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7 次 更新时间:2018-10-20 21: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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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王一鸽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近百年结构转变及其由此带来的人地关系与乡村制度变革,得出中国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在城乡中国阶段,一方面是农民的高度异质化及其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关系发生分野,农二代引发代际革命,农业走向劳动集约和多功能化;另一方面是要素在城乡间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也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在历史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城乡中国”有必要成为理解转型中国结构形态的一个重要范式,任何基于“乡土中国”或“城市中国”的公共政策都不利于中国完成伟大的转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9.6%的高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14.6%,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58.52%,成为一个城镇化进程过半的国家。从长时段看,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真正实现了一场伟大的转型(图1),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不仅带来城市的变革,更为根本的是投射到了乡村,均质化的小农已高度分化,长期依赖过密劳动投入的土地密集型农业已转向依赖资本投入的劳动集约型农业,承载乡土社会的村庄呈现分化,维系熟人社会的制度出现锐变。乡村巨变使这个古老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

   从乡村变局观中国转型,两个维度是至为关键的:一个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另一个是农民与村庄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是乡土中国的“根”,乡村的经济活动基本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展开;第二个维度是乡土中国的“魂”,乡村的基本秩序围绕农民与村庄的关系展开。在分析结构变革对乡村的影响时,本文重点考察农民与土地及村庄的粘度变化——即任何一个阶段的结构变化,是否真正带来农民与土地及村庄关系的松动,以及这种松动的程度——这意味着农民是否“离土”、能否“出村”构成了“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关键。以此视角来看,中国已经发生的转型是历史性的,且具有不可逆性,即已由过去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转变为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

   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中国进入城乡中国的进程,围绕土地与村庄两条主线,在已有社会科学研究基础上,归纳出乡土中国的主要特征;透过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地关系与乡村制度变革,分析中国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的阶段;基于当前变化和未来趋势给出城乡中国的主要特征。我们期待通过这一分析,探讨“城乡中国”何以可能成为理解转型中国的一个重要范式,增加从结构形态意义上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何以须要历经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中国3个阶段,并强调“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将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结构特征。这一分析背后的意义是,任何基于“乡土中国”或“城市中国”的公共政策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与转型。

  

一、“乡土中国”的基本特征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费孝通,1998)。但是,他没有给出一个关于乡土中国基本特征的架构。在我们看来,乡土中国的特征可以从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村庄的关系梳理出,因为人的行为与制度规则嵌于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村庄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在以农立国、结构稳态的传统中国社会,乡村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不断强化土地产出的地权结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农业为主与农副业及家庭手工业为补充的农作方式等,人口和劳动力依赖于土,也牢牢地束缚于土。另一方面,传统小规模人力农作方式、不断细碎分割的土地配置、以家户为基础的关系连结等使得村庄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系列维系乡土社会农民与家户之间秩序的制度装置(institutional settings)。

  

   (一)以农为本:被土地束缚的传统中国

  

   乡土中国的根基是农本立国。农业始终在传统经济中占绝对比重。据麦迪森估算,到1890年时,农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8%以上,农业部门使用了全部劳动力的4/5(安格斯·麦迪森,2008)。80%左右的耕地用来种植粮食,粮食生产一项占到经济总产值的60%(Albert Feuerwerker,1984)。 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的约束增强,传统农业通过经验技术的累积性改进和制度演化,实现了“长期的自我维持”,伴随公元8~13世纪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粗放式旱地农业转变为精耕细作水稻农业,支撑传统农业高产的诸主要因素得以奠定,包括:以作物选种、有机肥料和水利灌溉为主的“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依靠大量而密集劳动力投入以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对可耕种土地资源接近于极限的开垦、利用和改造等等(Ho,Ping-ti,1959)。传统中国的农业不仅支撑了15世纪以后400年间的人口增长,也使得人均生活水平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都维持在稳定的水平,并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安格斯·麦迪森,2008;巴里·诺顿,2010)。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费孝通,1998)。悠久的农业文明滋养和催生了如此庞大的人口,也使以农为本的帝国秩序得以维系并强化。中国明清6个世纪间的土地生产率尽管不断提高——其间粮食产量的增长有一半归于土地单产的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却不断下降,陷入所谓的“高水平均衡”(Perkins,1969)。由于无法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的前现代增长实质上成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2000)。

   来自土的束缚还造成一种无法从土中挣脱的结构。就城乡关系而言,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城市最主要的职能是行政与军事,所要管理和预防的恰恰是广大农村社会及有可能从中孕育出来的农民抗争。城市拥有的商业功能主要是基于农村一层层向上集聚而成的中心市场。传统城市的城内以及周边由居民耕种的农田与菜园包围,很多城市居民本身就是在农村地区拥有土地的城居地主,他们并没有真正离土而居,依旧处于与乡村社会类似的宗族与村落组织网络之中(施坚雅,2000)。换言之,传统中国的城市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独立于农业文明的“城市文明”,依然是乡土中国的组成部分。

