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曙光:论孟子思想中的财产权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 次 更新时间:2018-11-08 00: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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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曙光  

   内容提要:财产权观念并非西方独有。孟子“井田”制的设计中,已包含对“民”的财产权的肯定。井田下的“民”是个体农户,其财产权以百亩之田为具体标的,以诸侯国为义务主体,其应履行的“助”“赋”等义务确定,同时“民”还具有百亩之田及其收益的支配自由,从而具备了自由意志、利益和行为自由等权利构成要素。

   孟子对财产权的肯定,同时也是对“私”的观念的肯定。在孟子思想中,“公”与“私”并非截然对立,二者涵摄交叉,“公”有财产中即包含了以私产体现的贵族爵禄。因此“私”并不必然包含否定的价值判断。这又与孟子“义利”观中对“利”的肯定分不开。

   孟子承认有合乎“义”的国家之“利”,也有合乎“义”的个人之“利”。“义”不离“利”,“利”“义”同向且“利”构成了“义”的基础。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中,个人私利正是国家公义所在。

   关键词:孟子;财产权;公私;义利;

  

一、引  言


   众所周知,“权利”概念来自西方,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其理论基础有各种不同说法,甚至有相互冲突之处。但如果从构成内容来分析,现代权利观念仍然包含某些确定的要素,这些要素在与西方支撑性思想相对分离的同时,也就具有了与儒家思想共通的可能性。

   孟子讲求“万物皆备于我”,“人皆可为尧舜”,对自由意志和行为自由的肯定不容置疑。但在孟子是否具有财产权观念的问题上,论者多持否定立场。如杨鸿烈在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思想不发达的原因时即认为,“儒家尤其是孟子最排斥功利主义”,从而“以私人利益为惟一前提的民法思想自然被遏制不得发展”。

   当代学者也多持类似观点,如崔永东认为,孟子和儒家重义轻利,公利、私利绝对对立,因此不会产生包括财产权在内的权利观念。因此,孟子是否肯定私人利益,就成为论证孟子财产权观念的关键。

   笔者认为,孟子的公私观、义私观并非截然对立;相反,孟子思想中“公”“私”观念是相互渗透的,“利”“义”同向且“利”构成了“义”的基础;因此财产权观念在孟子思想中广泛存在,“制民之产”的“井田制”即是典型。

  

二、“井田制”下“民”的财产权


   《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

   此处引用的文字,是对话的下半部分。滕文公欲行仁政,故派毕战向孟子请教具体方略。在此之前的对话中,孟子已向滕文公介绍过仁政的大概内容,其基点则在于“民之为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所谓常产,是常生之业,也就是可以不受随意侵犯、可令人产生稳定预期的产业。孟子认为,如果要实行仁政,就必须因“民之为道”,从“民事”开始。

   (一)“井田制”与“民”

   当毕战详细求教之时,孟子围绕“井地”,向其介绍了“民事”的主要内容。“井地”即“井田”,近代以来众说纷纭。孟子之时,“井田制”实已崩解,故滕文公需向孟子求教,而孟子也只能告诉毕战大致内容。

   在孟子的叙述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助”与“赋”,此为税费制度。“赋”是向封建主交纳十分之一,适用郊门之内的国中之民。“助”则是郊外所行之制,也是孟子“井田制”实施的区域,交九分之一。这实际是对“公田”耕种义务;二是分别授田。

   授田时,孟子区分了卿及以下的贵族和普通的“民”。馀夫二十五亩,则是对“民”的财产的一种补充;三是八家共耕九百亩,中间一百亩是公田,也就是贵族的“禄”,另外八百亩由八家分耕,“八家皆私百亩”。

   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的设想中,田地是直接分给每一家的。与授田的主体(滕国)相对应的是具体的农户。“馀夫”其实就是尚未分家的个体小民。这一点在《孟子·万章下》中关于周之爵禄制的介绍亦可得到佐证。

   孟子推崇周制,他所认为的周制与自己的主张正好相吻合。因此,孟子“民事”中的“民”,“仁政”中的“民”,都是具体的民及其小家庭,而不是共同体,应无疑义。

   (二)百亩之田与财产权

   王人博和程燎原在对西方历史上权利的不同界说进行详细考察后认为:“尽管人们对权利的概念存有多种殊见,但透过权利现象可发现构成权利的各个要素或细胞。在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有:意志、利益和行为”。

   从权利构成要素的角度,他们将权利界定为“权利就是由自由意志支配的,以某种利益为目的的一定的行为自由”。笔者认为,孟子“井田制”设计中,由每户分田百亩并得为“恒产”,包含了这三个要素,构成了财产权。具体理由包括:

