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读书小组就《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专访邓正来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3 次 更新时间:2006-10-11 01: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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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采访说明:邓正来教授一直关注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的重建问题,刊载于《政法论坛》2005年第1-4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近18万字的长文对中国法学1978至2004年这一时代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为此,吉林大学理论法学读书小组(朱振、资琳、周红阳、李强、邹益民、邹立君、刘小平、蔡宏伟、陈昉和张琪)邀请邓正来先生就这篇长文的写作缘起、理论资源、哲学立场以及文章开放出来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一次纯学术的访谈。这次访谈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求邓正来先生对这篇长文的内容进行重复性的解释——尽管适当的解释和澄清也是必要的,而是旨在通过对论文写作之诸多知识支援和理论问题的追问而达到从整体上对该论文的思路以及开放出来的理论问题进行把握,进而促使读者对该论文涉及到的相关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思考。

  

  一、文章的缘起

  

  1、您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追问“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秩序的正当性”,这篇论文的写作与这一根本问题有何关系?

  答:“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秩序的正当性”,更为一般地讲,“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正当性”,确实是我一直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一生以学术的方式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之一。当然,这个问题也是现代法学理论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即如何在不诉诸于神之假设的条件下建构或实现法律的正当性。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一种问式,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中?进而,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问题推演成许多问题,比如说,我们究竟是因为什么应当生活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力或者资格给我们的下一代人规定或者选择某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在很大的程度上讲,我至今所作的学术研究都是和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我的学术旨趣也在于对这个问题以及使这个问题成其为问题的各种因素的思考。这篇论文的写作,可以被认为是我在中国法学这个领域里,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的研究状况所作的一个个案性分析、个案性反思、个案性批判。

  

  2、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您就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国法学做出同样的判断,而在1990年代您曾经就中国社会科学做出深刻的反省。那么,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科学,它的某些特点是否在中国法学中也有所体现?如果有,这种或这些特点是如何体现的?对中国法学的批判,对您反思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又有那些推进?

  答:从1990年代开始,我就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个研究状况进行了研究和反思。经由这一努力,我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面临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乃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基本上丧失了,因此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在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同时必须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具体到中国法学来说,它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在中国法学的领域中更为严重。中国法学的不自主性至少表现为我所说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法学长期以来一直受着“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我对整个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的反思和批判,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第一,我所旨在揭示和批判的,在根本上讲,乃是某种特定的“知识系统”(具体是指在1978年至今26年中的中国法学这一知识系统)对其所描述、解释或论证的对象所具有的那种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亦即在整体上讲,中国学术在当下的中国发展过程中对某种未加反思和批判的“移植”入中国的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施加了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我早在《研究与反思》一书的自序“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中就明确指出,“正是这些被我称之为‘结构性基础与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人们熟视无睹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却支配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现象,它们才是真正‘不在场’或‘始终沉默’的东西,因此,对这些现象的揭示和批判才真正是当下知识社会学的使命所在”。第二,我对作为整体的中国法学的反思和批判,事实上还隐含着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认识和解释“中国”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法学在1978年至今的26年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说自觉不自觉地受着我所谓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不加质疑地把西方社会的制度性安排转化成“法律理想图景”予以引进和信奉、进而遮蔽甚或扭曲中国现实社会结构或中国现实问题等等,都在根本上涉及到了我们重新定义“中国”、如何重新定义“中国”和根据什么定义“中国”的问题。“中国”既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换言之,我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之建构的主张,在根本上乃是以一种自主的方式重新定义“中国”之努力的一部分,至少是开始要求根据中国本身定义“中国”并建构“中国自己理想图景”的开始。

  当然,我对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的反思和批判,主要是以我的两个基本判断为基础的。第一,从中国遭遇世界以来的一百多年中,我们一直在思想中国的发展问题。不管是用马克思主义还是用西方的其他各种理论,甚至是用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我们都在思想中国往哪里去,而且我们也开出了许多中国的道路,但是我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却不思想:即我们对我们根据什么去思想中国的问题不思想!我们在谈马克思主义,我们在谈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我们在谈法学的各种理论,但我们对我们到底根据什么去思想本身却不思想。第二个判断就是中国从1840年遭遇世界以来,在对中国的界定本身方面,我们还有两个方面是不思的:第一,什么是中国?直到今天,我们还只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当然的前提予以接受;第二,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关于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我们却是不思考的,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最基本的生命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政治认同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思想的。

  

  3、与“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相对应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概念的提出,显然也受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各种论辩的深刻影响,而我们知道,这些争论包括“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规范化”、“市民社会”、“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

