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戴锦华 贺照田:知识分子必须要做的,是去考察当代中国的具体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8 次 更新时间:2018-11-06 00: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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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颐:谈40年的精神思想,确实可以谈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和戴锦华都是78级的大学生,有相同的经历、精神发育、思想史,尤其在比较封闭的年代,大家更相同一些。这40年更加多元,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选择。

   我们这40年来精神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整体而言,在1978年以前是非常封闭的。有一些人包括想方设法去读一些书,属于禁书,是需要冒着风险的。1978年开放,我还深深的记得1978年5月份突然之间所有新华书店排长队去买那些作品,然后是思想、哲学慢慢的各种各样的思潮就涌进了中国。包括人道主义,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人道主义思潮进来,对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从前是了解的、知道的,但那时候是批判的。

   然后是存在主义,在大学校园里面的影响太大了。《第二性》,我觉得影响要超过萨特,功不可没。后来佛洛依德《梦的解析》进来......当时各种各样的人都想拿一种新的思潮、新的方法、新的探索来做实验。

   刚才谈文学,我觉得应该谈到一本书是社科版外文所的《现代派解读》,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现代派,也看不懂,包括卡夫卡的《变形记》也看不懂。是不断的翻译介绍跟讨论(才好起来的)。

   锦华,你觉得从上大学到现在,对你影响最大的思潮是哪几本书?有几本书是始终影响你的?

   戴锦华:说到读书的话,必须说有一篇文章奠定了我现在的读书基调,那篇文章是当时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倡导全民读书运动,口号是“博览群书,不求甚解”,这是我一辈子读书的宗旨。

   我们读书是没有任何系统可选择的,是断片残简的。那时候我读到《牛虻》,因为最后几页没有了,新华书店开的时候,我冲进去读,为了读结局部分。那时候类似的故事很多,因为读的书版本不完整闹出了很多故事。所以徐迟的说法我很同意。到现在我是读经典、读通俗、读本学科、读其他学科,所有引发社会话题和热点的书我都会读。

   我们这代人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是存在主义特别流行的时候我非常蔑视萨特,我觉得萨特是一个在追光灯下表演的人。反而是我年纪越大时,越理解历史中的萨特,越理解存在主义。我是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波伏娃作为萨特的伴侣,作为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家,其实她的女性主义是一种存在主义,这种清晰的认知是很晚才到来的。

   整个大学时代弗洛伊德是对我们影响非常非常深刻的,然后是荣格。相反,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的思想家拉康是很晚才读到的,我到电影院教书的时候才经由电影理论(读到拉康),因为拉康没有翻译。我们都是非常曲折的去找到、去获得。

   也许前二十年我们可以用书籍的序列来勾勒一个时代的精神史,但是新世纪这个情况变了,我们面临着出版的爆炸。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它崩溃了,你也可以说它多元了。

   雷颐:刚才讲到存在主义,我是学历史的、学中国史的,但我写的第一本书是《萨特传》,是对自己青春的一个记忆。刚才讲到“存在先于本质”,当年我为了弄清什么叫“存在先于本质”,反复读,反复找。我还手抄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那时候没有一整本书翻译,都是零零碎碎,断片残简。后来突然之间就弄明白了,原来很简单,比如说,这个话筒并没有指定它只能做话筒,如果打仗,我可以拿它砸人,它就是个武器。人也是一样,没有人规定你要怎么样,这就是存在的本质。为什么存在主义影响这么大,因为它是对螺丝钉的一个反驳,这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史。

   戴锦华:我最早理解萨特还不是这个,我所有的理解都是“说不的权利”。

   贺照田:这个题目特别使我激动,可能因为我个人所在的学科和位置有关。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我们在物质文明方面做得确实不错,但是精神文明这个方面就做得跟本来的期待非常不同。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跟国家和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特别有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不是具体去研究问题,而是给了那些问题一个答案,这是中国这40多年精神文明发展得不够好的一个思想背景。如果真要实现朝向未来的精神史这样一个目标,而且是一定程度上摆脱怀疑和焦虑的,我指的是非生产性的怀疑和焦虑,知识分子必须要做一个工作,要具体去考察当代中国这些跟精神和身心有关的现象。

   雷颐:这还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一九一九年的时候,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就说一定要先研究问题,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戴锦华:这40年是我们生命中几乎全部有意义的段落。如果说太阳底下无新事,那就真的没什么新鲜了,每一个段落、每一种故事、每一种疑问、每一种质询都曾经发生过,甚至就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已经发生过。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一种历史的宏观概括,叫“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就是这样起伏的过程。中国这40年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之急剧、转折之戏剧性、连续性不断被打断。

   雷颐:你对90年代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对你影响最大的90年代的思潮或书籍是什么?

   戴锦华:到9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是什么某一本书了。比如说90年代初期,我们在重新去读《第三帝国的兴亡》,重新去读反省法西斯主义兴起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个时候影响很深。

   我大量地系统阅读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著作、回忆录和各种各样当时的文章,基本上是学术运动领袖的回忆录,或者反战运动领袖的回忆录,还有很多越战的回忆录。我觉得理论不够,我想找到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可能性。

   然后马上我就被大众文化打晕了,这当然是阅读王朔的年代,那以后我所面临的东西,无法用80年代结构主义的思路来应对,于是我转向了文化研究。

   雷颐:80年代是一个拼命开放的年代,对传统的批判批判再批判,否定否定再否定,到90年代,忽然开始了复兴传统的热潮,怎么看这个从80年代否定传统,到90年代至今又开始复兴传统的趋势?

   贺照田:套用一句之前的话,空间是记忆的形式。80年代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是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与此同时,我们不太关心现实政治,但是又知道现实政治应该怎么做,所以当国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己其实应该把那个方向带回到大家觉得应该的方向。

   当时我读了亨廷顿的《变革中的中国秩序》,我试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些事件。到了90年代以后,当时的学术史论的推动对我有一个特别核心性的影响:我通过傅斯年这样的人,开始想什么叫做现代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里,我试图对90年代以后知识界各种各样的思潮做一个把握,后来就发生了一件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事情:有一天你突然觉得,好像这个时代一直在蓬勃前进,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但是似乎不止是你周围很多人的生活出了问题,你自己的生命状态也进入了一个特别不安的状态。我记得我2001年的时候,突然就坐在一个地方写了一篇文章,其实就在讲我们这代人生命里发生的很多今天为之承受代价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时代塑造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有一种检讨。到了2000年以后,我其实在这个方面有点跟时代,特别是跟与社会政治有关的思潮就分开了,想重新去讨论历史。这是我后来这些年一直在上历史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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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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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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