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明:立宪与共和之争中的国家、国族与国民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18-10-23 21: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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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康有为作《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旗帜鲜明地反对革命。[1]两文后以《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以下简称《政见书》)为题合印流传,旋即受到主张革命的民主共和派人士的猛烈抨击。晚清君主立宪派与民主共和派之间的争论虽然还可以回溯得更早,但无疑,《政见书》以及由《政见书》所引发的争论才真正将双方的尖锐分歧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政见书》的主要观点是认为革命于“时势、事理皆非宜也”。[2]在论述事理之不宜时,康有为首先诉诸公理。[3]康有为的公理观念与革命派有一个重要共识,即都以国家为国民之公产,但康有为挪用、改造公羊家的三世说以阐明他所谓的公理,所呈现出的观点就与革命派存在根本差异。[4]康有为认为,据乱世、升平世与太平世各有其所适宜的政治制度,分别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这就是他所谓的公理。于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只能考虑特定的政治制度,且必须考虑特定的国情,这就是他所谓“公理常与时势相济而后可行”。关联于当时的政治分歧,康有为的大体主张是,虽然民主共和是历史的最终归宿,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状况,正处在将由据乱世过渡到升平世的历史阶段,则只可行君主立宪,而不可行只有在太平世才适宜的民主共和。抛开经他改造过的三世说,康有为将定民权作为新的国家构想的要点,这与革命派毫无二致。于是我们看到,康有为立论的分寸恰在强调民权并不等于公理:“然民权则至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5]

   基于民权与公理的不一之论,康有为先援引英、奥、德、意、西、葡、琏、荷、瑞等欧洲国家和日本,说明君主立宪为定民权的最佳手段,又论及皆以革命建国的美、法两国,认为美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特殊国情,而法国当为革命建国不成功的普遍教训。从对这些具体事例的分析中,康有为得出三个相互关联的推论:其一,立宪即可定民权,为治法之极则;其二,既然定民权之关键在立宪,那么,君主、民主皆为虚位;其三,民权自由与革命为两回事,就是说,不必一定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民权自由。[6]

   君主立宪自然是《政见书》的核心主张,不过,如若以为康有为主张在当时的中国马上实行君主立宪则仍属误解。细察康有为在《政见书》中的看法,他虽远绍英伦,实则近取日本,认为中国为了富强尚须一段以君权变法的维新历程,然后才可以考虑立宪的问题:“若以君权变法,则举欧美至美之政器艺术,可数年而尽举之。故吾尝妄谓中国强犹反掌也,三年而规模立,十年而治化成,实藉数千年君权之力而行之。”[7]康有为也明确承认,以君权变法的阶段仍然是君主专制,只不过是不同于以往的开明专制:“故论政法之理,莫不善于君主开明专制,莫善于民权公议。而当中国沉疴深重之时,望黄种独立之日,上适有舍身救民之圣主,则莫善于用君主开明专制之权以变之,如雷霆霹雳,天地昭苏。……皇上既早欲开议院、与民权矣,先以专制之君权变法,徐以公议之民权守成,不待革命糜烂之争,而可安享民权自由、变法自强之乐。”[8]这无疑才是康有为所领导的保皇党真正的政治主张,显然是要将改革的起点拉回到戊戌再接着往下讲。

   康有为论革命于时势之不宜,可从外患与内忧两方面概况。外患方面,康有为和所有晚清思想家一样正确地指出,中国所处的是一个恃强凌弱的帝国主义时代。[9]在康有为看来,面对列强争霸、弱国变灭如此之急的险恶处境,中国必须考虑如何避免被瓜分的命运,而印度之亡,正可作为前车之鉴。在《辨革命书》中,康有为即以印度为例来反驳中国当以割据求自立的观点,认为割据并不能真正自立,必然导致各省相争或分裂为十八国,分裂则使原来的中国变小、变弱,以至于在此“霸国之世”难以自立而趋于灭亡。《辨自立书》则专门以印度为反面典型展开详细分析,认为各省自立正是印度亡国的根本原因。