  答:简单地讲,在这26年中,中国学术界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左派或新左派,乃至社群主义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或者说,论者们用各种主义进行了争论,尽管这些讨论还不够深入,还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援,甚至也受到了西方范式的支配。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虽说一些论者并没有意识到,归根结底是,或应当是,一种对社会秩序之性质的关注,一种对有关何种社会秩序更可欲和更正当的问题的追究,因为在我看来,这种努力更应当是一种对我们就自己应当生活在什么社会秩序之中这个当下问题的拷问。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在通过“知识引进运动”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隐含于这些知识背后的各种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西方理论,尤其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理论,经由“建构者”的我们,不仅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也为我们认识和选择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自由主义、左派或新左派、保守主义等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讲乃是一种脱离了中国语境、缺失了当下中国问题意识的西方语词之争、西方概念之争,与中国论者对中国人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秩序的性质问题的思考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勾连。更为糟糕的是,处于同一个时代、基本上面临同一种“问题束”、更是被认为应当直接关注维续、调整和型构社会秩序之问题的中国法学界,不仅没有参与上述问题的讨论,也没有在自己的研究中对上述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

  就此而言,提出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的问题,就在根本上意味着要在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领域中,把那个被遮蔽的、被掩盖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社会秩序之中的当下问题开放出来,让这个问题彻底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思考和发言。当然,提出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的问题,在另一个方面,也是一种“自觉”生命或理论“自觉”生命的开始,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学术自主性的生成。

  

  二、对中国法学的批判所依凭的知识资源以及与其他研究之间的关系

  

  1、我们注意到,尽管“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您文章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但是您在文中却从没对它进行过肯定性的定义,而是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来界定它。这与哈耶克在界定其关键性概念如“自由”、“正义”、“和平”等概念时所采用的方式颇为相似,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您的这种界定方式受到了哈耶克知识观的影响?

  答:哈耶克的知识论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哈耶克在他无知的知识论基础上达致了一个颇为重要的结论,即整体社会秩序不仅是由个人行动者间的互动而形成的,而且更是行动者与表现为一般抽象结构的社会行为规则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这些一般性的抽象社会行为规则会对行动者的行动产生影响,但却往往不为这些行动者所知。由此,哈耶克对研究社会秩序时人们所持有的“自然”与“人为”二分观进了批判,进而确立了“自然”、“人为”、“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三分观。据此,哈耶克认识到了人类的社会秩序乃是由人为建构的外部秩序和自生自发的内部秩序这两部分组成的。在内部秩序中,行动者在具有抽象性一般性目的独立性的规则所界定的确获保障的私域内,运用自己的知识适应未来无数的情形并做出试错性的调整。这也是人们在自生自发秩序内部享有自由等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推翻整个社会的规则系统,重构一套全新的规则系统与秩序。因此,内部规则是经过演化而形成的,而这就是说,只有那些对特定群体有更大的适用功效的规则,才能在文化进化中保持下来并不断进化。最为紧要的是,在哈耶克看来,自生自发秩序内部的自由、和平、正义等价值都是否定性的,而且对它们的界定方式也是否定性的,因为对它们所做的任何肯定性的界定,都有可能背离他所主张的理性有限的知识论,进而在实质意义上侵害这些价值。顺便提一句,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照哈耶克的论著以及我对他的自由主义理论所做的研究。

  我所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乃是一种依凭对中国现实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可能达致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这种理想图景既是以批判西方现代化范式为基础的,也是以否弃那种主张一劳永逸且永恒不变之自然法的理论为前提的,更是以批判那种封闭且实质保守的文化“意义世界”为依凭的。显然,这种界定方式确实在承认人之理性有限的维度上受到了哈耶克知识观的影响。

  

  2、您在文章中对张文显的“政治—法学”分析路径和苏力的“社会—法学”分析进路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都是一种外部的分析进路,而您则主张一种从知识内部去检视或反思中国法学发展问题的视角,即一种“知识—法学”的分析进路。我们知道,您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您所从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与您反思和批判中国法学的知识进路之间有何种关联吗?

  答: 实际上我在前面已经论及到了这个问题。我经由长期的研究后大体上认为,知识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及在人与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着某种支配性的力量,而且在特定的情势中还会具有一种赋予它所解释、认识甚或描述的对象以某种正当性的力量,而不论这种力量是扭曲性质的,还是固化性质的。这意味着,那些所谓“正当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其本身也许并不具有比其他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更正当的品格,而有可能是透过权力或经济力量的运作,更是通过我们不断运用知识对之进行诠释而获致这种正当性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可以据此得出这样一种观点,即那些解释、认识甚或描述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社会科学知识,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化出极其强大的“正当性赋予”力量。当然,知识据以获得“正当性赋予”力量的前提条件乃是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批判力量的丢失。

  当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时,我们便可以清楚地发现,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和着进步发展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中国社会科学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发展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社会科学知识为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添赋“正当性”意义之进程的日益加速。从较深的层面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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