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当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9 次 更新时间:2018-10-28 23: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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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由孙科题写书名并作序。孙科的序言既强调宪法的重要地位, 又强调了三民主义的主体性, 还强调了苏俄宪法和五权宪法的暗合性, 认为“欧战后新国家之宪法遂多社会主义之成分, 总理之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已预瞩及此”。[28]

   第三阶段以1936年为起点, 依据是1936年苏联宪法。1936年苏联宪法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和追捧, 而学界和期刊对于苏俄宪法的关注则呈逐年下降趋势。根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笔者统计了“苏俄”和“苏联”出现于1934-1947年间文章标题的年度次数, “苏俄”1934年出现的次数稍多于“苏联”, 此后, “苏俄”每年出现的次数都少于“苏联”;“苏俄”自1934年至1947年每年出现的次数总体呈下降趋势。鉴于“苏俄”和“苏联”与其宪法的密切关系, 自1935年起, 苏联宪法在中国的传播逐渐取代了苏俄宪法。1936年苏联宪法相对于1924年苏联宪法有诸多修改, 1924年苏联宪法也和1918年苏俄宪法有不同之处, 但无论如何不同, 1936年苏联宪法仍继承了1918年苏俄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制度。[29]换句话说, 1918年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并非被1936年苏联宪法取代了, 仅仅是换了一种方式, 即以苏联宪法为载体继续在中国传播。

  

四、中国共产党与苏俄宪法传播


   中国共产党不仅宣传苏俄宪法, 而且积极实践苏维埃制度, 将苏俄宪法精神融入1954年宪法, 力求做到“知行合一”。苏俄宪法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已经在中国传播, 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设新政权的思想基础之一。

   (一) 苏俄宪法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1919年苏俄宪法译文在上海正式发表, 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三年三件大事, 均发生于上海, 且均导源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苏俄宪法。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人不停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而十月革命和苏俄宪法给了中国人新的希望。在此背景下, 陈独秀1918年1月将《新青年》改版, 12月和李大钊一起创办《每周评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即发表于《新青年》1919年第5期和第6期。

   在创办报刊的基础上, 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陆续出现, 如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9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俄罗斯研究会。在此基础上,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 如1920年8月陈独秀发起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0月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秋董必武发起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和周佛海发起的东京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秋毛泽东发起的长沙新民学会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始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组织基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7月31日《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在嘉兴南湖通过, 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和《陈独秀文集》, 所收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文章分别是351篇和181篇, 合计532篇。这532篇文章中, 虽然没有一篇是专门论述苏俄宪法的, 但使用“立宪”或“宪法”的文章约占50%, 专门讨论宪法问题的文章约占35%。1916年李大钊和田解等创办《宪法公言》, 期刊标题就含有“宪法”一词。李大钊在《宪法公言》发表的宪法学文章, 有《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等。

   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一经发表于上海, 即迅速传播于北京和广州, 而李大钊主要活动于北京, 陈独秀主要活动于上海和广州, 作为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密切关注和研究苏俄宪法, 因为苏俄宪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首次宪法实践。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到, [30]曾阅读过一篇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 即张慰慈《俄国的新宪法》。这篇最早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发表于1919年6月29日, 李大钊这篇文章发表于1919年8月17日, 比张慰慈文晚了一个半月。这表明, 李大钊是最早关注和研究苏俄宪法的中国学者之一。

   虽然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发表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 但中国共产党的53名创始党员中, 有不少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研究过苏俄宪法, 如陈公博。陈公博1919年5月曾根据同年2月出版的一份外文期刊翻译了苏俄宪法。这要比张君劢翻译苏俄宪法早3个月, 遗憾的是, 陈公博的苏俄宪法译文并没有发表出来。陈公博发表了匈牙利宪法译文与一篇专门研究匈牙利宪法的文章《匈牙利宪法的批评》。他的译文《匈牙利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和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 同刊于1920年第1期《政衡》, 发表时间是1920年3月1日。[31]

   张君劢在苏俄宪法译文中创译了“苏维埃”一词, 并将苏俄宪法体制概括为“苏维埃制”, 以区别于“巴力门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还有不少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使用“苏维埃”译法, 如沈雁冰、李汉俊、胡愈之和袁振英等, 这些文章大多为译文, 基本上都发表于在上海创刊的期刊, 如《少年世界》《新青年》《东方杂志》等。沈雁冰使用“苏维埃”的时间稍晚于陈公博。沈雁冰的译文《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发表于1920年2月10日, 比陈公博《匈牙利宪法的批评》一文仅晚了半个月。这篇文章在介绍苏俄宪法时使用了“苏维埃”, 其中提到,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全俄会议定一宪法, 其中条文大半早经颁行, 至是始加入于根本法律中”, “全俄有实力者, 厥惟苏维埃 (Soviet) , 以其有大多数人民谓之声援也”, “代表俄全体者即苏维埃会议也”。[32]沈雁冰1920年还有两篇译文使用了“苏维埃”, 分别是《游俄之感想》和《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