   内忧方面,康有为主要考虑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忧之一,是当时中国的人心政俗还不适合搞民主,因而不容易成功:“以中国之人心政俗,一旦乃欲超跃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乃必然也。”[10]所忧之二,是中国是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一旦遽行革命则难以合一:“以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何能如欧洲民变之公。势必大者王,小者侯,如恒河沙,自攻自残,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以二十余省之大,二百余府之多,三千余县之众,必不能合一矣。”[11]所忧之三,是革命之后若能合一必然是得一新秦政,必然是得一现代专制:“吾以为今之言革命民主者,糜烂四万万之人,大战数十百年,而必不能成革命,必不能保中国。假而有成,而得一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拿破仑为民主,则益水深火热矣。”[12]

   康有为也反驳了革命派的排满主张。首先,康有为认为《春秋》所谓夷夏之辨只是文明野蛮之辨,并非种族之辨;[13]其次,他指出清朝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扩大了中国版图,是“大有益于中国”;再次,他认为满族因与汉族同教已汉化,已“纯为中国矣”。[14]鉴于以上看法,他申明仍以戊戌时提出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八字方针论政体。另外,针对立宪派提出的民众落后不当言革命的论调,革命派往往有以革命教育民众的主张。康有为对此也提出了明确的反驳,认为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论。[15]

   《政见书》发表后,很快就受到了革命派的反击,其中最重要的当数1903年初黄世仲发表于《中国日报》的《辨康有为政见书》和同年章太炎发表于《黄帝魂》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文。章文向为研究者所重视,黄文早于章文,长达3万多字,且在当时流行甚广,但为大多数研究者所忽视。其实,对比一下会发现,黄文的反驳更为全面、系统、深刻,章文提出的新见并不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倒是其激昂、犀利的斗士文风,而这个特点很大程度上也为黄文所具有。以下以黄文为主,兼及章文,就革命派对康有为《政见书》的反击展开分析。

   黄世仲认为康有为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不懂得“民族主义为廿纪不灭不磨之公理”,因此他对《政见书》的总的评价是:“不明种界,不解民族,不识公理,千差万错。”[16]对于民族主义,黄世仲不仅明确提到了民族建国的理念,而且也明确指出,民主是民族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他看来,民权与公理并非不一,而是完全一致。[17]基于民权与公理完全一致的观点,结合他对欧美政治的历史认知,黄世仲针对康有为的看法进行了层层反驳。

   首先,黄世仲指出,欧洲各国立宪,皆由革命而得来,也就是说,民权皆由革命而得来。[18]其次,黄世仲认为,能立宪之民,即能行民主。黄世仲猜测,康有为可能受孟德斯鸠影响,认为民主宜于小国,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则宜行专制,但在他看来,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国家地理上的大小,而在国民“精神法度”上的差异,这自然也是来自孟德斯鸠的观点。[19]再次,黄世仲注意到了《政见书》真实的政治主张,从而提出,按照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汉人仍然得不到平等对待,民权仍然得不到伸张:“夫民权者,必有参预政事之权,有对待政府之权,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而后已。以康之改革者,不过一二皮毛,而绿营之縻饷如故,宗室之冗员如故,谕旨之专制如故,岂平等者固如是乎?”[20]至于康有为以印度为例说明革命可能导致分裂乃至亡国,黄世仲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认为恰恰是因为印度缺乏民族主义思想才导致了分裂与亡国。[21]至于满汉问题,黄世仲首先说明,满汉一体并非事实,满人入关以来一直试图保持其族群边界,且满人所尊崇之教为佛教,并非孔教;[22]接着他指出,按照康有为的三世说,满汉不分当为大同世之事,这意味着康有为在当下主张满汉不分与其三世说自相矛盾。[23]

