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中美新冷战的困境与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 次 更新时间:2018-11-07 18: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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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导言


   2018年国庆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堪称“新铁幕演说”的冷战宣言,指责中国对美国主导权、价值观甚至国内民主政治的全面挑战和破坏。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已经突破“贸易”的表层,抵达了具有自我实现功能的“修昔底德陷阱”。著名战略学家约瑟夫·奈近期警告美国强硬对华立场可能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自我实现,如今,这一警告正在成为现实。尽管美国是多元化的社会,有着三权分立的宪制架构,有着独立的公民社会及公共舆论,但中国的决定性崛起以及美国特朗普主义的精巧运作,已经成功激发了潜藏在美国朝野的共同焦虑和恐惧。对未来的共同恐惧使美国“友华派”集体失语和失势,使“新冷战派”空前得势。因为“新冷战”能够充分慰藉美国人的内心恐惧。无论彭斯的新冷战修辞如何机巧,都无法掩藏美国社会对中国发展不确定性的深刻忧惧。

   许多分析家均认为这只是11月中期选举前的“选举语言”,是短期化的功利性政治造势。这种理解至多只道出了一半真相,甚至只是表象,而未能看到中美新冷战已经拉开帷幕,美国在心理上和战略上已经基本完成动员和部署。中美长线的世界权力竞争已经刺破了改革开放40年间脆弱维系的所谓“蜜月期”。其实,这种蜜月关系不过是以中美实力的绝对差距、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利润保证以及美国规训中国民主转型的乐观预期为前提的。如今,中美比肩而立,贸易逆差拉大,民主转型无期,蜜月关系也就难以为继了。彭斯盛赞邓小平的政策路线,扬言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已被掏空,这或许能够赢得国内改革自由派的击节喝彩,但其实也折射出美国的幽怨情绪,抱怨中国跳脱“韬光养晦”路线,改行“并立竞争”路线。

   然而,世界历史不会因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幽怨情绪而转移,新时代有新时代的哲学、秩序与理想图景,改革开放40年只是中国整体复兴的一个初步阶段,而绝不可能永久束缚中国在文化与制度上真正的自主性建构。


全球化规训的失败


   彭斯所代表的美国幽怨表明美国对中国民主规训与全球化整合的失败。在基辛格的《大外交》中,这位深度嵌入中美关系及世界政治漩涡的顶级战略家声称美国存在国际关系上的两种传统:理想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基辛格认为,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根植于美国的制宪立国背景之中,而从威尔逊到罗斯福则将这一传统打造成新世界秩序的基石。这一传统的基本要点为民主和国际法,即内政上的民主转型与外交上的国际法治完美结合,由此建构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然而,在这一传统之外,更为强大的是美国的现实主义传统,该传统以其“孤立主义”而闻名,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路线相契合。美国外交的大传统在威尔逊主义之后已有重大转变,杂糅整合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就当代美国政治传统光谱而言,民主党的“普世帝国主义”代表了理想主义,而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代表了现实主义。特朗普主义本质上是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但受到两方面因素的严格制约:其一,美国异常强大的“建制规范主义”,造成对现实主义的规范性制约,以维护美国的民主领袖地位与全球软实力;其二,现实主义的利益本位,这决定了再现实主义的美国政治家也需要考虑和借用理想主义规范的论证和修辞功能以增进现实利益。因此,无论是彭斯的此次演讲,还是特朗普的历次重大场合的演讲,在利益优先的基调下也仍然会调用和诉诸所谓的美国价值观。

   无论是民主还是国际法,美国对中国的长期规训都有着无法回避的失败经验和深重的挫折感:其一,美国的规训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开始,通过1844年的《望厦条约》及美国驻华法院的司法实践,对中国进行自由贸易与规范司法的规训,这一过程可参考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Legal Orientalism);其二,美国对国民党之“党国体制”的民主规训,从国民党在大陆期间直到在台的民主转型,倾注了大量的政治与经费投入,故有以台湾为“民主灯塔”之定位;其三,1970年代的中美和解以及改革开放40年内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文化渗透、精英培养及民主转型的条件储备,显示出美国将最大的东方“专制”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的热情及诉求;其四,以上数个波次的民主规训总体上并不成功,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了一个远比国民党之“党国”更为巩固、严密及富有全球斗争经验和成就的新党国。这也意味着“美国梦”在对外输出上的决定性失败。与这种失败相伴随的是,中国正沿着美国失败的轨迹和路径,以“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式方案”重建一个新的世界。彭斯所指责的“债务外交陷阱”正是这种新秩序的生长点。

