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勇:当代经济学将去向何方?

——《暴力的阴影: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书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5 次 更新时间:2018-10-29 00: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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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勇  

   《暴力的阴影》这本书是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总结,该书的编者道格拉斯·诺思、约翰·沃利斯和巴里·温加斯特在他们的专著《暴力和社会秩序》以及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制度演化的理论,这些新近的著作展现了作者的勃勃雄心,想要在人类历史的演化中找到制度演化的规律,以期把握促使社会向开放准入秩序演进的“七寸”,《暴力的阴影》更是将这种理论总结放到试图实现这种转变的国家实践中,书中总结了18世纪末以来的墨西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智利,50年代以来的孟加拉国、菲律宾、印度和韩国,60年代以来的刚果和赞比亚的社会阶段特征,清晰地描述了在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和开放准入秩序的图谱上,为什么有的国家实现顺利演进,而有的国家则出现倒退,甚至在如今信息互联如此通达的当下,也没有能够促使非正式制度,如习俗、传统、道德、禁忌等的改变,而正是这些非正式制度决定了正式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非正式制度同时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因此,作者认为向开放准入秩序转变需要维持长期的制度稳定,以换来经济相当时间的发展,相反一些形式上的正式制度变化并没有那么急迫。

   这些理论和经验总结可以看作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深刻反思,“华盛顿共识”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共同向危机重创的发展中国家开出的标准改革方案中的10条经济政策药方,主要涉及宏观稳定政策,贸易和投资的经济开放政策以及国内市场力量的培育。华盛顿共识一度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代名词,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因为过于强调市场化而忽视国内制度现状甚至陷国家于失能而广受诟病。实际上,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国家稳定、经济增长,这两者持续推动国家制度向开放准入秩序转变。但是,国家稳定和经济增长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本书最后指出这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一章的内容,它是全书八个国家案例的理论基石,然后谈谈这种抽象再还原的闭环研究存在的问题。本书批判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忽略经济整体增长对个体境遇改善的积极作用,实际上隐含地认为正式制度下的形式平等较之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下的经济缓慢增长,并不那么重要,本文认为,这种价值判断是有一定问题的。

  

理论框架的来源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书中分析八个案例的理论框架,第十章对案例分析进行了总结,并对理论发展进行了展望。书中呈现的理论框架很清晰,20世纪以来很多国家都力图向民主体制转型,但都以失败告终,有些甚至有所倒退,滑入了暴力的深渊,暴力可能是造成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控制暴力是制度的一个重要内涵。虽然制度的最终归宿是开放准入秩序,但是同样的制度在有限准入秩序和开放准入秩序中的运行情况是不同的,一下跳升到开放准入秩序并不能保证一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人所愿,抑制暴力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社会逐渐培养出与开放准入秩序相匹配的教育、文化、组织、社会关系等环境。即使不以民主制度为目标,专制体制也会实施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以巩固其统治:专制体制中暴力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因为在有限准入制度的低级阶段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中“所有永续组织都有暴力潜能,平民组织和军事组织之间没有清晰区分”。于是,当政者必须创造租金协调支配性联盟中的成员关系,这种创造租金的动力最终会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都是有利于培育开放准入制度的要素,随着这些要素越来越多,就自然实现向开放准入制度的转变。

   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变可能是漫长的,它的形态也多种多样,按照对有暴力潜能得组织实施控制的程度可以清晰地呈现有限准入秩序的图谱,在这个图谱上任一位置的国家都有倒退的风险。这个理论框架“把精英交易视为发展中社会的持久核心”,他们认为在有限准入社会中,支配性联盟的成员包括经济、政治、宗教和教育精英,精英的特权地位能够产生租金,租金确保他们与支配性联盟的合作,如果把租金看作是整个人类历史和制度结构的关键因素(这里需要对租金做区分,分为直接生产性租金和非生产性租金),那么租金确实可以作为促进稳定的手段,社会的发展自然就会向着改善租金、分配租金的最佳方式转变。那么,如何解释有限准入秩序图谱中的倒退现象呢?由于对精英来说,可分配的租金是不确定的,精英对那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常常持摇摆的态度,所以有限准入秩序通常在一些时期快速增长,在另一些时期则停滞或崩溃。

   本书的理论框架是在诺思此前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必要回顾诺思理论的发展过程。他在1991年发表的《制度》一文可以说是一篇制度经济学史,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网络关系总结为三种形态:一是部族社会,依赖深厚的社会关系网;二是集市社会,据有高昂的识别成本,每单一议,买卖关系较为随机;三是远距离社会,诞生了一些非官方的约束,为交易提供了保障,这个时候并不需要有组织的政府协调。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繁荣和政治组织的崛起,有一些非官方的约束被固定下来,成为正式的制度。微观层面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抽象掉了政治制度规则、强制执行的正式经济约束以及产权,而诺思的研究把这几个方面放到经济发展历史中考查,发现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演化史,它决定了是否能够建立一套经济制度,形成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经济大环境。

   诺思在1992年的《交易成本、制度和经济表现》中开始关注制度变化,并引入了政府这个主体,于是将论述扩展到政治、社会和经济间的互动层面,诺思认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核心作用就是惩罚欺诈、偷盗和其他有害社会的行为,然而控制着政治体系的人在设计制度时会最大化他们的个人回报,而不是最大化社会收益,因此现存的制度并不总是最小化交易成本。”诺思还指出“设计制度的政治家尽管做了最大努力,但偶尔仍会误判何种政策能最大化个人收益,此时那些认为制度变化会极大地改善其境遇的企业家才会介入政治领域促成这种改变,结果制度在边际上得以向前发展。”

