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贫富差距的极端扩大而引起社会撕裂动荡、政治极化反弹和改革开放夭折。激进失衡的社会变革往往导致向另一极端的强烈反弹，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大国尤为如此。伊朗从60年中东开放变革的旗帜到后来全面回归宗教极端主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所以过去在私有化呼声很高时，我一直坚持强调说，把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的大银行这样的大型企业都私有化，变为私人家族控制，不是中国稳定的因素，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加官商勾结，不是中国人的福音。

　　 记得我和同伴们10年前在“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反思与前景”一文中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与发达国家落差的缩小，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发生着从微不足道、互助互补到竞争对手的转化。同时，国内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市场化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严重腐败和权力滥用，都标志改革到了极具挑战性的转折点。

　　 正是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变化后的多重压力和挑战，改革开放才会结束其第一个阶段或时代，所谓“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其实，这也不奇怪。40年改革开放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正因为其是对公有制计划经济颠覆性的突破和创新，它必然是探索性的、稚嫩不完善和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

　　 过去总是有人埋怨中国改革的步子太慢了，其实这是因为低估了改革的困难和复杂性。对中国这艘在历史轨道上航行了几千年的大船来说，仅仅在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起步的短短40年中，就已经旧貌新颜，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何慢之有？况且无论从中国还是外国的发展史看，社会进步不怕慢，就怕倒退和循环反复。幸运地是，从大历史的视角，改革开放40年已经让中国跨过了几千年来饥饿和贫困陷阱的循环而不可逆转。当然，40年只是一个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如何演变，又会在业已500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后续发展史上留下怎样的记录，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今天和以后的挑战。

　　 限于时间，关于如何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视野看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又为何和如何结束改革开放的前一时代而进入新时代，以及这个新启动的时代将来会如何演变，又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当然都是更具挑战性也许更敏感的话题，就留下次有机会来复旦这个历史讲坛时再讲吧。只是考虑到我年龄的关系，希望张军院长下次邀请不会是在40年之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