   事实上,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美国对中国的全球化规训失败不是个案,在20世纪至少还包括苏联对中国的类似规训。中国革命之成功,与列宁主义对国共两党的共同规训密不可分,“党国体制”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方法来自苏联。然而,国民党有着“民族主义”内核以及对“自由民主”的弱式认同,列宁主义的规训程度并不深,甚至在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三民主义为体,列宁主义为用”的教义辩证法。国民党的“党国”内含着从“训政”向“宪政”的转型契机和动力。即便是中国共产党,也存在“本土派”与“教义派”的长期路线斗争。毛泽东传统战胜王明传统,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路线的自主性与实践理性得到确立。中苏最终决裂以及中美和解,与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性格、世界主义视野及对中国革命历史意义的独特理解有关。对中共的分析常常因为聚焦于意识形态而失焦失准,原因是政治意识形态背后还有着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及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无论是苏式规训,还是美式规训,都轻易忽略了中国文化背景及中国共产党伦理政治使命中的文明密码。不能真正从文化平等的逻辑上尊重东方传统及其价值观,抱残守缺地坚持“文明与野蛮”二分法,是西方之“东方主义”及其终极失败的文明论根源。


中美“平行世界”的形成


   冷战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平行世界”,但这不是绝对割裂的世界,而是共享着相同时间与空间但在意识形态与制度模式上尖锐对立的世界体系。理解新冷战,可以从旧冷战的基本经验中学习很多。二战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以及麦卡锡主义,将世界进行了人为的政治划分与道德划分,原则上不容许“中间地带”及模糊性连接机制的存在。这种严格的敌我区分源自西方的文明优越论及异教征服观。

   如今,新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禁止其成员国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安排有着重大的冷战意涵:其一,以该协议作为范本推动美国逐一与其他盟友建立“非WTO”的全球贸易体制安排,重建所谓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系;其二,新体系在技术标准与贸易规则上严格排除中国,将中国经济体重新建构成2001年入世之前的孤立状态;其三,以更加严格的技术与制度封锁及高昂的加入谈判门槛,逼迫中国完全放弃自身的发展道路及在全球治理秩序上的挑战行为。

   这些高端封锁行为,从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及TPP协议中就能够看出端倪,特朗普只是以更加极端和赤裸裸的方式加以升级和实现而已。美国在贸易战的同时,竭力构筑针对中国的“泛美统一战线”,从利益、价值观、地缘政治及国际秩序诸多方面,全面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对冲和抵消中国尚未成形和成熟的“一带一路”体系优势,全面排斥中国对美式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的经济参与和利润分享。中国发展的“最艰难时刻”正在到来。

   中国在战略本意上并非要取代美国,而是“补充”美国。因为美式全球化存在着难以自我克服的“南北矛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安排,而美式民主输出也造成了全球治理的“失败国家”、“难民危机”、“文化征服”、“恐怖主义”以及“起火的世界”。中国基于其文明理想和改革40年积累,希望获取的是美国对中国模式正当性的原则认可,希望承担的是美国无力维系及推进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和制度建设,预防的是美国退出这些区域后可能出现的泛恐怖主义和泛无政府主义的秩序真空。这也在更大的世界体系战略层面回应了“中美共治”的需求。客观上,中国的“有所作为”也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特别是特朗普反复抱怨美式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利益的严重损害及空洞化。然而,由于多重的文化差异、政治互疑与战略误判,美国未能很好地理解“一带一路”的建设性和补充性价值,中国也未能系统说明及澄清“一带一路”与美式全球化的结构关联关系。

   中国以文明厚度、悲情历史与道德责任进行着“一带一路”建设及相关的制度创新,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及新帝国冲动看待中国的进取行为。美国看到的不是中国的“帮忙”,而是中国的“威胁”。中国看到的不是美国的“善意”,而是美国对中国文化的蔑视以及对中国发展利益的不正当阻断。一个中美之间的“平行世界”恰如约瑟夫·奈的“自我实现”预言一样,正在自我实现。美国的政治孤立、技术封锁与经济压制,可能反向制造一个更为自主、强大及更有全球治理立法能力的“新中国”。


新改革与新五百年


   国内的改革自由派与特朗普当局分享着完全相同的政治判断与价值观,抱怨新时代对邓小平路线的结构性超越,抱怨中国对美国的斗争意志,抱怨党政关系整合上的“非宪政化”取向,抱怨“中式全球化”对自由民主体系的强势嵌入和修正。害怕斗争,告别革命,诉诸永恒的对话,希求价值与制度上的轻率皈依,渴望一个终结于西方民主的政治世界,这是一种政治浪漫派的思想风格,与中国民族复兴的艰难进程及世界历史的残酷斗争本质格格不入。进而,改革自由派对改革的理解也如同彭斯一样,继续停留在1980年代的短暂、过渡性“蜜月想象”中,以美国价值观绝对正确和美国利益绝对保障为严格前提。

   吊诡的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本就是一种发展性的策略,其中“光”与“晦”是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的“本体”,“韬”与“养”只是“方法”,但后者却被改革自由派以及美国鹰派想象及建构为永久性的中国改革立场。我们可以合逻辑地设想,即便是邓小平再世,面对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及新冷战,也必然会根据自身原则与理想而改弦更张。

   国内左派近年来发明了一种新的时间概念,即新旧五百年史观,将1500年以来的“地理大发现秩序”视为旧历史,将中国新时代愿景与秩序视为新历史。我不是左派,但认为新冷战确实开启了一种新历史,对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幽怨层次,而需要新史观、新知识、新斗争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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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多维CN》 201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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