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伍德: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政策选项的今昔对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0 次 更新时间:2018-11-09 11: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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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伍德  


   1985年报告《提要》的第一句话似乎依然准确:“中国的最终发展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使广大人民都能分享繁荣富裕的果实。”与这一目标相关的许多问题和选项如今也依然需要考虑,不过是在高得多的起点上。下面将采用1985年报告的《提要》中相同的标题讨论其中的部分议题:增长格局、经济管理、社会问题和政策。包含财政、人口、城市和地区发展议题在内的更广泛的研究,可以参考其他的研究成果如林重庚和迈克尔·斯宾塞主编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Lim and Spence,2011);以及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WB-DRC,2013)等。

   2.1 经济增长的格局

   中国为实现追赶还有多长的路要走?表2的第一行显示,相比美国等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西欧和日本这类土地稀缺型发达国家的稠密人口更适合与中国做对比,这些国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水平平均约为中国的3倍。相比1985年报告撰写时的12倍,已显著下降。然而,中国的劳动人口所占比重高于发达国家。表2的第二行显示的是经济上更适合对比的劳均GDP水平,土地稀缺型发达国家约为中国的4倍。要想在2050年赶上这些国家,年增长速度需要比它们快4个百分点。

   表2的其他各行显示了追赶所需的各项核算值。其中一个要求是提高教育水平,中国今天的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土地稀缺型发达国家的70%,而且主要由于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人口中的占比较低,尽管大学入学率有所提高,这一差距自1981年以来并未缩小。第二个要求是单位劳动力对应的资本水平的增长远快于发达国家,这需要中国继续把较高比例的GDP用于投资,并且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第三个要求是缩小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中国目前的水平约为土地稀缺型发达国家的一半。

  

  

   注:“土地稀缺型发达国家”是以下各国的加权平均值: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士、英国;本表中的GDP是Penn World表中的rgdpo变量(用rgdpe、cgdpo、cgdpe等变量得到的结果相似);1981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采用的是1985年数值,2014年采用的是2010年数值;1981年的出口质量指数采用的是1987年数值;2014年采用的是2007年数值。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9.0 (http://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Barro-Lee database (http://www.barrolee.com/);Feenstra and Romalis(2014,Table 1)。

  

   中国从1981年以来已缩小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当时约为这些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这是体制改革和开放技术引进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成果,但下一个阶段的难度可能更大。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不但取决于每单位投入生产的产品数量,也与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有关。表2最后一行中的出口质量指数表明,如今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主要反映着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价值评价低于发达国家的产品。这一价格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似乎有所扩大(或许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无形资产增长更快,参见Haskel and Westlake,2017),缩小这一差距可能比缩小物质生产率的差距更困难。

   在追赶中,中国经济的部门结构需要进一步改变。表3对比了当前的中国与土地稀缺型发达国家平均而言的初级产品(农业和矿业)、制造品和服务(所有其他产业)在出口、GDP和就业中所占的份额。跟1985年报告一样,这一比较也表明大力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土地稀缺型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在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高出16个百分点,在GDP中的比重高出25个百分点,在就业中的比重高出34个百分点。

   因此,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中国初级产业(主要是农业)就业比重将大幅下降,基本上由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抵消,而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变化会小得多。随着更多劳动力脱离农业,以及城市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将更加接近制造业,但同样重要的是应确保服务业雇用的劳动力的生产率不低于制造业,正如发达国家的现状那样。大约五分之四的中国劳动力将在服务业就业,因此必须让这些产业能充分获得熟练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追赶过程将使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这是因为,实现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将使中国的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能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这与韩国在过去三十年的情形类似(Wood,2017)。其他土地稀缺型发展中国家将会并已经开始填充中国释放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在中国,比较优势的这一转变要求表3中的三大产业内部(而非三大产业之间)发生更为剧烈的结构变化:技能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企业和细分产业需要扩张,劳动密集型的需要收缩。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将减少,这种扩张或收缩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意义上的。

  

  

   注:产业部门的定义参见表1;土地稀缺型发达国家的定义参见表2。

   资料来源:Wood(2017)。

  

