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 次 更新时间:2018-10-30 02: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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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富  

   目前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问题时,不但大众和媒体,而且在专业经济学家之间都缺少基本共识。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理论体系本身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目前,大家讨论中国经济和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来自美国主流的经济学,也被人称为现代经济学(1),表现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组成的教材体系。当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在发展之中,尤其在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和长期发展战略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在关于价格/货币/市场/投资/增长/宏观调控等具体经济议题的讨论与实施中,目前各方使用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主要还是上述所谓的“现代经济学”。

   现实是,我国目前主流的经济学家,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至今一直认为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对待事物本质的研究上存在缺陷,但对具体的经济运行和政策而言,还是比较好的理论体系。本文将说明,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一个时代性的理论幻觉,是我国经济学界一代人的悲剧。实际上,现代经济学自20世纪中期在美国形成体系性的垄断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对美国经济起过指导作用;而其产生指导作用的年代,也就是1980 年以后,特别是 1989 年以后,恰恰是美国经济走向短期繁荣、长期衰弱,乃至酿成今日结构性、长期性深层危机的阶段(2)。

   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政治经济学界已经普遍提出的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学研究的客体对象变了,它由产业资本主义变成了今天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

   美国作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在过去将近 40 年中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异,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现实,这些新的经济现实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能从根本上颠覆建立在产业资本主义“旧世界”之上的现代经济学。遗憾的是,这个新经济世界还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界,包括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法眼”,也就是说,作为学术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处于严重的分离状态。如果以经济理论为“毛”,以经济现实为“皮”,那以今日之现代经济学的状态,就恰如成语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么多顶尖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每每都在数学方法上兜圈子,经济思想少之又少,这导致所谓的现代经济学成了一门脱离现实的学科,一个比赛数学技巧的游戏。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下的新经济现实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现实,对既存经济学提出了根本挑战,本文着重提出以下三点:

   第一,货币变性,即货币由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变成了以“纸币”为载体的信用符号。货币在历史演进中,本来以黄金和其他贵金属为载体,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因而成为价值尺度、交易媒介、财富贮存等工具,也从而由黄金及贵金属的数量决定了货币数量的上限。但在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以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为基础。由此形成黄金支撑美元、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全球货币体系。1971 年尼克松政府废除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成了美国印发的“美钞”。但是,美钞作为一纸印刷品,为什么还能通行世界数十年呢?这就是美国金融体系的高明之处。择要而言,有三招很关键:一是凭政治军事科技的“霸权三角”,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文数字量级的美元交易与投资(含投机)需求;三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备需求。其结果,把美元由美国印发的纸币转化为世界的问题,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但也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

   由此,现代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要求的“货币中性”不复存在,由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所决定的美元发行与全球流动性成为驱动世界经济运行和国别发展状态的极其重要、而又难以预测的内生力量。而最终结果呢?是纸货币量在全球经济中长时期的超常规扩张,是由美元超发引起的全球流动性泛滥。

   第二,金融产业的异化,即从过去以银行为主体、以实体经济为服务对象、以存贷款和股票债券发行为主营业务的金融业,蜕变成了以资本经营机构为主体、以虚拟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以金融衍生品的自我循环为主要业务内容的“新金融”。由超广义的货币总量的无限扩大,导致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发行与交易异军突起,滋生出一个以自我循环、自我服务型的投机交易活动为主导的行业。这样,现代金融业分化成了服务实体经济的中介性金融和自我服务为主的投机交易型金融这样两大部类。在金融工程和金融创新的名义下,任何一个金融业务商家都可以制造、合成、编制出一个衍生品,拿到交易所里,只要有人买有人卖,它就成了一个正常交易的金融产品;由此就衍生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体系。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全球场外衍生品总名义余额达到 600 万亿美元级别,而当时美国 GDP 才有十多万亿美元。实体经济的交易规模在金融衍生品面前真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对实体经济几乎没有贡献的交易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合法的高科技赌场。

