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乡村“混混”介入的基层治理生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0 次 更新时间:2018-10-20 21: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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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 (进入专栏)  
要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始终保持对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同时指出,政法各机关要进一步明确政策法律界限,既坚持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统一。政法机关要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扫黑除恶”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在针对“混混”时,其效果很难高估。中央的精神是既要严厉打击,又要严格遵守法律。但在现实中,“混混”的绝大多数活动,尚不属于黑恶,而是处于灰色地带。即使在“混混”组成的“江湖”中,也存在分化和分层。处于顶层的“混混”已经企业家化,他们是“乡村江湖”的最大获益者,是乡村治理中最大的分利者,但是他们往往并不直接采取黑恶性质的暴力手段,更不会亲自采取暴力手段,大多只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威胁。因此,在严格办案,强调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的法律精神下,“扫黑除恶”是很难触及其根本的。

   从“混混”的现状来看,“江湖”是“繁荣”的,“有活力”的,“有吸引力”的。这正表明社会有不健康之处,因此需要分析原因,寻找对策。问题至少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对策也应该从这些方面着手。

   第一,“江湖”对身在其中的“混混”提供了一条社会阶层上升的途径。很多“混混”文化水平有限,家庭情况不好,缺乏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正常社会渠道下,很难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在“江湖”中混世之后,可以将混世经历进行兑换,从而谋取非法利益,过上中产阶层甚至资本阶层的“幸福生活”。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和社会应当通过各种办法,拓宽正常社会中的健康渠道,为更多的人提供社会上升空间,让更多的人有动力通过社会健康渠道来实现社会流动和上升。

   第二,学校教育对“江湖”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和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供给。基于教学秩序的考虑,学校在教育和管理中不但不尽力挽留、帮助、拯救那些不良少年,反而通过各种办法将他们尽早推向“江湖”,促使不良少年更早成为“混混”。教育系统的这种倾向也是“被逼”的。社会舆论和行政问责制度构成了学校教育的逼迫性力量,它们强加给学校和教师太多的责任,而给予了太少的权利,使得教育沦为无效的说教,在应对不良少年时毫无力度和成效。学校和教师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将不良少年推出校门成为了规避这些风险最好的办法。针对这一问题,需要政府重建正确的教育观念和舆论环境,客观看待权利、责任和风险,让社会和大众接受权责一致的观念,让学校恢复教育的本来面貌,赋予学校和教师更为平衡的权利和责任。

   第三,市场和社会中存在诸多未能有效纳入法治范围的利益结构。“江湖”之所以繁荣,是因为“混混”在其中可以谋取大量非法利益,而这些利益往往就是法治不及之处。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整个社会利益总量的膨胀,也导致法治不及之处和盲点。立法对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规范不健全,受国家能力限制的司法和执法不力,这些都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也正是“混混”谋取利益的灰色地带。针对这些问题,需要提高法治的效度,消除法治盲点,应当完善立法,尽量将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纳入法治范围,强化国家能力,完善司法和执法系统,提高司法能力和执法能力,让灰色利益和非法利益无处可遁。

   此外,站在乡村治理的角度,也需要努力建设对“混混”的“防火墙”,从根本上改善治理生态,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村庄抵制乡村“混混”的能力。具体可以通过完善落实村民自治制度、强化村干部的责任,并加强村庄公共生活、强化村庄凝聚力来实现。不同凝聚力的村庄对“混混”的抵制能力明显有所差异。“混混”虽然不怕单个的村民,但对村干部和有正义感的村庄精英却有所顾忌,对团结起来的村民也有畏惧。他们的赖皮性格、冷处放箭的作风也让村干部和村庄精英防不胜防。因此,村干部和村庄精英在对付乡村“混混”时,就非常需要村民们齐心协力,这样可以构成对“混混”的威慑。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强化村干部的责任,不但可以监督村干部不与“混混”勾结,还可以促使他们带头抵制进村的“混混”;而加强村庄公共生活,强化村庄凝聚力,则会为村干部和村庄精英抵制“混混”提供必要的群众基础。

   第二,杜绝基层政府对乡村“混混”的利用。对于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利用乡村“混混”的基层政府和官员,应当予以重罚。只有这样,才能排斥乡村“混混”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和干扰,遏制其从乡村治理中谋利。具体可以通过落实政务公开、加强行政监督、完善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来实现对基层政府和官员实施有效监督。这样可以遏制基层政府的自利性,防止基层政府和官员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对乡村“混混”的利用。李昌平先生曾说,他20世纪80年代任乡镇党委书记时,最怕老党员和老干部,他们敢于当面批评,连一个村支书都敢高调批评乡镇党委书记。由于那时党内民主气氛好,乡镇干部做事非常谨慎。可见,加强民主和监督,是可以有效约束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基层政府和官员受到严格监督,在治理中利用乡村“混混”的行为会遭到严厉惩罚,对乡村“混混”的“战略性容忍”就丧失了空间,乡村“混混”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就丧失了制度性空间。

   第三,加紧对乡村“混混”的治理和打击。具体可以从信息机制的优化、风险机制的强化、加强对治理者的监督等多方面切入,建立高效有力、权责明晰的治理体系。这一点,笔者之前的研究已有所涉及,此处不赘述。

   从以上几点出发,逐渐找到与农村社会对接的乡村治理机制和政治原则,乡村社会才能达到善治,乡村治理才能在政治正义的高度上有效进行,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才会完整,基层治理生态才可能走入良性轨道。

   (本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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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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