   比较优势的这一转变将使中国加入与如今专注于技能密集型生产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不但会改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还将影响技术转移的激励。在过去几十年中,发达国家的企业愿意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技术,因为这能降低它们的成本,提升利润。这些企业得到了母国政府的支持,因为能够增强发达国家在技能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Wood,2017)。然而随着中国成为技能密集型生产的竞争对手,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将更不愿意转让技术,此类情况目前已经出现,使中国必须更多依靠自身的技术开发。

   在更小的程度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还会因为“一带一路”倡议而变化。该倡议将增加中国的贸易总量,从而抵消可能兴起的保护主义的影响,并改变贸易的地理结构,但不太可能促进中国的比较优势发生根本转变。

   2.2 经济管理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快速增长源自经济活动参与者面临的激励、机遇和约束的一系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变。在未来几十年继续追赶发达国家,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在激励、机遇和约束方面带来更大的改变,这种必要性已在中国得到了广泛承认,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为此制定了全面战略。

   本节将集中讨论一个关键议题,即如上文所述,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必要性。在新近的许多研究中,一个国家的经济被视为各家企业的总和,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被视为企业间业绩差距的反映(Syverson,2010)。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而言,提高最优秀企业的业绩是必需的。但改善不算最优秀的其他企业,使它们的业绩尽可能接近最优水平,也同样重要。对中国的追赶至关重要的是提高一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那些很少安排领导人视察的企业。

   提高中国最优秀企业的业绩,往往要求它们成为出色的全球创新者,引入比世界任何对手更先进的产品或工艺,通常是借助小的改进,偶尔也有重大突破。某些产业领域的少数中国企业已经是全球创新者,如通信设备领域的华为公司和社交媒体领域的腾讯公司等,其他一些企业也正在快速迈进,但目前它们只代表很小一部分(Fu,2015)。另外,尽管中国在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的规模上已排名世界第二,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和专利质量却较为落后(Fu,2015;Zaharia,2018)。中国近期也没有生产出能够和古代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和火药——相提并论的任何产品。

   在所有国家,企业的业绩水平都参差不齐。例如在美国,即使在狭义的制造业中,位居第90百分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是位居第10百分位企业的2倍(Syverson,2010)。比起美国(Hsieh and Klenow,2009)和日本(Ito et al.,2008),中国企业的业绩悬殊之大更是不同寻常。有研究人员测算(Hsieh and Klenow,2009),如果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业绩差异缩小到美国的差距水平,那么2005年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差距将缩小30%,1998年将缩小50%,表明中国企业在缩小业绩差异方面还是取得了进步。

   最优秀企业的全球创新能力对中国的追赶来说当然重要,但改善全体企业的业绩要求更多开展经常性的本地创新:引入对企业来说(而非对全世界来说)更好的产品和工艺,包括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更优秀的管理技术等(Bloom et al.,2017)。此外,管理质量的差异据估计只能解释中国和美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13%(Bloom et al.,2017)。当然,中国的平均管理质量不及美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企业更少采用高质量的管理技术(Bloom and van Reenen,2010)。此外,驱动全球创新和本地创新的力量是基本相似的:企业开展创新是作为对客户需求与竞争对手行动的响应,开展创新是因为看到成功后带来的商业优势,以及如果未能开展创新则会面临的风险(包括破产)。产权保护对此至关重要,企业必须确信自己的创意和利润在取得成功后不会被剥夺,才会真正开展创新。

   一国企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企业之间外溢效应带来的机遇、人力资本的质量、投入品市场的弹性,以及监管的特性等(Syverson,2010;Bloom et al.,2018)。所以,提高中国企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管理和政策的许多方面有关。下文的讨论仅涉及其中的两项:改进公共资本管理和强化国内市场竞争。

   (1)改进公共资本的利用。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远超过任何发达国家,占GDP的30%—40%(Tidrick,2013;Kovacic et al.,2016),并被政府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然而对于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是否以及如何能帮助缩小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依然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从全世界来看,国有企业的业绩通常都比较差(Tidrick,2013),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认识也在改革过程中发生了巨大改变,但中国政策制定者的主流观点很明显依然是国有企业应该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追赶过程中发挥领军作用。

中国自1984年以来已经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鼓励大多数国有企业追求利润,并与政府的监管和其他职能分离。但正如1985年世行报告的《提要》所述,“建立独立的、有适当激励的企业,可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困难的一个方面”,这在后来得到了证实。大量小型国有企业被合并、出售或关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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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 2018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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