   第三,基础生产要素的变性,即生产要素变成了金融投资品。从能源、资源、关键原料、土地、人才、资本到核心技术,原本企业购买这些东西是作为生产要素,目的是为了在生产中使用,因此市场运行符合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或均衡价格规律。但现在各种商品与金融交易所把生产要素都成了金融投资品,不单是企业,而且各类“炒家”也全面参与这些生产要素的买卖;人们购买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使用,更重要的是为了卖出。其结果,是生产要素的价格运行和一般商品的价格运行发生了分离。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众多生产要素都已经被转变为投资品。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上,生产要素本来是作为一般制成品的原材料和设备而存在的,但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兴起,特别是商品期货交易的发展,许多生产要素转变为投资的对象,成为交易所的交易品种。由此,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出现了分化,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家,即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它们购买生产要素进行实际产品或服 务的生产与提供;另一类则是在交易场所活动的投资者,他们买进这些关于产品的合约并不是用于生产,而是为了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卖出。前者是从事企业经营的生产者,后者是从事交易获利的投机者。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趋势表明,随着交易的发达,越来越多的纯投资者加入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投资交易,使得生产要素作为投资品的交易规模呈跨越式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与此同时,生产型购买者也越来越深地参与到投资型要素市场的交易,不知不觉中把原本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商品期货,变成了价格投机的工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实体经济对要素投资品的定位。这种情形在当代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纯投资类交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生产经营型购买者的交易规模。仅以原油为例,2012年两大期货市场(Nymex和ICE)原油的主导合约交易量超过3800亿桶(3),而当年全球石油的产量和消费量都仅仅超过300亿桶,也就是说,纯投资类的交易规模至少是使用型交易规模的10倍多!

表 1:要素成为投资品的历史进程

(数据来源:美国期货行业协会(4))

   上表清楚显示了需要投资品化的发展程度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密切关系。其中的关键在于,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从制度安排上把本来是生产投入品的要素变为交易所内进行金钱交易的投资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金融强国,比如英、美,正在布局把越来越多原本不是投资品的东西,打造成投资交易的对象,比如生态环境,通过节能减排的说法创造了碳交易与碳金融,其实是图谋把先发达国家的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成本。

  

新经济现实导致现代经济学核心理论失灵

  

   上述的货币变性、金融变性及基础要素变性引发了一系列核心经济学理论的失灵。

   第一,价格理论失灵。我们知道的均衡价格理论,马克思叫价值规律及生产价格理论,其实就价格运动而言二者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在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上,价格不再由生产价格或均衡价格规律决定。因为买进是为了卖出,导致追涨杀跌(即正反馈),需求曲线不再向右下方倾斜。这背后虽然有老百姓的从众心理,或者说羊群效应(5),但深层原因则是资本大鳄的市场权力在起作用。这是因为从众心理的存在和资产价格需求的正反馈机制,使资本大鳄的赢利模式产生变化。在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中,供求自动趋于均衡的前提是“利他利己”的赢利模式,即生产企业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扩大销售,从而获得利润;而在具有正反馈机制的资本市场上,资本大鳄又产生了金融市场上常见的“损人利己”的赢利模式,即资本大鳄通过自身的市场权势引领市场、塑造价格走势来谋求暴利。这一损人利己型赢利模式导致价格的暴涨暴跌,这又迫使政府介入并经常成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由此,金融资产的价格决定就不再是纯市场行为,而是在国家、核心资本集团、市场自发势力三种力量的互动过程中生成,在很大意义上,是由金融权势拥有者刻意操控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在资产与证券市场中,不再是市场供求双方自发力量形成的均衡价格,而是拥有金融市场权势的资本集团引领塑造出来的建构价格。

   第二,市场理论失灵。上述均衡价格理论失效的后果就是市场从一个统一的平面市场,转变为分层的结构性市场。其中,作为投资品的生产要素成为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的另一类市场。简单地说,在一般商品市场上,均衡价格调节还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服装、玩具、消费电子等等;但在投资性生产要素市场上,自发市场便不再起决定性作用,而是由国家、核心资本和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互动,对价格与供求进行建构的。我们只要想一想汇率是怎么决定的,利率是怎么决定的,土地的价格、资本的价格、人才的价格、高新技术的价格,甚至高新技术交易的可能性,就容易知晓这些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与供求都基本脱离了自由市场的竞争,而是在全球商品与金融交易所中由市场权力结构塑造出来的,是在国家权力的直接与间接参与下形成的。而在这种市场权力中,既有大资本的金融购买力、市场营销力、组织执行力,也有国家的外交、立法、情报、军事及意识形态控制等系统性权力(只要想想当下的特朗普现象就明白了)(6)。

回看一下经济史,其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完全是由于它们所谓的法治化、市场化和产权保护这套制度,因为这套制度得以实施的基础,是这些国家通过军队、外交、制定国际标准等强制力量,打造出对本国有利的重要生产要素的供应能力之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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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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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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