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8 次 更新时间:2018-10-30 02: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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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变成产品,最后改变人类历史,这是另一条创新的路线,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缺少这样的创新。而这条创新路线不光让美国国力强大,科学能力也就此整体超越德国。

   美国的创新能力是围绕大学发展的,不是工业区,不是那些锈带的工厂,美国今天最厉害的生产力是围着头脑,围着研究原理的单位、实验室、科学家、大学。它的形态非常有意思,无论是硅谷、MIT,还有美国二十八九个地区级的研发中心,大学周围围着很多新兴公司、投资机构、律师事务所、军队的订单单位、军队的研发机构,打成一片,浓缩在一个不大的地方。他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从市场去研究将来需要开发什么,不是从问卷里问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满足。而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原理,让原理能落地,最后变成产品,产品再打进市场。

   我们现在还是在跟随。3D打印热,我们每个县都有3D打印,实际解决什么问题不大清楚。AI现在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种公司都搞AI。AI其实最早是1950年美国科学家之间的讨论,图灵邀请了六个跨学科的人讨论问题,机器人会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前景。但是根据原理的猜测做实验,动脑又动手。这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往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个口号听起来很简单,“动脑又动手”,现在越理解越深,动手动到一定程度会动不下去,不动手光动脑子也动不下去。从原理里面去找到未来创新的方向,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课题。

   再来看德国工业。真正的冲击不在所谓的工业4.0,而是德国曾经在科学上站在人类最顶峰。从德国人对莱布尼茨的尊重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家重视科学、尊重人才。这个天才活到70岁,从早到晚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300多年前,莱布尼茨研发了计算器,可以用机械的办法做加减乘除。为什么莱布尼茨花两年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人类不应该从事这些简单、重复、乏味的工作,应该让机器去做。这是科学活动本源性的人文基础。人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这些活动永远不会有边界。德国对生产的贡献不是工匠精神,是科学原理性的发现怎么对创新、对降低成本曲线有帮助。

   以色列,这个在圣经里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全是沙漠,但是他们在沙漠里开发出非常好的农业,全部是人造的。以色列大概一半国土都是沙漠,面积比北京还小,其中1/3的面积年降雨量50毫米,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以色列就是靠知识,靠滴灌改良土壤,海水淡化。中国有五千年农业文明,但现在购买以色列的农业技术,从滴灌、土壤改造技术、种子技术、大棚技术都是从以色列买的。原理是最高生产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这么狭长的地方,创新高度密集,有七八千家创业企业。

   以色列解决了很多关键的技术难题,比如手机里没有风扇如何散热?芯片的存储量翻倍,热量也在翻倍。这个问题是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攻关解决的。我们做大数据检索,一个词没打出来就知道你最大的可能性要查什么,这个技术是谷歌的特拉维夫研发中心解决的。以色列1948年建国,800万人,7000多家公司,人均GDP3.5万美元;我们1949年建国,现在人均GDP是9000美元,当然我们历史长久包袱重,但另一方面以色列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不是靠资源,是靠想法,然后从原理出发找到关键技术,开发出全新的产品。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厉害?答案是重视教育。以色列人的重视跟我们不一样。首先学习方式不一样,从5岁开始就两三个人一组讨论式地学习、吵、提问题、应对挑战。老师、家长、拉比、圣经、上帝,都可以问,这是以色列人最厉害的地方,我们对探索未知没有那么重视。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演讲时谈到妈妈教给了他一辈子的思想方法、人生和学问的态度。妈妈说,走进一条河流,你可以顺着走,也可以逆着走,你要永远逆水走,挑难走的路走。

   中国曾经讨论全国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思想根源就是抄。这是我们国内很大的问题。容易的事情大家都要做,反而难做成;相反,难的事情做的人少,也许容易做成。

   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以后,下一步怎么发展?《被误读的创新》的作者凯文·阿什顿说,不要认为神才可以做创新工作,所有人动脑子都有机会。为什么把公司放在大学周围?学者们有无数想法,可能最后会变成新产品,对冲那条最后总要升上来的成本曲线。

   所以从市场往上打,从原理往下打,哪条路线都可以。中国总体来看是从市场、从应用打的占绝大多数。但是发展到这一步,逐步开始有一些地方,要从原理往下打,因为那样才能有原创。

