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6 次 更新时间:2018-10-25 23: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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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红色电影”中,以“反特”为题材的电影占有相当地位,同时也是那时代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种类。而这类电影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中往往有那种以女特务身份出现的人物形象。这种女特务,虽然是“反面人物”,虽然导演和演员极力要表现出她们心灵的凶残和肮脏,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被她们所吸引。套用一句俗而又俗的话:女特务是“红色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钢铁战士》于1950年上映,贺高英扮演了其中的国民党女特务,这个女特务一心想以色相引诱被俘的“我军”张排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应该是建国后出现在银幕上的第一个女特务形象。

   此后,这类女特务在电影中频繁出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和李月桂(分别由王晓棠和胡敏英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柳尼娜(陆丽珠扮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羊城暗哨》中的八姑和梅姨(分别由狄梵和梁明扮演),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曲曼丽(姜曼璞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寂静的山林》中的李文英(白玫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虎穴追踪》中的资丽萍(叶琳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铁道卫士》中的王曼丽(叶琳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假古兰丹姆(谷毓英扮演),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跟踪追击》中的徐英(红冰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秘密图纸》中的方丽(师伟扮演)……

   这一系列女特务形象,构成了“红色电影”中一种十分独特的人物画廊。当年的观众中,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类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

   所谓“特务”,本是一个中性词,即“特殊任务”之意。1927年国民党清党、国共处于尖锐敌对状态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曾在军委成立“特务工作科”(简称“特科”)。可见,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特务”最初并不单指“敌方”执行特殊工作的人员,己方负有特殊使命者,也可称“特务”。

   可是后来,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特务”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专指“敌方”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至于自己这一面担负同样性质的工作者,则称侦察员。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电影”中,有“敌方”的特务形象,也有“我方”的侦察员形象。“敌方”的特务往往是女性,以致女特务能组成一种人物画廊。而“我方”的侦察员,则往往是男性。说得更直白些,在这些电影中,“敌方”往往派遣青年女性潜入“我方”执行特务任务,而“我方”潜入“敌方”执行特务任务者,则总是青年男性。其实,不单是电影,在那时期的小说中,情形也是如此。

   与其说这有现实生活做依据,毋宁说是某种微妙的心理意识使然。不仅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中,有这种“敌女我男”的模式,“文革”期间属于非法的手抄本小说,也总是严守这一不成文的规范。

   有人曾指出过这一现象:“从革命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讲,无论是革命年代的地下党,还是和平时期的公安侦察员(正方的符号代表),为完成艰巨任务,均可凭借谈恋爱的手段打入敌人心脏(反方的符号代表),但主人翁必须是男的且不能与反方的女特务或罪犯发生实质性的性关系,而反方则往往是用放荡野性的女色勾引男革命家或公安人员,且被诱惑一方都会巧妙躲避或严词拒绝而过美色关,否则,一旦沾染女色,不是变节投敌就是死亡,而女革命家或侦察员绝不能施用美人计这一手段,此症结直到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字或文学作品中概莫能外。”(周京力:《长在疮疤上的树》,见《暗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4页。)

   “红色文艺”表现的当然是“红色道德”。在这种“红色道德”的支配下,便出现这种情况:“敌方”可对“我方”大施其美女计,但决不可对“我方”施以美男计;“我方”可对“敌方”施以美男计,但决不可对“敌方”施行美女计。这种“红色道德”显然并不令人陌生。“敌方”对“我方”施行美女计,其结果当然是徒劳,从“敌方”的立场来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我方”的立场来说,则是不但挫败了“敌方”的阴谋诡计,还多少占了些便宜。“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其结果当然是卓有成效的,是以大胜告终的,从“敌方”的立场来说,仍然是双倍的损失,而从“我方”立场来说,则是双倍的收获。

   退一步说,即使“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而未能达到最终的政治或军事目的,也并不是纯粹的失败,至少“我方”美男在与“敌方”美女的周旋中不无收获。这种“红色道德”显然认为,女性的姿色和身体,是她所从属的阵营的利益之一部分,或者说,是她所从属的阵营的一种特殊利益,这种利益或许比阵地、领土、金钱等更为重要。

   既如此,在“敌方”女性的姿色和身体上占些便宜,也算是缴获了一种特殊的战利品。既然“我方”女性的姿色和身体,也是“我方”的一种特殊利益,那就决不能拿这种利益去冒险。“我方”对“敌方”施行美女计,即便最终达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胜利,也付出了特殊的代价。当然这里说的是电影等文艺作品中的情形,真实的情况如何,另当别论。

   电影等文艺作品中反映的这种“红色道德”,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陈腐的意识、观念披上了红色的外衣而已。

   “红色电影”不仅仅写“敌方”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还往往让女特务对“我方”人员“动真情”,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风情万种、艳压群芳,但却对打入“敌方”内部的“我方”侦察科长曾泰一往情深。《羊城暗哨》中的八姑,仪态万方、妖冶妩媚,但却对打入“敌方”的“我方”侦察员王炼情深意浓。

   “红色电影”不仅让“敌方”女特务爱上“我方”侦察员,而且往往还要强调她们是在有众多追求者的情况下对“我方”侦察员情有独钟。让女特务对“我方”侦察员“动真情”,当然意在表现“我方”英雄人物的魅力,意在通过女特务的眼光来肯定“我方”英雄人物的价值。然而,深究起来,“红色电影”中的这种“匠心”,这种用意,却是与“红色价值观念”相冲突、相背离的。依据“红色价值观念”,敌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敌人的恨,能证明“革命者”的价值;“革命者”被敌人恨得越深,便越有价值。