   在层层反驳的过程中,黄世仲不断重申其民族主义的信念,认为民族主义正是中国自立的根本,言下之意,康有为所说“时势之不宜”皆不足惧:

   康又以为今中国外侮频仍,使革命一兴,则外人干涉之,是鹬蚌相缠,渔人得利云云。在康说之最足骇国民之心,寒英雄之胆者,此而已。……况民族主义,大盛于十九世纪之前半,圆满于十九世纪之后半。苟能组织文明,讲求公理,则驱逐异类,还我山河,岂非外人所当谅者耶?[24]

   夫各国之不同者,时势为之;而各国之皆能自立者,以民族主义为之也。……以秦政、刘邦、秀、备、朱元璋之专制,而乱极思治之民心,尚且趋之,况廿世纪为民族主义文明发达之期,又乌可以各国之时势不同者妄为訾议,欲阻国民之进步,道汉种于沉沦也?要之,时势有不同,而民心之痛恨压制、思脱奴界者则无不同;其同者固当自立,即不同者亦不容不自立。[25]

   1905年10月,《民报》在东京创刊,革命派有了更重要的理论阵地,抨击立宪派的火力也就更加集中。发表在创刊号上的一篇重要文章是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该文虽亦火气十足,如斥康有为为“人妖”,骂梁启超“言有类梦呓”,“更不足道”,但整篇文章仍显示出很强的说理性。[26]汪精卫首先区分了种族上的民族主义与政治上的国民主义,然后提出了二者如何统一的问题:“民族者自族类的方面言,国民者自政治的方面言,二者非同物也,而有一共通之问题焉,则同一民族果必为同一之国民否,同一之国民果必为同一之民族否是也。”[27]就民族与国民如何统一的问题,汪精卫基于历史经验总结出四条民族“同化公例”,并将之运用于现实判断,认为对于当时的汉族来说,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必须并行:“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28]

   汪精卫的观点极有见地,从目前看仍有重要意义。如他明确指出,如果是多民族建国,不同民族之间必须融为一个国族,否则难以成就一个稳定的国家,反倒是随时都有分裂的危险。这其实是清晰地揭示了,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是个真实、严肃、重大的问题,尤其在多民族建国的情况下。在阐发他的观点时,汪精卫以不失尊敬的态度委婉地批评了严复,认为严复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不能不有憾”。1904年,严复所译甄克思《社会通诠》(原题A History of Politics)出版,其中以图腾社会、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刻画人类社会发展史,严复在按语中发挥甄克思的看法,将民族主义关联于宗法社会,将国家主义关联于军国社会。对于主张民族主义的革命派而言,将民族主义关联于宗法社会自然是不能接受的,汪精卫等人针对的正是严复在按语中明确表达出来的这一观点。

   随即,《民报》第二期发表胡汉民的《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就民族主义问题为严复辩护。该文将《社会通诠》与《群学肄言》、《法意》等严复的其他译著放在一起分析,指出严复亦“明于种类之大齐,属词比事,卓荦可见”,“为民族主义之一巨子”,其真实主张也是求“民族、军国二主义”的统一。[29]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在《社会通诠》中被严复译为“民族”的,并不是革命党人所说的“民族”(“nation”),而是如“tribe”、“clan”、“patriarch”、“community”等被用来指涉更小共同体的一些词汇。[30]但对严复的批评并未就此打住。1907年1月,《中国新报》在东京创刊,在《<中国新报>叙》中,杨度即以严复所述甄克思的观点来批评革命派的民族主义论调,并在第一至五号连载了他的《金铁主义说》,其中大段引用《社会通诠》,认为汉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已进入了军国社会,思想上也早就进入国家主义而超越了民族主义。1907年3月20日,《民报》发表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专门针对杨度的观点展开批评,而入手处正是严译《社会通诠》,正如标题所显示的。

杨度出于其对世界形势的金铁主义认知(他亦称之为“经济的军国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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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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