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梦军:《庄子》书中的“圣人”究竟指什么

——庄子圣人观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18-11-08 0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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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梦军  

   内容提要:庄子思想中的“圣人”,犹如当时的君子,具有“德”“位”两重性。庄子批评的“圣人”不是儒家所谓的“圣人”,而是当时窃国大盗一类的“诸侯”。庄子赞成的“圣人”,也不是儒家认可的“圣人”。

   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源于对“道”的不同理解。与一般认识不同的是,庄子并不反对“仁义”,而是反对儒家“提倡仁义”,也就是反对儒家将仁义口号化、工具化。庄子这种主张,可以引申为反对以仁义作为一种谋取私利的手段强加给其他国家,从而造成被强加国家的社会奔溃与秩序混乱。

   庄子也看到了儒家王道治国的缺陷所在,而这种缺陷所带来的痛苦与烦恼一直压迫着他。于是庄子转向了他所追求的逍遥境界,从而背离了儒家提倡的圣人观念并创造了新的“圣人”观。换言之,出于对儒家王道治国困境的担忧,庄子最终走向了逃避现实、追求单纯精神逍遥的道路。

   关键词:庄子;圣人;儒家;仁义;王道困境;

  

  

一、圣人的内涵

  

   《庄子》[1]一书中谈论“圣人”的地方非常多,共113处,但却向读者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观感。

   在内篇以及外杂篇的一些章节中,庄子对圣人推崇备至,乃至成为精神修养、理想人格的代名词。[2]如内篇中有“圣人无名”(《逍遥游》),“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

   外杂篇中有“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天下》)。与此同时,在外篇中,主要是前四章中,庄子对圣人则采取了一种批评乃至鄙视的态度。

   如:“圣人则以身殉天下”(《骈拇》),“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

   这两种大相径庭的态度出现在同一本书中,无疑会使庄子的圣人观变得难以把握,乃至自相矛盾。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一般认为,圣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圣人这种知行完备、止于至善的境界是儒家的一致推崇和追求。孔子将“圣”视为人生最高的境界。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并且有“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的感叹。

   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并且发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口号,鼓励当政者推仁心,行仁政,用仁义作为衡量国家行为正当性的标准。

   庄子对圣人的批评正是基于这种现象而来。因此,人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把庄子批评圣人的观点当成其批评儒家仁义思想的一个证据,简单地认为庄子反对“仁义”思想。

   张松辉先生在《庄子疑义考辩》一书中,对庄子的“圣人”言说存在的矛盾做了分析举证。他说,庄子的圣人“它有时指道家的理想人物,有时则指世俗中的所谓圣人,也即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因此,《庄子》书中的‘圣人’究竟指什么,我们必须根据上下文来判断。”[3]近代庄子研究者大都持此相近的观点。

   然而,庄子在外杂篇所批评的“圣人”真的就是指世俗中的圣人,或者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吗?如果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中的圣人真的是指儒家所推崇的圣人,那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早已经死了,为什么庄子还要提出此种命题?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你不能单纯地将圣人看成具体的人,你应该把它当成以仁义之道规定的理想人格。所以,庄子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指的就是反对仁义之道,将仁义之道灭绝。”那么,庄子真的反对仁义之道吗?

   如果是这样,那庄子为什么还说“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骈拇》)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在说:“仁义难道不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吗?那些仁人又何必如此多忧呢?”因此,庄子所批评的“圣人”只能是指别的内涵。

   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这句话:“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骈拇》)在这句话中,庄子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他所批评的“圣人”的具体内涵。

   “小人、士、大夫”指的是不同身份的人以及他们做出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他们的身份等级一级比一级高。由此可知,“以身殉天下”的“圣人”必然也是身份等级的一种代表,而不是道德属性的称谓。

   因此,庄子极力批评的“圣人”可能指的就是当时的在位者“诸侯”。当时的田齐和三晋,可以说都是篡夺窃位之流,却俨然列为诸侯,僭称王号,真可谓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胠箧》)。

   庄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可明言,所以悠谬其词,从而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