  

   (二)以地为生:小农经济与土地制度支撑的前现代增长

  

   传统中国何以养活如此巨量的人口并使帝国秩序得以长期维持?在农业技术仅仅依赖经验,并未发生显著进步的情况下,农业经营制度和土地制度可能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

   1.小农经济的超强韧性与生命力

   具体而言,一是“家本位”。尽管学者对“小农经济”的界定莫衷一是,但一个共识是,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一个小农家庭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生产、投资和决策单位。“家本位”既体现于经济活动,也深植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作为一个“扩大的家庭”(expand family)的成员,他们占有共同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通过劳动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也在其中完成对新生成员的生养,以及对财物、知识及社会地位的继承等(费孝通,2002)。家庭制度的这些特性使其有效地承担起农业经济活动的生产、组织、分工与合作。

   二是小农经营。随着人地关系日趋紧张,小块土地的自耕和租佃成为主导的农业经营方式(赵冈,2003)。经营地主的经营范围始终被限制在较小规模内,一旦超出一定的经营规模,监督成本就会迅速上升,地主会倾向于采取土地租赁而非雇佣劳动经营方式,并由此出现“小家庭农场对大规模(资本主义)耕作的排斥”(黄宗智,2000a,2000b,2010)。

   三是农工互补。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乡土工业一直作为农业的兼业和补充(许倬云,1998)。麦迪森估算,在整个19世纪,至少有1/4的GDP来自传统手工业、运输、贸易、建筑和房地产,其中大多数在农村地区进行(安格斯·麦迪森,2008)。剩余劳动力通过从事乡土工业,与农业配合并与其分享劳动力资源。家庭手工业使那些土地不足的农家得以靠手工业所得的额外收入生存。“农业技术、劳动力需求、人口数量、耕地面积、乡土工业、地租多少和地主权利等形成有机的配合,只要这种配合使人们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传统的中国社会就能维持”(费孝通,2011)。

   家本位与农家经济手工业化,既是对沉重的人口/土地压力的反应,也是避免生存陷阱的经济活动安排。人口/土地压力的化解一方面使农业体系内部的结构更趋单一,比如种植业因其单位土地产出能够供养更多人口、同时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而排挤掉了畜牧业,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越来越依赖于家庭手工业来吸纳农业内部的“隐形失业”。这种不断内卷化的、农业和手工业紧密互赖的模式“有如两柄拐杖那样同时支撑一个农家的生计”(黄宗智,2014)。

   2.界定产权且可实施的地权结构

   与小农经济相比,土地制度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作用争议较少,但值得强调。传统农业能够支撑整个帝国食物的供给和人口不断增长,是先进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与土地制度、发达的土地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土地私有产权促进了土地的有效使用与配置。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已承认人民拥有私田,允许自由买卖,从而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自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叶,土地制度呈现土地国有和私有并存的格局。自唐代中叶经过宋元至明代中叶,土地制度进入国家限制松弛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时期。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前期,土地制度进入地主土地所有制充分发展时期(方行,2000)。传统中国在土地制度的基础性安排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二是国家正式制度对土地产权的保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土地登记和依法保护产权的国家,在西周青铜器彝器铭文中,就有土田的数字可稽;春秋中叶以后,鲁、楚、郑三国先后进行过田赋和土地调查;唐中叶尤其是宋代以后,地籍逐渐取得与户籍平行的地位;明代中叶以后,进行全国统一的土地彻底清丈,鱼鳞图册成为征派赋役和地籍管理的主要依据(梁方仲,2008)。土地的登记与调查具有保障帝国收入的目的,同时也起到了保护产权的效果。

   三是耕作权为大的产权结构。在相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和家庭作为主要农作经营制度的前提下,耕作权的保障与实施至关重要。乡土中国发达的土地市场孕育了产权交易的多种形式,比如“永佃制”以及田底—田面权基础上的“一田两主”、“一田三主”等。同时,在合约实施方面,这套产权结构还受到正式权力以及来自非正式规则的约束和保护。在保障私权的前提下,以“田面权”为中心的地权结构事实上奠定了小农经营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基础(傅衣凌,1961;梁治平,1996;赵冈,2005;吴涛,2004;戴建国,2011)。

  

   (三)以村而治:维系乡土秩序的村庄制度

  

在乡土中国,村庄无论从其地理空间、社会关系抑或组织规则而言,都是无法忽视的基础性社会建制。村庄研究的“共同体”传统将村庄理解为“接受和认同共同价值传统和行为准则的文化共同体”(王曙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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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世界》杂志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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