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创新靠民企,坚持全球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 次 更新时间:2018-10-29 20: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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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 (进入专栏)  

  

   口述人简介:田国强,1956年生,1982年获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教授。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1-1992)。2004年起出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编,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主编。他所创导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创新平台”项目试点,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引领了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的建设。

  

   田国强/口述 澎湃新闻记者 柴宗盛/采访整理

  

   第一部分

  

少年求学路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京山县。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以文为生,到了祖父那一代就比较穷了,父亲只读了几年书,小学没有毕业就给别人帮工去了。父亲是家中长子,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几十年后讲给我们子女们听时,人名和情节都记得非常清楚。京山县是山区,是抗日根据地,祖父被日本鬼子杀害后,父亲为报父仇于1939年初参加了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1949年作为首批南下工作队到了湖北省公安县。我1956年在湖北公安出生,并在那里长大。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课程断断续续。由于父亲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战争突围中受重伤掉过队,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我们家开始受人歧视,我也自那时起开始变得懂事起来。

   上初中后,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学习课程对我来说越来越容易,什么东西一学就懂,特别是数理化。从初二起,学习成绩就一直名列年级前茅。在初中毕业以后,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不能读高中。当时我三叔在河北省冀县下面的一个公社高中教书,他1949年参加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建国后被保送上大学,是河北大学毕业的,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党籍,劳动几年后不能回原单位林业部,被分到河北省冀县中学教书,“文革”期间又被弄到下面公社的高中教书,是一个好书如命、一天到晚书不离手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还准许三叔教书。当时我不能读高中,他就把我和弟弟接到了河北,在那里读了半年书,然后通过转学的方式,我又回到了公安县读高中。在高中时,我很幸运地赶上1971年至1972年的教育回潮,使得我们那一届的高中生学到了一些东西,77届和78届大学生相当部分就是那几年的高中生。

   1974年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工厂,但不可能进大学,另外一种是下乡,然后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我当时的愿望是进大学。我从小动手能力强,喜欢拆修机电一类的东西,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我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所以我选择了下乡,总共在农村呆了两年零九个月。我是1974年7月下乡的,头几个月我感觉日子很难过。由于父亲被打倒,对今后能否上大学完全没有底,感觉前途非常渺茫。后来慢慢结交了一些朋友,开始习惯了农村的生活。

   在乡下的近三年中,我当过知青队长,工作组成员。我干活很卖力,好胜心强,不太会偷懒。农村的生活异常艰苦,一年劳动362天,只有3天春节放假的时间,每天工作至少10个小时,农忙双抢时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我们知青由于有国家补贴,还吃得饱饭,尽管没有荤吃,我曾经半年以上没有吃过肉和鸡蛋,但许多农民却吃不饱,很贫穷。下乡期间我和许多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出国当教授以后,直到前些年,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回到我下乡的地方看望我的那些农民朋友。

   下乡的经历还让我学会了一种本事:我现在做调查的时候,只需三、五分钟,就能同陌生的农民或一般的老百姓谈得很融洽。总的来说,在乡下的这一段知青岁月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自己的体质,也使得我了解了社会的最底层,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穷。由此增强了我们这一代对社会“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道义,要替农民说话,希望人民富裕、国家强大。

   当时我虽然有读大学的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困难很大。1976年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取决于你是否根正苗红。那年更是“左”得彻底,对所招工农兵大学生今后出路的政策是“队来队去,社来社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个人如果是从生产队(或公社)进大学的话,最后还是要回到生产队(或公社)去。由于这个政策,当时许多家庭有背景的都没有申请上大学,倒给了我这样一心要上大学的机会。我当时想:即使上大学后让我回农村,我也愿意。我觉得即使种田也需要科学知识,知识一旦掌握之后,就是自己的了,况且说不定今后形势还会发生变化呢。父亲那时还没有平反,对我能上大学的事不看好,但母亲对我想上大学的愿望非常支持。母亲为我的事上下奔走,向人求情,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但让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上大学是很难实现的事。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是父亲原来的下级、母亲的同事,加上我下乡的表现也很不错,于是大队、公社同意推荐我上大学,没有想到最后批下来的却是中专——湖北水利电力学校。后来那个学校不知怎么回事却又不招生了,连中专也上不成了。

   事情本来已经过去了,我对上大学的事已不抱希望、心灰意冷。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三个月以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决定招师资班。朱校长是武汉大学英语系大学生,抗战时奔赴延安,是延安抗大出身的老干部。朱九思老校长是一位非常有眼光,有气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刚打倒“四人帮”不久,他就洞察到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在中国出现,认识到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要性,致力于将华中工学院办成中国,甚至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他求才若渴,大量收揽人才和培养师资。华中科技大学现在许多教学和科研骨干都是文革后在朱校长亲自过问下一个个调进学校的。招师资班就是他当时的一个举措。当年华中工学院特招了数学、物理、机械、电力和政治五个师资班。并且不像73年以后招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在全国恢复高考之前,朱校长又首先想到让华中工学院出试卷对推荐进师资班的知青进行数学和语文两门考试。