   另外,我们知道,君子在西周时期主要是指一种身份制度,与小人相对。君子和小人同属于国人,国人又与野人相对。国人属于统治阶层,而野人属于被统治阶层。野人因为地位比国人要低,所以也称为“庶人”。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载:“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据杜预的注解,三后指得是虞、夏、商,它们均为被征服民族。国人虽然都属于统治阶层,但是根据血缘的近疏关系也有贵族与非贵族之分,贵族在当时被称为君子,而非贵族则被呼为小人。

   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这就是周朝血缘宗法世袭制度的简单概括。因此,君子在当时主要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但随着周王朝的腐败衰落以及周边非中原国家的崛起,国人与野人的区别,以及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慢慢变得模糊。他们之间的流动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孔子鉴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借用昔日象征身份地位的“君子”名称,将其改造成注重德行的“新君子”。再后来,君子就慢慢变成德行的象征,而非身份等级的象征。但是,历史的发展又没有能完全否定掉“君子”作为一种身份等级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论语》中可以见到此两种含义的混用。

   关于“圣”,沈文倬先生在《孔子身世考》中提到:“‘圣’在春秋时被理解作通人或智者的。认为等级愈高就愈智愈圣:王就被称为圣王;卿大夫之贤者也有被称为圣人的,如《左传》昭七年孟僖子说‘孔子圣人之后’,圣人是指其远祖毋父何、正考父,都是宋园的贤大夫。

   至于‘君子’,《士相见礼》云:‘凡侍坐于君子’,《礼记·檀弓下》云:‘君子不能焉谋也,士弗能死也’,郑注均云:‘君子谓卿大夫也。’”[4]由此可知,既然卿、大夫、士是君子,当时的诸侯王就可以称为圣人;庄子批评的“圣人”不是以德行而言,而是就等级名号来论。

   因此,基本上可以将庄子所谓“圣人”视为“诸侯”的代称,而不是指儒家心目中的圣人。

   既然庄子所批评的“圣人”不是儒家所认可和提倡的“圣人”,那么他赞成的“圣人”是儒家所说的理想人格吗?答案是否定的。

   《天运》篇载:“子贡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

   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

   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

   在这里,庄子明确不同意儒家所认可的三王五帝的圣人形象,所谓“此非吾所谓道也”(《让王》),并且对圣人进行了重新的诠释与定义。他说:“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只有真正懂得“安其性命之情者”才可能称为圣人。

   除此之外,也可以在其他篇章中看到庄子类似的表达,如《让王》《盗跖》《渔夫》等。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庄子所认可的“圣人”呢?它所代表的精神境界又是怎样的呢?

   在文章开头,我们说到庄子所认可的圣人不猎取名声,不从事于具体事务,而能探索天地的美德,掌握万物的规律,逍遥地遨游于尘垢之外。

   除此之外,庄子还有很多对圣人的其他描述:(1)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天道》)(2)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刻意》)

   (3)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刻意》)

   (4)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徐无鬼》)(5)夫圣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与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备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则阳》)

   从(1)和(2)可知,圣人的心是非常平静而恬淡的。这种平静恬淡的心与庄子对道的认识是一致的。从(3)可知,圣人之心如镜子一样,“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这与庄子对至人的状态描述是一样的。他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

   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所推崇的“圣人”就是他说的“至人”。而“去知与故,循天之理”则与庄子“黜聪明,离形去知”的“坐忘”相通。“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则与庄子“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大宗师》)的真人是一致的。

   (4)和(5)则是再一次重申“圣人无名”的态度。另外,前面提到的“圣人不从事于务……而游乎尘垢之外”则与“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的神人相通。

   所以成玄英在解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时说“至言其体,神言其用,圣言其名。故就体语至,就用语神,就名语圣,其实一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此,庄子所说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在最高的境界上都是相通的,这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而这种相通则来自于庄子本人对形而上“道”的体悟。

  

二、道与圣人


   庄子和儒家对圣人的理解不同的关键在于,对“道”的不同体悟与阐释。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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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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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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