   1.百亩地产作为标的物,有其明确的义务主体。这个主体,在西周是周王,在孟子时代则是各个诸侯国。在前述引文中,孟子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

   孟子要求正“经界”,这个“经界”是物理的界限,同时也是民之权利的界限。孟子所预防和反对的,正是“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朱熹说:“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故谷禄有不平”。强调“经界”,就是要“定分”,防止“豪强”和“贪暴”。

   米尔恩说,“对于任何权利,都必须有可能说出何种作为或不作为将构成对它的侵犯。如果没有此种作为或不作为可以证实,那么,就不存在一项权利”。“慢其经界”正是这种侵犯行为。

   美国学者唐纳利区分了“正当的要求”与“权利”。他认为,“那是错误的”意指行为与既定标准不相符合,“一种权利的要求的内容无论如何都多于一种暗示或者一种请求;它还包括对于行为的一种强有力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会引起一系列以权利拥有者的特权地位为基础的特定社会实际活动”。

   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在孟子思想中,一夫百亩不仅仅是一种“正当的要求”,同时也是一种“强有力的需求”,它要求统治者承担他的责任。而且,这种责任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道德责任,也是政治领域中的一项实际政治责任。

   当然,孟子所处的时代并无强制力量来保障和推行这种制度,这种财产权只存在于孟子的政治思想中,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但孟子将其视之为正当性的制度和规则,当无疑义。

   2.百亩之田所对应的“民”的义务是确定的。除前文所述的“助”与“赋”之外,孟子又提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

   赵歧解“征”为“赋”,则“布缕”与“粟米”“力役”当为国中之人的义务。随当时赋役制度的变化,国野分别可能已经很小,则“赋”可能也覆盖到郊野之民。孟子对于“助”与“赋”的协调统一,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论述。

   但他的确主张,“助”与“赋”的总量当有明确的标准,即分别为九分之一与十分之一。同样,这种“应然”虽非“实然”,但孟子对其实施的必要性毫无犹疑。所以当宋国大夫戴盈之要求缓行时,孟子反问他说,“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不义之税收如同偷盗,纠正不须条件。此外,对“赋”的三种具体义务的征收办法,孟子也主张“岁有常数”,朱熹解为夏取布缕、秋取粟米、冬取力役。冬取力役,又正与《孟子·梁惠王上》等篇中“不误农时”的要求相符。

   “助”与“赋”的规定又从义务角度说明了“民”百亩之田要求的必需性:如果“民”没有百亩之田,又如何能够履行他的“助”与“赋”的义务?

   3.“民”可以自由支配百亩之田及其收益。征收办法则是对“民”自由支配财产的保障。对于这样一种利益,“民”并非是不可拒绝的。在孟子看来,“民”如果不想要这份保障,他可以自由离开。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信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因此必须有行动和选择的自由。“民”坚守城池,只能出于自愿,他可以选择是否与国君共赴国难。“民”对国家的选择,也包括了对国家赋予利益的选择。

   这即是说,“民”对于百亩之田,是有一定的自由意志的,是可以拒绝的。笔者认为这构成了支持孟子财产权观念的第三个理由。

  

三、“公”有财产的两种形态


   百亩之田之外,孟子另外还主张了“五亩之宅”“鸡豚狗彘”等民所应有的财产。此外,孟子还提到了“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要求,这是对山林川泽使用的限制,目的已不是消极的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是为了“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

   “与民共之,而有厉禁”,禁止的对象,是“民”,“与民共之”则说明,山林川泽之利,是民所共有。

   (一)山林川泽所有权的“ 公”“私”问题

   在“井田”等的财产权之外,孟子又支持了“民”的山林川泽使用权。《孟子·梁惠王下》中,齐宣王问孟子以仁政,孟子再次说,“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泽梁无禁”即“与民同利,不设禁也”。则民有山林泽梁使用权无疑。而孟子强调“无禁”,又有其所指,同样在该篇中,孟子对齐宣王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之……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

   文王之囿是否真的对民开放,这并不重要,关键是孟子以此为标准而对齐宣王独享四十里之囿的行为给予了斥责。对山林川泽,民有使用权,但民肯定不具有所有权,否则就不存在“禁”的问题。

   那么,山林川泽是否属于统治者,或者各级贵族所有呢?

   钱穆指出,大国之君方百里,“方里而井”,那么实有土地900万亩。大国之君32000亩土地,是其中一小部分;井田中的土地也只是一部分。另外还有三分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山林泽梁和邑居土地。

只是钱穆认为,山林泽梁应是贵族所私有,理由是自周王至各级贵族均设置有专人管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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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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