  

未来要迈的四个台阶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往前走,有一个很重的历史包袱要解决:“李约瑟之谜”。中国很多领域都曾经领先,为什么到了科学革命的门口最后一脚不踢?进去了就是科学革命,就是文艺复兴。他最后有一个猜测,中国搞科举,所有聪明头脑都在猜皇帝会出什么题目,标准答案是什么,写一篇讨巧的文章去做官,对自然界有意思的东西就没有倾注这么大的注意。这是我们的历史包袱。

   第二个包袱,赶超思维。欧洲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最厉害的是解放头脑,解放对整个自然界的认知能力。我们在这里落后了,落后就挨打,然后就赶超。赶超思维带来的后果是要盯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两弹一星”大家都引以为豪,了不起,但这不是原创,是“曼哈顿计划”的结果,已经在广岛炸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创新很大程度都有这个特征。国人以高铁为自豪,高铁原创的想法是谁的?我们叫组合式创新,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捏到一起,也比没有强,但是不够。

   我们是很重视教育,但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叫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有标准答案,看谁离答案近。这样能发现新东西吗?掌握已知,我们没有问题,探索未知,兴趣不足,能力更不足。这要有一个氛围。这是为什么美国的湾区要有这么多厉害的人凑到一起?要高密度地互动。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中国的成本已经不领先了。我们可以努力控制成本,但只要经济发展,人均所得总要提高,成本就贵。经济发展越往中高收入走,越要靠与众不同。

   美国有一个通向天空的小镇,在沙漠边上。有一批工程师、管理人员在那里呆了很多年了,要做一个可以发往火星的发动机。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是这股劲让人佩服,什么氛围可以让一批人在这个半沙漠地带很多年就干一个前景不知如何的事情?某种程度这是美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中国下一步发展,心思要放在创新突围上,要把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

   再说什么叫新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品质台阶,中国今天的速度增长没有问题,总量没问题,我们有几百种产品占世界第一位。但是品质是问题,第一步还不是新,是怎么把东西做好。因为我们出口导向,国内起步很穷,国内买不起,要求也不高,好东西先出口。日本企业的好东西是先给国内,我们多少年来出口,留下尾货卖给国人,叫外贸尾单。这样就导致国内的产品品质总的来说很差。

   小米做的市场分析说,现在国内不是没有好东西,是非常贵,比欧美还贵;便宜的东西非常差,是“非贵即差”。雷军为什么要把性价比放在一起?“非贵即差”对应的就是要做性价比。你做的东西要对得起买家。我很认可他整个团队的这股劲。小米有一款产品是电插板,没什么科技含量,但是市场极其庞大。过去中国的电插板质量很差,有人因为电插板漏电被电死。日本、德国的电插板里面都是一块整铜,有工艺美术设计,很合理。小米带头一搅,现在主流的电插板企业全开始反应。

   什么因素妨碍了把品质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难题。我们主流市场是认价格便宜的,价格怎么便宜?杀价杀到最后就是偷工减料,找替代品,看上去是一个东西,一用就出问题。对低收入人群更不公道。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以低价取胜,很多消费者、经销商也是对价格敏感,这种情况下你要做好产品,品质竞争怎么跟价格竞争打?这是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结论。

   第二个台阶是人们的时间越来越贵了,时间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了。人们现在有点工夫就要去购物,便利便利再便利。这个领域是制造和服务结合的大题目。比如佛山有一家企业,生产煤气灶、锅、油烟机,都是过剩产能。有一家东方麦田工业设计公司对这个产品下了功夫,连续五年横跨10个省30个城市,发了1万份问卷,2000户入户访谈,200户每户拍半小时的视频,拍家庭主妇炒菜,研究痛点在哪里。调查完研究改进对策,一个蓝牙技术的改进增加了十几亿的销售。

   第三个台阶,中国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消费升级是真的,因为收入增加,所有参数都在变化。这个变化当中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所以在中国千万别认为过剩产能没市场做了,有的是市场,取决于你怎么看。在我近两年考察过的企业和产品,西贝筱面村、海天酱油、冲浪鱼、刘强东的跑步鸡、李嘉诚投资的人造肉,都在传统的市场里寻找新的消费升级的路。在奥斯汀,汉堡王已经有一款用人造肉做的汉堡,非常好吃。