   诺思认为影响交易成本的几个变量有:第一,交易成本最基本的要素是度量货币或服务的价值;第二,市场规模大小,它决定了交易是熟人间的,还是陌生人间的;第三,强制力,在一个有完美执行力的世界里,第三方能够公正地裁度纠纷,扬善惩恶。对于复杂的交易和组织,这些还远远不够,由于交易涉及的产权等无法完全被界定,货币或服务的价值存在不确定性。并且个体对规则公平与否的认知也会影响其行为,由于真实世界中价值界定和强制力的成本很高,因此人们对规则的看法就至关重要。

   制度约束想要达到的目标和个人在制度背景下的决策依赖于有效的执行。约束的执行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自我规范;第二层次是报复;第三层次是社会制裁和国家的强制力。虽然制度变化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因为制度变化最主要的诱因是收益的前后变化,但同时认识能力的变化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它影响了人们用新的认知框架解读身处环境的变化。不过,个体行为是由错综复杂的制度中内生的激励结构决定的,如果社会惩善扬恶,那么组织和个人就会在相应的知识和技巧上投入,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惩善扬恶,这种社会不一定是通过制度设计直接改变人们的行为,而是通过政治程序间接引导大家,以至于人们深信这么做会改善自己的生存前景。因此,如果有冒险精神的人站出来推动制度变革,必定是他看到了制度变革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推动这种改革要付出的边际成本。而从经济领域和从政治领域推动制度变革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从政治层面推动改革较为容易,经济主体就会参与政治过程。制度变革又可分为正式制度的变革和非正式制度的变革。正式制度的变革通过立法程序或法院判决影响制度,相较之下非正式制度的变革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观念转变并观察到了制度变化可能带来的福利改进,这种变革相对缓慢。制度变革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既有的利益相关方会推动制度向着巩固其利益的方向发展,但是,当他们的政策出现失误或者有外部冲击激励了新利益群体的兴起时,制度变革就成为可能,往往有冒险精神的政治家是推动这种变革的重要主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家或者中间利益群体,就只能以革命的方式推动制度变革。正式制度可以一夜发生变化,但是非正式制度变化往往跟不上步伐。

   当制度变革的结果和预想的不一致时,人们会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认知模式,这种改变并不能保证新的意识形态有利于提高生产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萧条和市场经济普遍失败,让人们一度认为未来属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如果存在内生缺陷,有冒险精神的政治家就有可能利用它推动制度变革,否则他们将受制于现存的利益集团和选民的意识形态观念,在这种时候理想就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理想能让冒险的政治家勇于开拓新的道路。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陷入制度困境,现存官僚体系利用“贿买”安抚那些有变革要求的人。在这些国家,可能只有采取激进的变革,并伴随对官僚体系的彻底革新。不过,激进变革也要有一定的制度准备,即社会总体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根基。

   上述诺思的分析有两点和《暴力的阴影》中的观点相左:第一,制度变迁往往是新利益群体在成本收益的比较下推动的,现有利益群体除非由于政策失误,否则会推动制度向着巩固其利益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时候如果推动制度变革的收益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通过暴力方式实现制度变革。如前所述,《暴力的阴影》则更看重稳定的社会制度与相对可能的经济增长,同时更警惕暴力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秩序倒退;第二,统治者设计制度时,会选择最大化他们的自身利益,结果并不一定最小化交易成本,个体面对扭曲的激励可能形成一种惩善扬恶的社会秩序,统治者通过激励异化人们的行为是制度变革存在路径依赖的根源,这个时候决策者因失误错判了形势却又可能是改革的契机,或者政治体系的内生缺陷给那些受理想驱动且有冒险精神的人提供了机会,基本肯定了暴力是一些特定环境下实现改革的唯一途径,因为路径依赖就是统治者扭曲了社会的激励机制,阻碍改革的结果。《暴力的阴影》更强调统治阶层提供推动制度变革的内在激励,关注点放在有限准入秩序的阶段演进和避免暴力革命上,却找不到向开放准入秩序转变的终极出路。

   2006年诺思与沃利斯、温加斯特在《解释有记载人类历史的概念框架》一文中提出的双平衡理论认为经济或者政治的根本改变不可能不伴随着另一方面的根本变化,他们由此认为发展经济学不可能发明一种药方,可通过制度的渐变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最终的结论是“有限准入向开放准入的转变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圣杯”。

   2009年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又合作出版了《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有记载人类历史的概念框架》,在这本书里诺思强调将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关键是人类社会的暴力问题,正是无处不在的暴力问题塑造和约束着人类的互动,人类过去上千年的历史证明了各种制度无非是在限制和控制暴力。制度同时给予个人资源和社会职能,与此同时,为个人和组织提供相应的激励,让他们控制暴力的使用,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以特定的制度为特征,制度决定了社会组织是开放还是限制准入的,以及何种激励机制来限制暴力的使用。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类社会秩序:第一类狩猎秩序,以狩猎采集社会为代表的小型社会团队,第二类有限准入秩序,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展出现的,规模扩大的同时形成了人际的等级关系,精英间的关系形成了政治组织的基础和个体交往的基础,自然状态下支配性联盟进行统治,对联盟之外的人获得特权、资源和活动实行有限准入。开放准入秩序只在19世纪才出现,伴随现代经济和政治的持续发展,自然状态下的个体在开放准入条件下由一些非人格化的特征重新定义,比如非人格化的公民身份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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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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