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孜弘:体制认定与经贸纠纷——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原因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18-11-01 19: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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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孜弘  

  

   摘要: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原因,除应对贸易赤字与“遏止”中国崛起等因素外,深层原因还在于其对中国体制的认定。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体制存在隐形壁垒阻碍了中国开放与美资进入,中国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损害了美国竞争力,中国政府干预导致的市场扭曲等损害了美资运作环境。美国政府进而认为中国以举国体制抑制外国私人资本。这使美国不仅认定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且还认定中国没有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化。美国政府还认为,中国企业是推行国家意图的工具,而非单纯企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国际市场也会被《中国制造2025》所扭曲。上述原因使贸易摩擦成为必然。除互加关税的负面影响外,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结果还将波及其他领域,使中美互动复杂化。中美双方经贸交易会继续,但难以再现曾经的融洽关系。

     
  2018年7月6日,中美两国针对从对方进口的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开始加征关税。这场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正式开启。2018年8月23日结束的中美贸易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结果。同日,美国在“301调查”项下对自中国进口的160亿美元产品加征25%关税,中国随即宣布将在世贸组织(WTO)起诉美国“301调查”项下对华160亿美元输美产品实施的征税措施,同时宣布对进口自美国约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2018年9月18日,美国宣布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自2018年9月24日起加征关税税率为10%,2019年1月1日起加征关税税率提高到25%。中国则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约60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商品加征5%到10%的关税,并称若美国再加征关税税率,中国将给予相应回应。至此,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关税战已全面展开。虽然双方都未宣称谈判大门正式关闭,但即便出现暂时的妥协与休战,双方的经贸关系也难以融洽如初。因为目前美国对华的贸易战不仅源于经贸问题,且更源于美国对中国的所谓举国体制抑制外国私人资本及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体的认定。
  本文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OTMP)、美国商务部(USDOC)、世界银行(WB)等机构发布的数据与文件,就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原因及影响等进行分析,以探讨中美经贸摩擦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内在原因与今后的走向及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降低对华赤字与抑制中国崛起:对贸易战原因的传统解释

  
   贸易战当然与贸易有关。表面上看,直接原因是中美贸易中的美方赤字问题。据美国官方统计数据,美国2017年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比2016年上升8.1%。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关税平均税率比美国关税的平均税率几乎高出三倍,中国禁止进口包括美国家禽在内的美国农产品等。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对华贸易赤字934.05亿美元。
  但若从进出口额增速上看,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额为1304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12.8%,从中国进口额为5056亿美元,增长9.3%。这意味着特朗普是在中国努力拉动内需,美国对华出口额增速明显高于从中国进口额增速的情况下,明知中国会采取报复措施,却仍然对美国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场发动贸易战的。
  从利益与格局上看,中国输美产品是资本趋利下导致的国际分工的结果,而非同类产品竞争的结果。美国进口许多中国产品的原因并非美国技术与生产能力不足,而是为寻求资本的更大利益而不在美国国内生产。因此加征关税至多只是使这些产品从由中国进口变为从其他国家进口,对美国改善赤字状况无实质性影响,却直接恶化了中美经济关系。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此不会不知。
  转嫁国内经济问题以避免经济衰退,甚至转移国内视线也是对贸易战的传统解释之一。这意味着贸易战,特别是以加征关税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战大多发生于国内经济萧条,失业率较高的时期,美国发动本轮贸易战前夕却是美国经济状况好转时期。2018年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2.2%。经济状况好转导致就业增加,2018年5月美国非农就业增加22.3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下降至3.8%,多个行业中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甚至多年来的贸易赤字状况也有所缓解。2018年4月,美国货物与服务业贸易赤字为462亿美元,比3月份减少10亿美元。到2018年4月底,美国货物与服务业三个月平均赤字下降了22亿美元,至496亿美元。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虽有国内原因,但本次贸易战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内经济萧条与失业等传统问题。
  抑制中国崛起确实可视为美国发动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但这不足以构成其发动贸易战的根本性原因。按国内生产总值算,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与美国差距的缩小。197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为2.0860万亿美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749亿美元,中美差距为1.911万亿美元;到2017年,中国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位居第二,但国内生产总值为12.2377万亿美元,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则为19.3906万亿美元,两者间差距扩大为7.1529万亿美元。在此期间,多数年份中,中国通胀率高于美国,中国广义货币增长率也高于美国。由此可见,中国崛起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是中美两国均出国内生产总值巨额增长,从而将他国远甩其后的过程,而不是中国独快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逐个超过其他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二,但中美两国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差距是加大的。况且国内生产总值并不等同于实际财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财富位居世界第二。
  在技术领域,中美两国间的差距更为明显。按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解释,如果将全球制造业分为四级梯队,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第一梯队,而中国仅居第三梯队,属于中低端制造领域;如果将全球科技实力分为五个梯队,美国是核心,居第一梯队,而中国还“在大门口”,居第四梯队。这一说法未必精确,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间的差距。此外,在优秀的创新企业、顶尖级实验室、一流大学方面,美国的领先水平也相当明显。从综合科技力量上看,不仅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较大,且与美国间差距最小的似乎也不是中国。即便对中国科技发展进行遏制,最好的办法也不是传统的加征关税的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增长趋势相结合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虽然历经挫折,危机与衰退不断,还承受着战乱、武装冲突、恐怖主义、瘟疫、饥荒和自然灾害的袭扰,甚至出现局部性暂时性倒退,但总体趋势仍然是在世界文明与进步中得到发展。正是在整个世界经济总体趋势保持健康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导致中国自身的崛起。可以认为,中国改革与世界进步共同造就了中国成就。在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若要抑制中国进步与崛起,就必须以抑制世界进步为前提。但这样做不仅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且美国也做不到。这样浅显的道理与明显的事实美国政府不会看不到。
  《中国制造2025》无疑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一个重要指向,但传统的抑制与打压不足以解释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深层原因。《中国制造2025》的内容实际上仅包括十个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材料、农机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这一计划虽然能够大幅提高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但毕竟只是个十年计划,距今所剩时间不到八年。从所涉领域上看,中国或许在某些项目甚至领域中超过美国,但中美总体科技实力对比不可能在短短七年多时间内发展颠覆性逆转,更不可能出现中国整体上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情况。中国工信部长苗圩曾在解读《中国制造2025》时也强调,中国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但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冲击的却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体依赖的经济秩序。显然,指向《中国制造2025》的措施所最终针对的主要不是《中国制造2025》所涉领域与内容本身。
  此外,政府采购、信息披露、网络安全、投资限制、商标注册、电子支付等领域的纠纷,即便构成美国打压中国的理由,也远不足以使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华发动贸易战。总体而言,美国挑起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似乎很明确,但用传统的方法只能对此轮贸易战做出部分解释,且难以深入。
  