   第四个台阶是供给变革。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研发了可降解的塑料,放到水里就没了。南海一家生产塑料模具的公司正在跟教授合伙组织公司。当然还有刘自鸿的柔性显示材料,先有论文,再有关键技术,再有产品,再打开市场。深圳好几家公司都有这个特征,这是中国下一步创新非常重要的方向。

   由此带来一个新的趋势——结盟。美国怎么解决锈带?它把锈带变成脑带,就是跟宾夕法尼亚所在地的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结盟,开发出新的产业,新的产品,形态与硅谷、MIT类似。美国各地都开始冒出这样的产业带。围绕着奥斯汀校区有几千家公司,他们管自己叫硅山。

  

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

  

   关于创新突围,我有几点感悟。创新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创新的分布极不平衡,也不一定是人口的函数。人口多不一定点子多,它到底落在哪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元素凑齐的过程。形形色色的想法、点子、猜测,然后到发现原理、发明技术、制造成产品,形成产业,要一连串条件凑齐才能成事。原创的想法、支撑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科学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各类投资人、商人等,一个都不能少。

   最优的创新载体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单个人,而是群,就是想法相同、理念相同,自发性、凝聚性极高的群,可大可小,重要的是高频互动。想法不是天才在冥冥当中冒出来的,从希腊开始就是厉害的头脑互相对话出来的,所以关键一个是密度,一个是浓度,离开这两个条件很难。

   我们研究了上述所谓创新的集聚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万向节”,为什么斯坦福在这件事情上走到前面了?什么是节点呢?当年斯坦福大学工程院的院长弗里德利克·特曼能同时跟很多人打交道,同时让很多人信任他,他跟很多不同的人有共同语言,能跟军方对话。

   旧金山当年是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太平洋舰队对通讯有非常高的需求,这是硅谷兴起非常重要的力量。他跟很多有艺术感的创新人员能够沟通,跟银行沟通,跟投资人沟通,跟律师沟通,这些是形成创新的集合,凑成创新基地最重要的条件。要经历一场组织创新,然后才可以把原理、人类对自然界好奇驱动的认知变成经济活动源源不断的源泉。

   在已有的里面组合永远有机会,问题是追兵总是多,从原理出发才有原创性的东西产生。我们要对运用新原理产生的创新引起高度的重视。中国有几千家大学,有很多国家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培养的博士、工程人员,数量上在全球都排在前列,问题是下一步的发力。

   大湾区是非常有希望的地方。去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这个指数显示,全球创新密度最高的是东京、大阪,其次是深圳、香港,再其次是硅谷。这个统计里没有计算专利的级别,仅从专利数量上看,深圳、香港这一带,就是现在讲的大湾区很有希望。问题是我们要从创新上突围,把突围的水平再提高,从底下往上打还要继续,但应该有一些公司、有一些领域从原理出发、从上往下打。

   中国的经济走势脉络总体是很清楚的,我们从贫穷的现状出发,最成功的就是利用了全球化,利用了开放,引进资本、引进技术,结合我们又能干、收入又低的人口,完成了一场中国经济的革命。现在新的问题是成本曲线调头向上了,国内有国内的问题,体制成本重新上升,市场成本急剧上升。特朗普这么一闹,中国将来的进出口成本也会上升。下一步的出路就是两件事:改革突围、创新突围。

   具体要迈的台阶有四个,首先是品质。我们的品质路线要不反省,不光对不起消费者,关键对不起环境,我们工业垃圾太多了,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高速增长是成就,但是里面隐含问题,东西坏得快。品质好一点我们的增速就不需要那么高,实际上人民的福利程度也不会低。第二个时间变贵了,要让事情变得更便利,苹果征服人类很大程度就是便利。第三个是消费升级,审时度势跟着走。最后整个供给系统面临变革。

   至于大家关心的将来会怎么样,将来的走势不确定,将来不取决于经济学家讲了什么,取决于你乐观还是悲观。将来不是观出来的,将来是做出来的,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

  

   本文根据周其仁教授在“远航大视野”的讲课录音整理(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订阅号“腾云”201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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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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