   在此之前母亲带着我去见县教育局的一位潘局长,他很同情我没有入学的处境。正好有这个机会,潘局长便向华中工学院招生的人推荐了我。时间很紧迫,我接到通知后,只复习了一天就参加了考试,结果数学考了满分,语文也得了很高的分。但是由于我父亲的原因,华中工学院去招生的老师开始不想要我,潘局长对他说,就只有他了,我们不推荐其他人选。于是招生老师将情况上报学校,经学院党委集体讨论同意后,我终于被招进了华中工学院物理师资班。接到入学录取通知的那天,正好是我21岁的生日,这是我在求学路上,历经坎坷所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天,也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入校后没有多久,学校可能认为我数学好,又将我转到数学系学习,工农兵学员1980年毕业后,又于当年考上本校的应用数学专业的研究生。


我的父亲、母亲

  

   感恩是上财经院的院训之一,我经常对同学们说感恩先从感激父母开始。我尤其感激父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教诲和关怀。从小,父亲就教导我要做一个正直、担当、诚实、上进、爱祖国、爱民族、有作为的人。自从我成人以来,父亲对我的期望就一直非常高,只要和我谈话,就教诲我要爱国、上进,继续努力,做出更大成绩,直到他2001年12月以83岁高龄去世的前两天还是如此。

   我父亲后来和我的感情非常融洽,在他去世前五年中,我知道和我父亲见面的机会见一次就会少一次,我每年必然要回去两三次看望父母亲,每个星期都要打好几次越洋电话。父亲有很大让儿子养老送终的情节,在1983年送我远渡重洋时就很感慨地对我说,我不可能给他送终了。结果这一次的预言在他作为军人出身的强悍与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坚强意志力安排下又一次被打破了,让我至今感到震撼和敬佩。父亲在2001年去世前由于腿摔断已卧床两年,身体变得很虚弱,可能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2001年11月底时,他又一次感冒了。当他得知我12月初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作为竺可桢短期讲座教授讲学一星期后回家探望他时,他可能预感到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没有这么巧在家给他送终了。于是从我在浙大讲学时起,父亲就开始拒绝进食,拒绝打营养吊针,拒绝吃药,每天只喝一点糖水度命。我于12月12日赶回家四天后,他就安祥地暝目而去了。父亲这一切默默的安排终于让我为他送了终。父亲直到去世的前半小时,头脑还非常清楚,这使我非常感慨,人的生命真的是那么脆弱,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让我和父亲成为两个世界的人。

   父亲去世后,当地父母官、许多单位和个人都来悼念和送花圈,丧事办得非常隆重。许多人对我说,父亲是一个大好人。父亲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年代里,冒着被撤职、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坐牢的危险,坚持真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民的粮食将尽这一事实。上面派干部和公安局两个工作队来核查,是作了两手准备,如反映不实就准备将其逮捕,最后从厕所农民的大便中没有发现任何粮食残余而全部是蔬菜残余之后才相信父亲的话,他所管辖的一方没有一个人饿死,当地农民异常感激,而旁边的一个区就饿死了好几千人。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特别是研究中国改革,一直勇于谈出自己真实的观点和看法,大胆直言,在这方面受到家庭熏陶和父亲很大的影响。由于父亲为人正派、从不搞歪门邪道,大饥荒年代让一方人免于饿死,他在文革动乱中,得到了许多人的保护,基本上没有受过体罚一类的苦。父亲一辈子也是经历坎坷,小时家庭贫寒不能多读书,不到20岁丧父,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全身上下都是伤疤,受重伤掉队,不掉队也许早已当上将军,文革时又遭迫害。父亲的一生真是不容易呀!

   母亲在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方面很有眼光,对子女非常关心和呵护。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母亲为我上大学的事,从县城坐车后再在大雨中步行三、四十里路赶到我下乡所在的公社。不小心在路上摔了一跤,手划破了,流了许多血,见面了还安慰我说:我这出血见红是你要走好运的兆头,表示你能上大学。在我念高中时,我家整天同学、朋友来往不断,就像是一个旅馆、饭店。那时,我父亲的工资减少到只拿基本生活费,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母亲异常地节省,但对我们子女的同学和朋友还是热情地接待,没有怨言。

  

海外求学经历

  

我1983年1月底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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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2018年10月17、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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