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集部的起源与流变论略

——2015年5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的演讲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8 次 更新时间:2018-11-01 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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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 (进入专栏)  

  

   在阐述“集部的起源与流变”之前,先来界定一下什么是集部和文集。“集部”我国古代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的第四部,它是各时代文集的总汇。所谓“文集”就是作家们各类作品的汇编,古代的“文”通常是各类体裁的泛指,并非专指散文这一种文体。集部主要包括作家的别集和总集。别集是作家个人作品的汇编,总集是各个朝代、某一朝代、某一文体的总汇或选编。

   在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之中,要数集部的书籍最多,也要数集部的书籍最杂;要数集部形成最晚,也要数集部地位最低。集部中别集的作者和总集的编者都是“文人”。到南朝的时候,“文人”被范晔列入《后汉书·文苑传》,以与《儒林传》中的经学家和人文学者相区隔。列入《后汉书·文苑传》中的这些“文人”,并不是秦代和西汉所说的“文学士”,那时的“文学士”与“方术士”并列,“文学士”相当于今天的人文学者,“方术士”近似于今天的技术人员,《后汉书·文苑传》中的“文人”就是现在常说的作家诗人,古时也称他们为“骚人墨客”。开始,“文”与“学”没有“分家”,学者可能同时又是作家诗人,《汉书》中只有《儒林传》而没有《文苑传》,扬雄既是大儒也是辞赋家,他的经学著作有《法言》、《太玄》,小学著作有《方言》和《训纂篇》,古代小学是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艺文志》收录了《扬雄赋》,扬雄与司马相如同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不过,扬雄本人从来以“大儒”自居,对自己的赋家身份则十分不屑,甚至公开说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1]。三国时期虽然曹丕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2],他的弟弟曹植仍然“耻以翰墨为勋绩,以辞赋为君子”[3],初唐的刘知己还是“期以述者自命,耻以文士得名”[4],甚至伟大诗人杜甫也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5],直到清初顾炎武还说“一为文人,便不足观”。

   古代很多读书人鄙薄文人,最后大多数读书都成了文人;声称“耻以翰墨为勋绩”者,一生最大的勋绩恰恰是其“翰墨”;每个书生大多都希望“成一家之言”,后来几乎都被动或主动“代圣人立言”。为什么会出现理想与结局的悖论呢?

   这里我试图从民族精神的渴求、读书人的境遇,和大家一起聊聊集部形成的渊源、集部繁荣的动因以及读书人只得做文人的文化语境。

  

一   集部的起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多次论述文集的起源:“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龙蛇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后世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辩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6]章氏虽向以思想深刻为人所称,可将文集勃兴归结为学术衰微和人情浇薄却大可商榷。文集盛与子史衰没有必然联系,如东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史学和文学都很兴盛,范晔与谢灵运既可同时,苏轼与司马光也不妨并世。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妨碍屈宋等人的楚辞兴盛。如果不以儒家有色眼光来看,六经中有史体,有子体,也有诗文,以今天的知识分类《诗经》就属于诗集,《礼记》也有许多议论。张舜徽先生在《广校雠略》中说:“著述文字,无外三门:抒情一也,说理二也,记事三也。”[7]被章学诚视为“先王之政典”的“六经”,就兼具抒情、说理和记事三种文字。抒情是人类的内在需求,我们不只有事实需要记叙,也不只有道理需要阐明,还有情感需要抒发。《汉书·艺文志·诗小序》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8]《诗经》中的许多诗歌产生年代早于六经中的有些文字。《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说:“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以降,其道弥繁。”[9]可见,不是经、史、子衰落后才产生集,而是集与经、史、子同时产生。

   《汉书·艺文志》基本是向歆父子《七略》的节删,汉志中的《诗赋略》其实就是后来的“集部”。除“《河南周歌诗》七篇”和“《周谣歌诗》七十五篇”等可能是先秦作品外,《诗赋略》中收录的诗歌主要是汉诗,因为汉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后世成为儒家六经之一,已入汉志《六艺略》。收录的“赋”也主要是汉赋,战国和秦代的辞赋比例很小,其中汉辞赋集有53种,共收辞赋共940篇,战国和秦代辞赋集只有5种,共收辞赋仅64篇。

   关于文集起源的时间,《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10]四库馆臣将西汉刘向编《楚辞》作为文集的源头。《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但并无“楚辞”之名,自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辞赋编为一集才定名《楚辞》,“楚辞”得名大概缘于此体创自楚人。古典文献学分类中,《楚辞》不仅是“最古”的集部,也是最早的总集。假如打破儒家的传统眼光,去除封建意识形态的成见,按现代的学术和知识分类,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当属《诗经》。