   胡愈之的译文《劳农俄罗斯之改造状况》介绍的是列宁谈话内容, 其中提到“劳农俄国宪法刊印至三百六十万册之多, 分送各处, 以资流传”。胡愈之的译文《罗素的新俄观》谈到“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宪法”, “苏维埃制度算是新俄国的一种特点”。李汉俊的译文《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介绍的是苏维埃制度的运作, 其中提到“莫斯科会议的费用是由劳农代表苏维埃会议资助的”。袁振英的译文《俄罗斯的我观》认为“俄国劳农政府很有存在的价值”, 《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学说是苏维埃政府最重要机关的哲理”。此外,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以李达为主编的期刊《共产党》也发表了不少使用“苏维埃”和介绍苏俄宪法制度的文章。

   总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上海舆论界和共产主义小组内部, “苏维埃”和苏俄宪法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谈到“苏维埃”自然想到苏俄宪法, 谈到苏俄宪法自然想到“苏维埃”制度。以此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一大纲领”中使用了“苏维埃”一词, 这标志着苏俄宪法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宪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事实上,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 均和《共产党宣言》以及苏俄宪法一脉相承。

   (二) 中国共产党宣传苏俄宪法

   尽管苏俄宪法随“苏维埃”进入了党的“一大”重要文件, 但中国共产党对于苏俄宪法的宣传并没有停止, 因为国内误解苏维埃制度的文章仍然不断涌现, 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部对苏俄宪法的了解也严重不足。为此, 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在其重要文件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苏维埃”的意义。1922年党的“二大”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3次使用“苏维埃”。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有2次使用“苏维埃”。1925年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共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有1次使用“苏维埃”。

   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在“一大”之后蓬勃发展起来, 苏俄宪法和苏维埃制度的研究力量也随之增加。如瞿秋白、蔡和森、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彭述之、任弼时、李达等在1922-1926年间均撰写过有关苏维埃制度和苏俄宪法的文章, 很多文章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 如《新青年》《少年世界》《先驱》《向导》《中国青年》等。这些共产党先驱中, 相当部分有在苏俄长期生活的经历, 瞿秋白和刘绍周等人还受到列宁的接见, 他们的文章对于否定苏维埃制度观点的回击自然更加有力, 澄清了有关苏俄宪法的一些观点, 使得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更加深入。

   瞿秋白在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刊载的《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一文中, 不同意罗素有关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 认为“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决非贵族的, 而是苏维埃的, 如知苏维埃之意义, 便可以了解此政治上的突变之价值”。[33]瞿秋白不同意《申报》刊载的署名“心史”的《俄国宪法上共产主义之变化》一文的观点, 为此撰文《苏联宪法与共产主义》, 发表于1924年3月26日《向导》。此文虽然标题使用了“苏联宪法”, 重点讨论的实际是“苏俄宪法”, 对于苏俄宪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对于心史文援引苏俄宪法译文中的若干条文, 如第3、65、79条, 瞿秋白的评价是“此段译文几乎完全谬误”“译文太略”“译文不通”“何所据而云然”“不通之至”, 然后附上自己的译文。更重要的是, 瞿秋白从理论上阐述了苏俄不是无政府无法律之共产社会, “非有国家不可, 非有法律不可”, 不能因为有了苏联宪法, 就说苏俄宪法是“旧宪法”, “苏联之中, 苏俄当然是中坚分子, 然而苏俄在苏联里, 也和其他各国一样, 仍旧有自己的宪法, 因为苏联是一个邦联的国家, 各国自有对内的统治权, 所以苏俄的宪法仍旧有效力, 并不因为和各国订了联盟条约便取消自己的宪法, 亦无所谓新宪法与旧宪法”。[34]

   1924年8月1日《新青年》刊载陈独秀的文章《答张君劢及梁任公》。陈独秀在文中依据因果律对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和梁启超《教育与人生》两篇文章给予回应, 认为“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预料资本主义必由发达而崩溃, 崩溃后继之者必为社会主义, 此乃就人类历史的进化一般趋向而言, 至于资本主义之崩坏与夫社会主义之实现, 果在何国开始及完成, 又另有其特殊的因果关系”;“非到共产主义实现, 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 此事谈何容易, 俄国劳农革命家是马克思派, 不是玄学家, 自始便未尝妄想一革命便能够将私有财产完全废绝”;梁启超以为“列宁死了, 俄罗斯革命将随之寿终”, 因为“他们不明白俄罗斯革命有历史的意义, 他们不明白俄罗斯有农工大群众及组织坚强的党为之拥护”。[35]陈独秀在辩论中, 既论述了苏俄宪法的基本原理, 又援引了苏俄宪法的条文。

高一涵在《我国宪法与欧洲新宪法之比较》一文中, 比较了苏俄宪法和法美宪法的哲学基础, “美国和法国的宪法只注重个人, 不甚注重社会, 只注重政治, 不甚注重经济, 只尊重个人的权利和政治上的自由, 至于社会的权利和经济上的自由置于宪法的范围之外。简单一句话, 那时的宪法只可算是个人主义的政谱”, 然而“俄国的宪法是共产主义的宪法, 所以劳动群众权利的宣言第二章中明定土地森林矿产水道六蓄及田地附属品一切宣告为公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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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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