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 何国卿:土改前夕地权分配的检验与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3 次 更新时间:2018-11-03 19: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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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何国卿  

  

   摘要: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数量,是近代地权分配的重要指标,也是对土地产权制度与近代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然而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土地改革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详实普查,虽然并未公布全国准确数据,但为统计工作奠定了基础。本文以土改普查为主要依据,参考民国时期的调查数据,考证了土改前夕农村前10%的富有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南方各省的准确数据为30%左右(±5%),而北方低于这一水平。如果考虑田面权、永佃权及公田等土地权利的占有状况,更低于这一数据所呈现的水平。以往土地集中现象与趋势被夸大,重要原因在于忽视了抑制和对冲地权集中的负反馈机制发挥的作用。

  

一  缘起与思路


   (一)传统观点和数据使用的反思

  

   土地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和集中,使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经济秩序被打破,引发社会革命,这是长期以来对历史时期中国土地制度评价的基调,也被视为近代经济落后与革命的根本原因。“占人口总数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总数的70%-80%”,《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这句政治口号未经实证检验,但被纳入教科书,民国时期土地严重集中因而根深蒂固。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近代土地占有不均这一重大基本判断进行了反思和检验,通常认为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50%左右。

   其实,1949—1952年土地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普查,应该为这一基本判断提供了较准确的数据。《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一文提供了土改前夕全国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数据表(表1),占人口9.4%的地主富农占土地总数的51.9%,几乎被多数土地改革的研究者引用,并作为最重要的依据,但忽视了表中备注的说明:

   “户数、人口、耕地总数是用1950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各阶级数字是根据各地区土改前各阶级比重推算的。各阶级数字与过去公开发表的不一样,仅供内部参考。”又注“土改前各阶级是指土地改革前三年的阶级成份”,譬如1949年出售土地不改变其成份。

   新生政权难以准确获得1950年耕地、人口的总数;土改前的阶级比重,本身只可能是大而化之的估计,因此特意说明是一个“仅供内部参考”的推算数。这个数据不是一个基于土改全面普查的统计结果,然而,此后它被简单当作土改统计数据了。

   土改普查数据到底有没有呢?198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土改结束时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结论:地主富农占人口7.9%、占土地的8.6%,也只是“根据1954年23个省、自治区一万五千多户农家收支调查资料计算”。这意味着土改结束后,普查性的统计数据可能并没有全国汇总,至少没有公布,一直到1980年国家统计局仍采用这一抽样调查数据。一些省份的数据,也多为抽样调查的估计,或者推算所得。在当时信息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乡、县、地区等基层的数据都是手写材料,统计汇总的确不容易。

  

   (二)检验的思路

  

   看来,土地改革进行了普查性的工作,但一些省份可能没有汇总,全国性的汇总也一直缺如,因此采取了推算的办法与数据。尽管如此,全国土改丰富并且可靠的数据,为统计与检验工作奠定了基础。本文对土改数据的使用思路,有如下四个方面需要加以说明:

   第一,一些省份或土改区公布了土改普查的详实数据,如关中、广东、福建、安徽、浙江、苏南,及华东区总数。而这些省份的数据,对于准确把握全国水平,至为关键。

   第二,有的省份没有公布统计数据,但作为土地改革的伟大成就,公布了“没收征收”土地的数量。根据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没收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富农多余的土地亦即出租的土地,予以征收。因此,“没收征收”的土地可以作为出租土地的数量,从而算出租佃率。也可以大致折算出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百分比,通常没收90%以上的地主土地与绝大多数公地,征收富农约10%的土地。但从下文各地数据来看,没收征收的土地数量,往往高于以上对象土地的加总数。

   第三,再参照民国时期的统计数据,可以对其他缺乏土改普查汇总数据的省区进行估计。由于土地占有状况的地域差异极大,地域性的研究成果众说纷纭,估计数差别较大,本文仅考虑足以反映全区域总体水平的统计数据。

   民国时期的数据大多并非准确细致的普查数据,样本数有限,只能观其大概,作为参考。譬如,北方各省的数据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与南方相比,北方的自耕农占主导地位,佃农所占比重很低。还要注意统计口径的不一致。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划分都是变动不居的,既非一成不变,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完全没有自己土地的佃农和雇农都很少。特别是南方各省,地权形态与农户形态更为多样化,佃农与自耕农的界定弹性更大。其身份还是变动不居的,可能有些年份租佃多一些,有些年份不租入或少一些,甚至租出。租佃的土地数量亦然。以致于有的统计分类很复杂:地主兼佃农、半地主兼佃农,自耕农兼佃农,等等。这些复杂的现象造成了统计难度大,数据本身准确度也不高,比如1934年的3项政府统计数据就相差不小。

