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园兰:从《论语》“克己”诠释看朱熹学术内倾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18-11-06 00: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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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园兰  

   摘要:自汉代以来,对《论语》“克己”的诠释甚多,朱熹释《论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透显出朱熹“克己”及其经典诠释在学术史上的重大影响力。

   朱熹从理学体系建构的角度,在吸取前人诠释成果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地从侧重内在意涵的角度诠释经典,并相应形成其学术内倾特征。

   基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克己复礼”章的诠释文本,从朱熹的正面阐发、侧面引证、总评价等方面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朱熹学术内倾特征主要表现为向里用力、心性追求、内向超越。此特征的形成,既受时代背景、个人际遇的影响,亦为振兴儒学的需要,更是心性之学发展、学术风尚转移的结果。

   在朱熹的大力提倡和发展下,心性主题得到不断讨论、完善,心性论体系逐渐得以建构和健全,标志着朱子学术内倾特色的形成,促进了南宋儒学的内倾发展。

   关键词:《论语》;“克己”诠释;朱熹学术;内倾特征

  

  

一、问题的提出

  

   自汉代开始,以《论语》“克己”为核心的诠释甚多,歧解纷纭,争端蜂起,可概括为四类。

   一是训“克己”为“胜己之私”。西汉扬雄开此训之先河,魏王肃、隋刘炫、宋邢昺以及程颐、张载、范祖禹、陈祥道、胡安国、张栻等是这一诠释脉络的代表。

   二是训“克己”为“约身”“治己”“修己”。汉代马融训为“约身”,南朝梁皇侃训为“约俭己身”,宋代叶适训为“治己”,明末邹守益、王龙溪训为“修己”。清代刘宝楠、陈澧、阮元、毛奇龄、凌廷堪以及今人钱穆、杨伯峻、李泽厚亦持此解。

   三是训“克己”为“能己”。汉代孔安国、宋代杨简、明代胡直、罗汝芳、清人俞樾等是此诠释脉络的代表人物。

   四是训“克己”为“责己”。东晋范宁、清儒臧用中、黄式三均主张这一诠释。

   “克己”上述四类诠释,在朱熹之前均已提出,且承接有序,流播不断,各自体现出独特的学术脉络。朱熹没有选择马融“约身”、孔安国“能己”、范宁“责己”,而是承袭扬雄“胜己之私”,并别出心裁,释《论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这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1]

   清代乾嘉时期的这场汉学、宋学学术争议围绕宋代朱熹的“克己”诠释而进行,一方面透显出朱熹“克己”诠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亦体现出朱熹经典诠释在学术史上的重大影响力。

   朱熹之“克己”诠释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继承扬雄之诠释脉络,吸取魏王肃、隋刘炫、宋邢昺以及程颐等前人的诠释成果而形成。其诠释亦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斟酌的,受其学术思想体系的影响,是建构其理学体系的需要。[2]

   朱熹十分重视“克己”,晚年视“克己”为一枝独秀,临终前还念念不忘程子“克己”《四箴》。在他看来,圣人之言是天理的表达,“克己”乃圣人孔子答亚圣颜渊之问,朱熹对此自然非常重视。

   在诠释“克己”时,他引入理学诸概念,从正面对“克己”作了理学化的诠释,以“身之私欲”释“己”、以“胜”训“克”,增加了涵括外在形躯意义的“身”和表达内在意念的“欲”,并以“身”限定“私欲”,在兼顾内外两层修养工夫的基础上,巩固和突出了“克己”诠释之内在意涵,他同时还引用程子《四箴》,从侧面进行了论证和强化。

   朱熹终其一生诠释经典,数十年字斟句酌,并借此不断完善和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其经典诠释和学术建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那么,透过朱熹侧重内在意涵的“克己”诠释,我们是否可以梳理、概括出其学术内倾特征?如果能够,那么这种学术内倾特征具体表现何在?成因何在?

   下文拟以朱熹《集注》“克己复礼”章诠释为基本线索,结合朱熹的其他著作文本材料,从“克己”诠释来探讨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形成、表现和成因。

  

二、从“克己”诠释变化看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形成


   王肃释“克己”为“胜己私情”,刘炫释“克己”为“胜身(嗜欲)”,其意皆指楚灵王汰侈。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句时,范宁言向乱世之主:“乱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3]

   释“克己”为“约身”的皇侃也指向“人君”:“言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民咸归于仁君也”。[4]邢昺沿袭皇侃,亦突出“人君”:“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己复礼,则天下皆归此仁德之君也”。[5]

   上述王、刘、范、皇、邢诸人,有些与朱熹“克己”诠释属于同一脉络,有些不属于,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站在“为政”的立场上来诠释“克己”。刘炫形象地将人君的任务由变“奢泰”转为胜“嗜欲”,范宁强调乱世之主“克己”时间太少,皇侃寄望人君能“约俭己身”、变“奢泰”,邢昺期望人君“胜去嗜欲,反复于礼”。

   “为政”立场下的“克己”诠释,指向“人君”,立足于君民关系,强调人君应遵循社会人伦规范,注重外在的礼仪和事功,注重引导人君以此来赢得民众的爱戴和归顺,向外特征鲜明。

   与朱熹处于“克己”诠释同一脉络中的扬雄、王肃、刘炫、邢昺、程颐等人中,对朱熹“克己”诠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刘炫。

   扬雄的诠释贵在开启释“克己”为“胜己之私”的先河,但失之于简短。邢昺虽是离朱熹较近的宋代儒者,但其诠释只是刘炫的翻版,创新不大。程颐“克己复礼”诠释虽被引入《论语集注》,但朱熹强调的是其“克己复礼为仁”的整体诠释,更为突出的是其“皆归于礼”之“复礼”诠释。