   女特务是特别危险特别可恶的敌人,那就更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无丝毫价值可言。然而,当电影以女特务的“真情”来证明“革命者”的价值时,却又分明认可了女特务“真情”本身的价值的,因为如果女特务的“真情”本身是毫无价值的,那就非但无法证明“革命者”的价值,相反,对“革命者”只能是一种贬低、一种侮辱、一种否定,只能证明“革命者”的无价值。

   人们当然可以说,女特务也是“人”,她的“真情”只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自然情感,本身是超阶级、非政治的,是与她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身份无关的。然而,我们分明记得,“红色价值观念”根本不承认有“抽象的人”、有超阶级非政治的“普遍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女特务的“真情”来表现“革命者”的价值,仍然与“红色价值观念”相龃龉。

   在“红色电影”中,女特务可以对“我方”人员使出种种引诱手段,甚至大动真情,但“我方”人员在与女特务周旋时,却必须严守分寸。那是一个禁欲的时代,那是一个女性全面男性化的时代。“我方”人员与女特务周旋虽是出于“革命需要”,但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这危险并不在于“我方”人员是深入虎穴,而在于女特务的美丽迷人,在于女特务作为女性对于男性的性魅力。在禁欲的时代,在禁欲的道德氛围中,女性的美丽娇媚,某种意义上是对“革命者”最大的威胁,是瓦解“革命斗志”、破坏“革命友谊”的最可怕力量。

   古往今来,女性的美艳,引发过男性之间无数的拼杀。因为女性而父子兄弟相残、国家民族开战之事,也屡有所见。中国有俗语云:“英雄难过美人关。”可见“美人”对男性事业的危害有多么大。当“英雄”过不了“美人关”而“冲冠一怒为红颜”时,会置集体、党派、国家、民族甚至身家性命等“红颜”之外的一切于不顾。正因为看到了女性的性魅力对“革命事业”的可能危害,中国历代的游民阶层和底层革命者,都把轻女仇女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作为检验“革命者”精神、意志的一种标准。而轻女仇女的深层原因,则是对女性的恐惧。

   这种情形,在中国历代的通俗文艺作品中,往往有典型的表现。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三国志平话》、《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代通俗文学作品“对待妇女的态度”有专门的论述。“英雄难过美人关”,固然说明“美人关”之不易过,但也同时在强调,过不了“美人关”的“英雄”便不是“真英雄”。这样,是否能过“美人关”,便成为检验“英雄”之真假的试金石。

   “真英雄”在轻女仇女的同时,是对“兄弟”、“同志”、“战友”的“义”,是为“兄弟”、“同志”、“战友”不惜牺牲自身一切的精神。“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是《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名言。关羽的视美色如粪土,也给人留下极深刻印象。其他如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所有作者心仪的人物,无一不具有对美色无动于衷的精神品质。《三国演义》第十九回,猎户刘安更以杀妻飨备的实际行为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改写为“兄弟如手足,妻子如鸡豚”。刘备兵败,匹马逃至山中,投宿刘安家:“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玄德……乃饱食了一顿。天晚就宿,至晓将去,往后院取马,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都已剜去。玄德惊问,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作者显然是以赞赏的态度写了刘安的行为的。而对女性的轻视,在这种赞赏中,表现得分外鲜明。

   王学泰指出了《水浒传》中的这样一种现象:“《水浒传》写了三十几个女性,作者对于那些具有女人特征和女性追求的妇女形象都视为水性杨花的淫妇,而且大多数被梁山好汉们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处死。”《水浒传》第四十六回,杨雄杀美貌妻子潘巧云的场面,令人恶心,也发人深思:

   石秀便把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杨雄割两条裙带来,亲自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杨雄向前,把刀先斡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叫那妇人叫不的。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样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

   杨雄杀潘巧云,杀得振振有词。潘巧云的“罪过”之一,是挑拨杨雄与石秀的兄弟情义。原来潘巧云曾以言语撩拨寄居家中的石秀,石秀不为所动,潘巧云转而在杨雄面前诬称石秀对其图谋不轨,杨雄一时间信以为真,对石秀心生恼怒。所谓“险些……坏了我兄弟情分”,即指此。杨雄与石秀,其实相识未久。然而,在游民的价值体系中,刚缔结的“兄弟情”,也远重于多年的“夫妻情”。美貌女性有可能破坏“兄弟情分”,这足以令人恐惧。而竟然真的“险些”破坏了“兄弟情分”,当然就死有余辜了,所以应该死得这样惨。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通俗文艺中表现的这种游民阶层畏女、轻女、仇女的意识,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艺”中也改头换面地出现。“红色电影”中,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我方”侦察员,可对“敌方”女特务虚与委蛇、虚情假意,但却丝毫不能弄假成真,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决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在身体上,“我方”侦察员可与女特务做有限的社交性的肢体接触,如握手、跳舞等,但“占便宜”仅限于此,并不能与女特务有任何真正私密性和性意味明显的身体接触。

“红色电影”往往不厌其烦地渲染女特务怎样用身体引诱“我方”侦察员,怎样百般忸怩、千般作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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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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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齐鲁周刊》 2014年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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