   第四,在分省区检验所有权占有状况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土地权利占有的状况。所有权之外,土地占有权或使用权对土地权利的切分,通常无法呈现于统计数据中,但不能不考虑。如果一块土地有70%的土地权利不归土地所有者,那么所谓土地集中的表象与实质,其真实含义是大不一样的。这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公地。族田、寺庙田、学田等“公地”属于法人产权,在一些地区比重很高,土改时有专门类别统计,可以对地权分配进行修正。土改材料通常以“地主占有土地和控制公田”合计来强调地主拥有土地的比例,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二层面的修正考虑田面权的问题。田面权未被纳入所有权统计,但田面权也是一种财产权,拥有与田底权相当的甚至更大的土地权利。考虑了田面权后,利用华东军政委员会的3则材料计算发现基尼系数减小,修正力度平均达0.31。

   第三个层面的修正是考虑“外地业主”因素,此因素对部分宏观材料以及几乎所有的小样本调查材料都有深刻影响。外地田主,或“不在地主”,多居城市或外地。在江南等地城市化较高的地区,外地业主现象最为显著。近代广东福建则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投资故乡土地与房产,他们以在海外的血汗钱投资家乡、供养家属,事实上其本人和下一代大多常居海外发展,也相当于某种外地业主。外地田主投资农地,多拥有田底权,不仅没有强化地权占有的不平等,还使地权分配变得相对平均。

   因此,本文以土改普查为基本依据,并由此验证其他统计数据,参考其中合理的部分,对民国时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东部和中部省份土地占有状况做一个基本判断。

  

二  分区域检验


   (一)华东区

  

   华东区相对复杂,而这一地区又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民国统计数据所示,浙江、安徽、苏南等地在全国属于土地占有不均较严重的地区。所幸华东军政委员会与多个省份公布了相对准确的普查性质的统计数据。

   如表2所示,浙江地主富农占土地27%,中农32.4%,贫农17.6%,公地16.3%。但从民国租佃率和佃农比率来看,浙江在全国居于前列。1934年承租土地百分比达51%,高于(15省的)平均租佃率47%。从农户形态看,1936年自耕农20%,佃农47%。这些名义租佃率与佃农比率,都没有考虑16.3%的公田。

   如表3所示,苏南土改区6.2%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35.3%,公地比例为5.9%。苏南全区没收征收土地1041.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3%,略高于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公地所占土地之和的比例42.3%。对照1937年江苏省数据,自耕农占39%,佃农占34%。

   安徽土改普查,2711万人,631万户。其中地主、半地主、富农27万户,占4.28%,占有土地总数的32.53%。贫农和雇农530.9万户、36.6万户,占总户数逾一半,占有土地总数19.4%。对照民国时期安徽省农户构成,取1936年值(1937年异动较大),自耕农35%,佃农37%。

   华东区(今江苏及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土地改革成果统计见表4,地主富农及半地主富农占总人口的7.16%,拥有土地数占全部土地的33.38%;中农、贫农占总人口的82.1%,拥有土地数占全部土地的51.66%;公田占10.32%。该表不包括山东数据,而山东自耕农的比重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华东区是6500万人口的统计数据,还不是但接近全部人口的普查数据。以地主、富农占土地百分比的数据来看,福建18%,浙江27%,安徽32.5%,均低于平均数,仅苏南略高。参考苏浙皖三省农佃构成,取1936年值,自耕农占33.3%,佃农占39.7%。

   浙江、苏南、皖南影响地权分配有三大突出因素:其一,这些地区是田面权发育最高,意味着多数佃农是拥有财产属性田地;其二,苏南浙北(浙西)近代城市化最高,外地业主的比重较高,有专门的租栈为他们收取地租,这意味着有相当部分的地主不在本地,地权占有不均的情况被扩大;其三,公地等法人产权占全部土地的百分比,华东全区为10.3%,浙江省为16.3%。关于田面权与外地业主,本文暂缺具体数据来修正,可以肯定的是,浙江、苏南、安徽及华东区的数据大致反映了土地所有权占有不均的水平,但土地权利占有不均则被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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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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