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茗:两者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18-11-04 00: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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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茗  

   200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来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热贡地区(注:今同仁县)。那时我正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择田野考察地点。热贡(Rebgong),是一个藏语名字。藏族小伙子们挂在嘴边的是一个虽不准确,但足够浪漫的汉话翻译——“金色的谷地,梦想的故乡”。

   这片金色的谷地里,世世代代居住着画神的人。“唐卡”(thangka)一词也来自藏语,《藏汉大词典》中解释为卷轴画,常以天然矿植物为原料,绘制佛本生故事、历史风俗、历史人物等。在2009年,唐卡、堆绣、泥塑等热贡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藏传佛教唐卡艺术是热贡地区几个藏族村庄的主要经济来源。

   男女有别、尊卑分明,仍然是这些藏族村子保守的传统。在热贡,画唐卡赚钱的主要是男人,女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比男人要低,受教育的程度也低一些。大到田间劳动、修房子、背泥土,小到烧火做饭、清理屋子,都落到女人的肩上。哪怕是几家人外出游玩野餐的时候,也常常是男人们坐在一边,女人们带着小孩儿坐在另一边,座次也是按照年纪的长幼顺序排好,丝毫不乱规矩。

   我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总是以观察者的角色出现在热贡的社会生活中。在当地社会的性别划分中,我往往处于非常模糊的地带。村里人都知道我是做研究的,是个“文化人”,所以对待我和对待村里其他女人的态度十分不同。除了一些宗教禁忌以外,男人们能参加的活动,我基本都能参加。当然,女人们日常的活计,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做。虽然田野调查的工作常常让我处于一种“无性别”的状态,但毕竟我是一个女性,而且,我所生长的环境,对于女性的观念和这里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天是农历的正月十六。白天的时候,一个措瓦(注:土语中部落的意思,指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联合)的二十几户凑在一家人那里念经。念到下午五点多,这些家的男人们临时决定,大家凑点钱,让这二十几家的媳妇晚上到县上去搓馆子。我借宿那家的嫂子也去,她把我也一道拉去。嫂子说,这二十几家的男人在几辈以前都是近亲,后来因为结婚分家,没再住一起,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平时大家都忙,没时间聚会,过年最后一天,这些家的男人和女人们才会凑到一起。虽然措瓦里的媳妇们不一定是血亲,但都来自同一个村,大家很熟,现在又沾着姻亲,所以关系特别好。一听说要去县上吃饭,媳妇们都很兴奋。她们飞快地脱下厚重的藏袍,换上五颜六色的羽绒服、牛仔裤和高跟鞋,到公路上去搭车。

   天黑前,我们赶到县上一家回族人开的清真餐厅。据说,村里人请客办酒席都会选这家清真餐厅。有人家刚刚在饭庄办过婚宴,大红的“囍”字还挂在大厅的墙壁上。这会儿男人们还没到,媳妇们凑到红彤彤的墙壁前,兴奋地吆喝着,让我一张接一张地为她们照相。独照,合影,几个女人互相把衣服换来换去,很快就拍出一百多张照片。她们在镜头前显得有点羞涩,笑得也不太自然。可一拍完,便原形毕露,不顾旁边还有人等着拍照,尖叫一声从我手里一把抓过相机,急着从LCD里看自己的样子。

   因为交通不便,村里的面包车来回运人,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所有人才到齐。措瓦里的男人们没全来,只来了十个,单独坐一桌。其他的二十几个女人分两桌坐。措瓦里管事的大哥一边喝酒,一边给大家分配座位。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身上已经有很浓的酒气了。我按照借宿那家大哥交代的,给了他一百元“份子钱”。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拎到女人的一桌去坐下。他一边把我按在椅子上,一边冲着我的耳朵嚷嚷:“好好吃,好好喝,今天你们女人家放松放松!”

   菜先上到男人那一桌。男人们喝酒喝得厉害,菜却吃得很少。没吃完的菜,就被端到女人们的桌子上来。媳妇们即使在外面吃饭,也还是保持了勤快、持家的女主人性格。菜一端上来,一下子就被利索地分到了每个人的碗里。吃了一会儿,男人们酒劲儿上来了。一位大哥突然站起来唱歌,女人们中间嗓子好的,也跟着唱起来。虽然是在餐厅里,他们仍是放开了嗓子,如在旷野里一般豪放,而且还不忘麦克风。

   当有男人起来唱歌的时候,女人们便放下碗筷,举手跟着打拍子。

   闹到夜里十一点多,聚会接近尾声。管事的大哥和餐厅老板结了账,让其他几个男人把没喝完的酒水带走,他们一会儿要去县上找个地方继续喝。临走前,大家聚到大厅中间,再载歌载舞了一段才满意地出了门。出门前,管事的大哥忽然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怎么样,高兴吧?我们当家的今天凑些钱,就是想让你们女人高兴高兴。”我脸上笑着,但心里却有点别扭。这种感觉,就像前几日在山顶煨桑祭祀时,村落的族长向妇女和小孩儿抛撒糖果和零钱,引得所有女人和孩子们跪在地上哄抢,而男人们在一旁哈哈大笑时我感到的尴尬一样。

   也许是因为我的文化背景,我不习惯看到女人被这样对待。记得在一次访谈中,村子里的一个女人告诉我,她丈夫常年在外地画画,平时很少给她打电话。即使打电话,也总是骂她笨,嫌她田里的事干不好或者小孩儿管教得不好。但她马上话锋一转,眼神如孩子一般快乐地说,过年的时候,她丈夫就会从外地带好吃的回来给她和孩子,那时她觉得自己特别幸福。我看着餐厅里挥着手臂跳舞的女人们,很少看到她们这样放松地欢笑。

   这种高兴与满足非常真实,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从村里来县上的时候,只开了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小轿车。我借宿那家的大哥二话不说,自己抢先钻进他朋友的小轿车里,和几个男人走了。嫂子赶快拉我去搭面包车,所幸我们挤上了车。这辆准乘8人的车子,最后一共坐了15个人。车子“惨叫着”发动后,开始笨重地前行。我惴惴不安地坐在车里(其实是跪在车里),丝毫没有忘记司机刚才饮酒饮得是那般尽兴,没有忘记超载、无证驾驶、一盏路灯也没有的乡间小路以及汽车本身糟糕的照明……车一边行驶着,我一边紧紧地抓住门把手,同时还要不时地注意周围,避免在颠簸的时候被密密麻麻的手肘和肩头磕到脑袋。

   行驶到一半时,车上的女人们突然念起了经。经文十分流畅,如同流水的歌咏一般,绵延不绝地萦绕在耳旁。司机和另外两个男人抽完了手上的香烟,也跟着念了起来。两种声音加在一起,变得浑厚悠远,车子里突然充满了静谧和坚定。这好像一个突如其来的梦境——自己正与朝圣的藏人挤在车子里,在夜色中穿过树林,穿过群山,一直缓缓地驶下去。

   我时常会有这样的矛盾:作为女人,我对这里的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很不习惯;但我也清楚,这一切对于当地人来说,约定俗成,自然而然。村子里的女人,有着十分隐忍的性格。她们沉默而非无知,她们非常宽容,有着极大的同情心,懂得珍视简单的快乐,这甚至让她们显得很高贵(一个西班牙人到热贡旅行时也曾这样评价)。我知道,我不可能全盘接受村里人对女性的观念,就像我不会苟同一个极端女权主义者一样。我知道,我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他们身上,同样,理解他们的文化并不代表我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总是处于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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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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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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