      二、“举国体制抑制外国私人资本”:美方对中国的“认识与偏见”

  


   前述原因虽然存在,但仍属表层,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认为中国现行制度与规则存在着对私人资本的抑制,主要表明为中国模式下的隐形壁垒(invisiblebarrier)妨碍外资市场准入,中国对知识产权与技术的侵害有损于美资的利益与竞争力,中国的政府干预与补贴扭曲了美资所依赖的市场等。

  
  (一)隐性壁垒与市场开放


  中国是以适应与接受已有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为条件实行开放的,但这一开放过程是以国情为基础。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逐步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产业政策、行业标准、审批制度、监管规则等。中国认为这些制度与规则是透明的,中国的市场也是逐步开放的,但这种开放必须服从中国自己的改革进程与国情需要。然而,美国却并不这么认为。
  美国认为中国体制下存在的隐性壁垒使许多开放形同虚设,因为中国实行了一系列意在限制外国产品、制造商、及服务业提供者进入中国市场的规定,而对本国企业却提供了政府指导、资源和监管方面的支持。
  具体而言,在投资方面,美国认为外国公司投资中国必须获得各种行政批准,包括投资许可、工程许可、地方许可、国家安全许可等;在这些过程中,中国繁琐而不透明并有歧视的审批程序构成了严重的非关税壁垒。在服务业领域,美国认为中国仍在沿用过去几年的逐案审批制、歧视性监管程序、非正式的准入与业务扩展禁限,繁琐的许可和运营要求,以及其他方式阻碍美国服务业供应商充分利用中国市场潜力。在银行业开放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存在以各种歧视性和不透明的监管规则使得外资银行难以在中国立足与扩张等问题。在农产品开放市场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存在通过监管机构执法不一致以及选择性地干预市场对美国农产品对华出口造成负面影响等问题。美国还认为,中国的省部级系统的规则也能够提高海关壁垒,阻碍市场准入,扩大要求许可的范围,收紧外国投资限制。
  此外,美国还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有些方面对美国产业进入中国或投资于中国市场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主要包括行政许可,竞争政策,对非政府组织的定位,以及商业争端解决、劳动法及土地使用法规等。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还认为中国在一些有战略性影响的产业领域制定本国标准,这些标准有针对性地不同于国际标准,以阻碍外国技术进入市场,并使中国技术在国内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
  总之,在美国看来,虽然中国名义上开放了市场,但中国通过产业政策、行业标准、审批制度、监管规则、市场干预,以及省与部门规定等方式设立了无形的壁垒,使外国企业难以介入。
  与此同时,美国也认为中国通过出口配额、出口许可证、最低出口限价、出口税等在内的出口限制等措施对出口也进行了限制与干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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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 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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