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与革命

——作为思想对象的20世纪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7 次 更新时间:2018-10-27 23: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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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产生了从横向的轴线观察历史的绝对需求。概念的横移及其在不同历史实践中的作用,正是20世纪最为醒目的现象之一。这一时间性的转换实际上是以所谓“空间革命”为条件的。在空间革命的前提下,时间性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横向性,当代的变迁以及用以描述这一变迁的话语,无法在历时性关系的纵贯线上加以叙述,而必须在多重时间之间给予说明。所以我把这个解释概括为“概念的横移”,它的功能就是在共时性的框架下将不同时间轴线中的历史内容转换为可以在同一套话语当中加以表述的现实。换句话说,概念“置换”的本身就是新政治发生的过程,必须置于由空间革命所造成的横向的时间关系当中才能解释——在这些陌生的概念被用于迥异于诞生它们的历史条件的时刻,新的意识、价值、行动以至于新的主体性诞生了。所以空间的拓展不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而且也重构了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系列的分类的原则。

  

   五、失败与胜利:斗争的哲学

  

   最后一个问题,对20世纪的一个基本看法:怎么看待失败和胜利的辩证关系?

   当我们习惯于以失败作为起点来回顾20世纪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那些与世纪意识同时诞生、发展和转化的关于失败和胜利的全新的解释,也就是说20世纪自己产生过关于失败和胜利的解释。这些关于失败和胜利的解释是和我们今天对于失败和胜利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中国革命发展了对于失败和胜利的丰富的思考,这些思考也从革命的进程内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因此离开中国革命的内在的视野,也就难以把握失败和胜利之间的辩证的关系。

   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和毛泽东的“从胜利走向胜利”——我称之为“胜利的哲学”,是两个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有关希望和绝望的、有关失败和胜利的文学/哲学的解释。“胜利的哲学”是什么?这是一种将自身全盘地融入集体斗争而产生的历史思考,也就是革命主体的战略思考,牺牲和悲剧被置于致胜的行动纲领中加以处理,从而彻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学和思想领域当中的寂寞、无聊、颓唐和无可措手的困顿。“胜利的哲学”植根于集团斗争的残酷和悲壮的历史,也体现在失败的境遇中寻找转向胜利的战略的考量。失败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胜利的哲学”的逻辑的起点。失败是逻辑的起点,不但是革命策略的起点。因为从失败开始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识别“薄弱环节”,寻求克敌制胜的战略和策略、进而在创造新的形势的过程中重建敌我关系的进程,这实际上就是重建自我或主体的过程。失败因此就具有了辩证性,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失败,失败和胜利就连在一块。鲁迅的反抗绝望是以失败作为起点,对绝望的反抗。什么叫反抗绝望?绝望就是认为希望不可能,鲁迅说的反抗绝望是说绝望跟希望一样都不可能,都是虚妄的。在这个意义上,行动的必要性出现了。

   “胜利”不是作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作为不被失败击垮的、持续奋斗的进程来呈现自身。“胜利的哲学”所以是乐观的,是因为它始终与困境的辩证理解联系在一起,始终与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性行动联系在一起。胜利不在抽象的未来,不在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而在敌我力量对比中持续地寻求薄弱环节的这个过程中辩证分析的能力和具体的实践。这就是20世纪中国革命提供给我们的政治的哲学,是在这样的分析当中产生出的思维和行动力所展现出的背后的理论和哲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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