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胜利:双重困境与动态平衡: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与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6 次 更新时间:2018-10-26 08: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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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胜利  

  

   摘要:随着中美主导权竞争加剧,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深受影响,美国亚太盟国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联盟与选边的双重困境。美国亚太盟国如何应对中美竞争,既有研究从国内政治、联盟政治、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四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作者尝试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的”动态平衡”战略。国际层面主要关注体系压力,国内层面主要聚焦战略偏好与共同利益。研究发现,美国亚太盟国为了缓解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依据其面临的双重困境强弱,会基于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在中美之间实施动态平衡,其战略选择体现为暂时优先考虑中美一方的单向动态平衡或双向动态平衡。为了便于更加清晰地理解美国亚太盟国的动态平衡战略,作者以2016年因”萨德”入韩所导致的”韩国转向”和杜特尔特上台所引发的”菲律宾转向”进行了案例研究。对于中国的政策启示而言,美国亚太盟国并非一味地追随美国,而是希望在中美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尽可能地兼顾经济和安全利益。中国应尽可能地去调适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偏好或利益关系,进而影响它们的动态平衡战略。

  

   一、引言

  

   自“萨德”入韩以来,中韩关系深受重创,韩国也从此前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转变为”左右为难”。而在菲律宾,自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执政以来,中菲关系不断修复,菲律宾谋求”大国平衡”以拓展战略空间。同为美国亚太盟国,“韩国转向”和“菲律宾转向”反映了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困境。韩国执意部署”萨德”系统,导致中韩关系急剧恶化,也使得韩国的战略选择严重受限。对于菲律宾而言,杜特尔特一改前任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Ⅲ)的对华政策,积极修复与中国的关系,重回“大国平衡”,使得中菲关系峰回路转,但却导致美菲关系相对疏远。“韩国转向”和“菲律宾转向”反映了亚太二元格局的内在困境,即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变得更加困难,更多只能寻求动态平衡。

   当前,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国家,中美关系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亚太地区的”体系结构”或”体系压力”,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随着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加剧,①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空间有所缩小,也在一些情况下导致美国亚太盟国的选边困境日益凸显。这种选边困境主要体现为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一方面,增强与经济伙伴中国的关系会削弱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另一方面,增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又容易冲击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对于美国亚太盟国而言,一方面,它们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由来已久,在安全上对美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另一方面,中国是它们的重要甚至是头号贸易伙伴,与它们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对这些国家都非常重要,处理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对其不乏挑战。

   对于美国的亚太盟国而言,其在中美之间到底采取何种战略,影响其战略选择的因素、决定其战略选择的逻辑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便是在中美之间实施“平衡战略”,但也并非在中美之间等距离平衡,而是不断调整的”动态平衡”,其动态平衡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分析,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亚太盟国对于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认知与回应。本文也主要据此进行分析,探讨在中美主导权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的原因及其规律。

  

   二、既有研究及不足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的分析主要是从国内政治、联盟政治、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四个视角。

   一是国内政治的视角。该视角认为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主要基于国内政治因素考虑,领导人的个性、选民的诉求、国家利益的需求等是决定美国亚太盟国应对中美战略选择的主要原因。首先,领导人的个性会影响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就菲律宾杜特尔特上台以来对中美关系的调整而言,很多分析认为杜特尔特的个性是重要原因。个人化的外交政策(personalized foreign policy)制定影响了一些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其次,选民的诉求会影响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对于民主国家而言,选民的态度对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构成了国内观众成本。再次,对国家利益的务实考虑决定了国家战略选择。美国亚太盟国之所以要在中美之间尽力寻求平衡,其目的也在于尽可能地维护国家在经济、安全等方面的综合利益。此外,国内政治还与国内政治结构、政治派系、利益集团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也成为影响美国亚太盟国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

   二是联盟政治的视角。在该视角看来,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与其联盟关系密切相关,深受美国影响。美国作为联盟中的主导者,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对其盟国对外战略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基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需要,对其盟国的战略协同要求也在提升。美国可以通过强制、交换、权威等多种方式来影响盟国的对外行为,或者通过地位信号传导和霸权的印象管理影响亚太盟国对其亚太战略的支持。美国管理其盟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防止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往超出美国的预期。由此可见,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需求,可以影响甚至主导其盟国的对外战略。而美国的亚太盟国由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其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追随美国。