   《汉书·艺文志》称《诗赋略》,是因为当时子史之外的文体只有诗赋。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自然需要多种多样的文体来表现,东汉以后涌现出许多新的文体,有许多零碎的记叙文并不能归入史书,有许多庞杂的论说文不能归入子书,有许多抒情作品不能并入诗赋,有许多应用文更无类可归,这些诗文或其记事可以证史,或其议论可以明理,或其抒情直指人心,作者本人它们十分珍惜,社会上也有不少读者,于是,就由本人或由他人将写于各个时期的作品集中起来编辑成册,这就是别集的由来。别集数量庞大后就出现了总集,总集不过是别集的汇编或选编。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文体大量涌现,仅《文心雕龙》中论述到的文体就有二十多种,学者和文人都开始对文体进行归类,这样就出现了“文”“笔”之分—— “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文心雕龙》中属于“文”类的文体就有“骚”、“诗”、“乐府”、“赋”、“颂”、“赞”、“祝”、“铭”、“箴”等十几种,属于“笔”的文体也有“杂文”、“史传”、“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十余种。《诗赋略》显然涵盖不了魏晋南北朝出现的这些新文体,南朝宋齐时王俭《七志》改称《文翰志》,梁朝阮孝绪《七录》又改为《文集录》,他在《〈七录〉序》中阐释改名原因说:“王(即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11]王俭以《诗赋略》“不兼余制”而改《文翰志》,阮孝绪以“文词总谓之集”而改为《文集录》。可见,将各种文体汇编成文集在梁时已成风习,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总集和别集才会有“文集录”。《文集录》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了《隋书·经籍志》的《集部》。

   就图书分类源流而言,“《隋志》、《四库》为《七略》、《七录》之后裔”[12],《诗赋略》更直接是后世“集部”的前身。

  

二 “何文人之多也!”

  

   文集的作者通常都被称为“文人”。古代文集如恒河沙数,文人当然也就多如牛毛。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有利于文人的产生呢?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思想学术的百家争鸣从此就变为儒家的一家独唱。两千多年来,朝代虽然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迭,但儒家思想差不多是历朝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一旦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士人对经学自然也趋之若鹜。许多人一生就消磨在六经或十三经中,“穷经皓首”现在看来有些辛酸,过去却意味着尊严和学问。《四库全书总目》中,十三经的传、注、疏占了总目的四分之一。经学这种长期的一花独放,造成了思想学术的百花凋零。《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除了儒家外,墨家、道家、法家基本上都名存实亡。其实,经学和儒家的繁荣也是一种“虚胖”。儒生宗经从不疑经,释经更不敢驳经,“注不驳经,疏不破注”是必须遵守的解经原则,对经书稍存异议就可能成为“名教罪人”。要是只能信奉不能怀疑,任何思想都将僵化萎缩,儒家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一种只能信奉而不能质疑的思想,对大多数人都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只要国家的控制力减弱或放松,好学深思的人都会将它抛弃,像魏晋玄学家那样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虽然极少,但内心不喜欢儒家名教的人肯定很多。至于从事经学研究,士人大多不具备这种学术功力,更没有这种学术兴趣。

   春秋战国时士人讨厌儒家可以逃于墨家,不爱名家可以亲近道家,鄙视阴阳家可以崇奉法家,甚至自己还可以开宗立派,汉以后士人就失去了这样的思想空间,他们要么做谨守礼法的淳儒,要么就是蔑圣非礼的异端。“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被东汉另一大史家班固指责为“论是非颇谬于圣人”。“立言”一直是志士追求个体生命不朽的冲动,可汉以后只能“代圣人立言”,“成一家之言”不仅是一种个人思想的历险,更是一种身家性命的冒险。自汉至今的二千多年来,独立思考给读书人带来的乐趣,远远抵不上给读书人造成的灾难。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交待自己为什么研究文学时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于是搦管和墨,乃始论文。”[13]过去只觉得他的学术选择非常英明,现在才明白他的人生选择非常精明。像刘勰这样有思辨才能的天才,无疑不愿意像鹦鹉一样注经,又不敢像先秦诸子一样立说,于是就选择不容易犯“政治错误”的文学领域进行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之前还要申明文学本源“莫非经典”,这就等于给自己的研究工作加了双保险。顺便说一句,自《隋书·经籍志》后,所有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都将《文心雕龙》入集部,其实,这部名著从性质上说应入子部,它研究的对象虽然是文学,但它本质上是立言的子书。

谨小慎微地注经心有不甘,大胆地创立新说又实属不敢,加之孔子告诫“君子不器”,这使古代读书人既不愿做鹦鹉学舌的经学家,也不敢做不依门墙的思想家,更鄙视做某一行当的专家。《汉书·艺文志》中属于“形而下”的《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尚能与“形而上”的《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并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时候,后三略就完全并到了子部中。唐宋以后的知识界越来越轻视“见闻之知”和实用之学,汉志中的《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类属于实用技术的知识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宋代理学家更高扬“德性之知”而贬抑“见闻之知”:“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14]张载认为“见闻之知”是与物相交而产生的外在知识,“德性所知”则属于尽心知性的内在道德自觉。“见闻之知”容易导致人们追逐外物而丧失自我,沉溺形器则“心丧于象”,放纵耳目则便神溺于物。程颐在《伊川先生语十一》中说得更加明白:“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后世儒者把先儒反求诸己推向了极端:“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15]朱熹虽然偏向于“道问学”,虽然强调“格物致知”,但他的“学”和“知”只“就自家身上推究”,“就自家身上理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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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论丛》20016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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