   在朱熹看来,能将扬雄“克己”诠释开先精神发扬光大的乃刘炫一人。在《论语或问》卷十二“颜渊第十二”篇首,朱熹大段引用刘炫“克己”诠释,并强调,扬雄“胜己之私”之说,自刘炫发之,刘炫之言“虽若有未莹者,然章句之学及此者,亦已鲜矣”。[6]

   朱熹对刘炫“克己”诠释欲扬先抑,赞赏有加。清人亦常论及刘炫对朱熹“克己”诠释的影响,王鸣盛指出:“是朱子上与刘炫合”。[7]陈澧强调,朱子解克为胜本于邢昺所引刘炫的诠释。[8]

   刘炫指出:“克,胜也。己,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仪齐之,嗜欲与礼仪战,使礼仪胜其嗜欲,身得复归于礼,如是乃为仁也。复,反也。言情为嗜欲所迫,已离礼而更归复之也。克己复礼谓能胜去嗜欲,反复于礼也。”[9]

   刘炫用“身”训“己”,由“身有嗜欲”提出“当以礼仪齐之”的冲突解决办法。朱熹用“身之私欲”训“己”,用“天理之节文”训“礼”,用“本心之全德”训“仁”,从而将刘炫的“嗜欲”与“礼仪”之冲突转化为“身之私欲”与“天理”的对立。

   刘炫之“克己”诠释体现出个体欲望与外在的社会规范的冲突,而朱熹的“克己”诠释则完全转变为体现个体自身内在私欲与完美德性——天理之间的对立。

   综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刘炫“克己”诠释对朱熹的影响。

   首先,刘炫的“克己”诠释深化了朱熹对“克己”的理解,启发和引导他抛弃“约身”之解,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

   其次,刘炫释“克己”,不只是满足于静态的“克训胜、己谓身”,更强调在人的“嗜欲”和“礼仪”(社会规范)存在矛盾冲突时,对“克己”进行动态地诠释和形容,不只强调“复礼”或外在“礼仪”准则是“克己复礼为仁”的核心,更强调“克己”的关键作用,将旧注中以“复礼”为“仁”的观点转变为突出表现“克己”为仁,从而启发和引导朱熹提升了对“克己”地位的认识。

   此外,刘炫还为朱熹提供了一个转换的逻辑范本。朱熹根据自己建构心性哲学体系之需要,将刘炫“克己”诠释体现的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的内外冲突直接转换为个体私欲与天理的内在对立,将强调外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相人偶”“爱人”之“仁”,相应地转化为人自身内在德性的完成和超越。

   诚然,从实质上看,刘炫“克己”诠释跟扬雄等前人的诠释仍是同一窠臼,还是强调“情为嗜欲所迫,已离礼而更归复之”,主张人的情感应该回到外在的社会人伦规范之中,亦呈现向外的特征。

   刘炫等人的“克己”诠释固然使朱熹深受影响,但朱熹“克己”诠释的最终定型主要还是得益于其理学体系的建构。

   一方面,朱熹在天理人欲之理学大框架中诠释“克己”,将“天理”“人欲”等理学特有的概念应用于“克己复礼”诠释;另一方面,又通过其“克己复礼”诠释,阐发理、性、命、心等理学范畴,进一步充实、完善和服务其理学体系,建立和发展理学体系中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

   与扬雄、王肃、刘炫等前人用外在礼仪作为“克己”之方不同,针对人内在的“私欲”现象,朱熹主张以理学特有的概念“天理”对治。

   如果说“为政”立场下刘炫等人的“克己”诠释是出于对人君欲望与社会规范之冲突的思考,重点关注“仁君”“治道”和“为政”等外在事功,那么朱熹的“克己”诠释则将思考的重心转向了人自身普遍内在的完美“天性”“德性”即“天理”与内在“私欲”的对立,转向对人自身内在完美的追求。

   朱熹期望借克除内在“私欲”,回归人性自身纯粹而完美的存在,即“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10]他所强调的是,人内在德性的完成,不是外在的社会人伦,因而其训“天下归仁”为“天下之人皆与其仁”,而非“归于仁君”。

   在朱熹看来,“仁”即“本心之全德”,“仁人”是“成德之人”,这种具备“仁”德之“仁人”,能从自己的“本心”和“本性”即本然之性出发,体认“天理”,由“天理”主宰和战胜内心的“人欲之私”,向内完成自身德性意义的反本。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朱熹立足理学大框架来诠释“克己”,通过诠释“克己”来建构和充实理学体系,其学术内倾特征也在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彰显。

  

三、向里用力:从朱熹“克己”诠释之正面阐发看其学术内倾特征

  

   从“克己”诠释来分析,朱熹学术内倾特征主要表现在向里用力、心性追求、内向超越等三个方面,基于《集注》“克己复礼”章的诠释文本,我们分别从朱熹的正面阐发、侧面引证、总评价等三个方面来论述。先分析其向里用力。

   (一)克胜私欲须向里用力

   《集注》“颜渊问仁”章正面指出,“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私胜,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而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在朱熹看来,“克己”是“胜私欲”,而克胜私欲,须向里用力。对此,我们可以从朱熹用以释“己”之“私欲”的具体内容来逐一分析。

用以释“己”的“私欲”究竟涉及哪些具体内容呢?朱熹与学生对此有问答:“‘克己之私有三:气禀、耳目鼻口之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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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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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道》第3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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