   三是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该视角主要将中美在亚太地区所形成的结构性压力视作美国亚太盟国应对中美战略选择的主要原因。对于亚太国家而言,中美两国是塑造亚太地区结构的主角,中美关系成为地区结构的主导因素。与此同时,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加剧了地区分化,使得地区内国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困境加剧。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为了应对中美大国竞争,其他国家被迫采取制衡、追随、防范和接触等战略。不过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美竞争所形成的结构性压力。但是美国亚太盟国对于中美竞争所形成的结构性压力的感知存在差异,受结构性压力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四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新古典现实主义主张将体系因素与国内因素结合起来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对于美国亚太盟国而言,其应对中美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受中美关系所决定的地区结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乏国内政治的需要,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都是决定这些国家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中美竞争是影响体系压力的主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他国家的战略空间。即便如此,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是基于对体系压力的认知,结合国内政治的需要,尽可能做出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研究并非完全针对美国亚太盟国,但也并未排除美国亚太盟国。这也使得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同样适用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路径。

   总之,如何看待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上述四种视角都提供了一定的解释,不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国内政治的视角对于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现实情况却是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变得非常困难,这说明中美互动所形成的体系压力的变化不容忽视。联盟政治的视角阐述了美国因素对其亚太盟国战略选择的影响,不过随着美国对其盟国主导能力的下降,它对这些国家对外战略的影响力也有所下降。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反映了中美关系所形成的结构压力对亚太盟国战略选择的影响,但忽视了亚太盟国对这种结构压力的感知差异和战略自主性诉求。相对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力要更强一些,对于美国亚太盟国而言,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缺乏完全主导这些国家战略选择的能力。美国亚太盟国也有自己的战略自主性诉求。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综合考虑了体系压力和国内政治两类因素的影响,不足之处在于对战略偏好的形成和测量、战略选择的动态性分析还不够详细。

  

   三、美国亚太盟国的双重困境

  

   对于联盟而言,联盟困境始终如影相伴,联盟内部存在“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困境。

   从联盟困境来看,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对盟国的战略需求有所增加,对盟国的战略协同诉求增多。就美国亚太联盟内部的联盟困境而言,美国一方面害怕盟国的支持不够而无法与中国展开竞争,“被抛弃”担忧有所加剧,因而想方设法强化联盟关系,加强战略协同。对于美国而言,其亚太主导权的重要基础就是联盟关系和伙伴关系。美国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需要加强联盟关系,通过发挥盟国的作用,让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美国战略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美国为了寻求盟国支持,作为回报会提升盟国的自主性,这又使得美国”被牵连”的担忧有所加剧,其结果形成了美国亚太联盟的“承诺难题”和“约束困境”。对于美国亚太盟国而言,其联盟困境也有所变化。对它们而言,总体趋势是”被抛弃”的联盟困境有所下降(当与中国的安全矛盾激化时例外),因美国战略支持需求“被牵连”的联盟困境有所增强。美国亚太联盟的联盟困境变化也成为联盟调整与转型的重要动力。

   对于美国亚太盟国而言,不仅内部的联盟困境有所变化,外在的选边困境也日益凸显。并非中美竞争就一定会导致美国亚太盟国形成选边困境,而是一旦中美竞争涉及美国亚太盟国,它们在发展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时相互抵消的程度就会增强,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形成零和博弈,此时便形成了选边困境。在亚太地区,由于中国和美国实力显著且在不同领域各具优势,使得亚太地区被称为二元格局(也可理解为比较松散的两极格局)。中国对地区的经济影响日益增强,导致美国亚太盟国对中国的经济诉求增大,但安全上还是更加信赖美国。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不同优势在短期内不会变更,二元格局深刻地影响了亚太国家的战略选择。不过随着亚太地区由“松散两极体系”转变为“紧密两极体系”,或者说亚太地区由“二元格局”转变为“两极格局”,亚太其他国家的战略空间会有所缩小,美国亚太盟国更是如此,选边站队压力增大。

   即便是二元格局,也并非没有问题。从长远来看,由于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不可能长期分离,二元格局也面临着持续难题。对于美国的亚太盟国而言,当然也无法长期将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割裂。美国亚太盟国安全上或多或少都对美国存在依赖,而经济上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泰国、韩国、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如何克服中美竞争对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分化效应,已成为美国亚太盟国的选边困境,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

对于美国亚太盟国而言,联盟困境和选边困境对它们的外交政策都有影响。联盟困境主要影响美国亚太盟国的联盟政策,而选边困境则影响盟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韩国的选边困境最为典型,围绕着“萨德”入韩产生的问题,很多观点认为这是韩国在中美之间左右为难的产物。菲律宾同样也在中美之间面临选边困境,地缘政治差异和战略优势迥异使得菲律宾对中美两国都有所诉求。实际上,韩国和菲律宾的选边困境并非个案,在美国亚太盟国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为了应对选边困境,“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或大国平衡战略往往被认为是适宜战略。由于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双方的互动在竞争与合作两条线上并行推进。中美竞合关系的存在使得目前亚太地区更多呈现比较松散的两极格局状态(二元格局能够得以存在),也使得亚太盟国有可能同时与中美保持良好关系,但也存在相互抵消的潜在风险。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归根结底还要看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朋友的多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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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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