业,而非对企业或就业岗位的保护。此类社会保障既能促进公平,又能推动增长。竞争的强化和创新的增加将提高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部分原因是把落后企业淘汰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制可以减少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成本,使结构转型更能为社会接受。

   发达国家的第二个主要经验是有可能通过家计调查降低社会保障的财政成本,把更多保障给予较为贫困的人群,而非提供普享型福利(例如给所有满足年龄条件的人提供相同的福利)。家计调查看上去可能更为公平和节约,但也有严重缺陷(Atkinson,2015)。调查的复杂性及其涉及的尊严问题,可能使许多人不愿领取自己本来需要的福利。家计调查还会给穷人带来较高的“边际税率”,因为收入的增长会被福利的减少抵消,从而打击贫困人群脱贫以及失业者寻找工作的努力。

   更近期的一个担忧是,即使如今最好的福利国家制度也不能应对机器人对大量就业岗位的取代(Turner,2018)。关于这一结果的可能性存在广泛争议,但这种风险已经使给每个人提供基本收入保障的建议获得了更大的支持(Atkinson,2015;IMF,2017;OECD,2017)。中国在两个方面或许比其他国家能更好地应对这一潜在挑战:劳动力总量将会下降,很多的机器人将被国有企业采用。

   中国应该建立普遍覆盖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并随着国家的日渐繁荣而提高最低福利标准。中国可能最终选择不如北欧国家那样完善的体制,但应该致力于达到与经济水平和社会主义原则相称的水平。


3.结 论


   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今天已做好了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准备,重返历史上曾长期占有的位置。但为此,需要按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路线深化改革。本文依据1985年世行报告的精神,重点分析了中国面临的部分议题,并对某些观点展开了讨论。

   为追赶发达国家,中国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更高效地利用好投入,另一方面改进产品质量,这两者都要求大量的创新和企业层面的结构转型。对此进程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业绩,应该对其做经常性的监督,以评估近期开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分析是否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包括是否有可能缩小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的范围等。同样重要的是,通过改进《反垄断法》的执法和修订阻挠竞争的政策,强化企业之间的竞争,尤其应关注让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要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应该缩小收入分配不平等差距,并改善分配过程的不公平感受。为此,一方面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和公共支出扩大再分配规模,另一方面也要求采取措施缩小税前收入差距,包括更普遍地提供优质教育,对工资差距实行制度限制,以及对财产和遗产实行累进税制等。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更明确地划分企业与政府的界限,强化市场竞争,以及遏制腐败的持续行动等,也都有助于改进社会公平。为减轻老龄化、疾病和企业结构转型带来的困境和不安全感,应该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制,其筹资可以部分来自公共资本的收益。

   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并不容易,但1985年世行报告的结尾之句依然成立:“中国的长期发展目标从原则上说可以实现,如果以近期的经验来看,有很大可能会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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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 2018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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