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斌:从文本看历史中真实的胡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7 次 更新时间:2018-10-19 17: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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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斌  

(本文首发于学人Scholar公众号)

  

   民国九年一月,胡适在一组名为《井田辨》的文章中说道:“‘日读误书’是一可怜;‘日读伪书’是更可怜;‘日日研究伪的假设’是最可怜!古代学者拿《王制》《周礼》来注《孟子》,又拿《孟子》来注《王制》《周礼》,又拿《孟子》《王制》《周礼》来注《公羊》《穀梁》,却不肯去研究《孟子》《王制》《周礼》《公羊》《穀梁》《汉书〈食货志〉》何休《羊公解诂》等书的渊源线索,故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胡适敏锐地捕捉到,儒家的义理体系需要维护井田制,后世文人的添枝加叶,使得《孟子》中似是而非的只言片语,最终演化成煞有介事的历史真实。

   讽刺的是,今天自由主义者叙事脉络中的胡适形象,也有类似的趋势。断章取义的格言式引用、虚无缥缈的学坛掌故,即使算不上“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也已然塑造出一个脸谱化的胡适形象。而这个胡适,与文本中的胡适往往有较大差距。此处只提“文本中的胡适”,不提“真正的胡适”,因为“真正的胡适”对思想史而言只能存在于文本中。“胡适到底在想什么”“胡适究竟是个怎样的人”都不是思想史处理的问题。

   本文全用文本证据,辨正几个脸谱化的胡适形象。笔者不想做无谓的“翻案文章”。笔者只是希望,对胡适的讨论回归文本,让他的形象更细腻、更有层次感。

   旅途中无书,引文以《胡适文存》一、二、三集为限(上海亚东本,外文出版社影印出版),大约截至北伐以后九一八以前。《文存》之外的内容,尤其是胡适晚年的资料无法参考。然而,《文存》的时期是思想者胡适最高产、最重要的时期,《文存》也代表了胡适思想的主体部分。如果《文存》之外的材料可以补正本文观点,希望读者指出,笔者是应该高兴的。

  

一、胡适真的“温润如玉”吗?

  

   与陈独秀的语言风格相比,胡适确实更加温和沉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概括了两个人的不同:

   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需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

   胡适在此处引用了两人关于文学改良的著名通信。胡适主张“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则主张“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依照胡适的意见,他的言论“太持重”,需要陈独秀“补救”。今天关心思想史的人,往往认为胡比陈高,胡主张自由而陈鼓吹专制。这种溢美,胡适本人恐不敢接受。我们出于后见之明,可以为陈、胡两人的“不宽容”遗憾,却不能一厢情愿地把胡适“单列”。胡适明白指出,他和陈独秀的区别在于性情,两个人在主张上是亲密无间的战友。胡适称赞吴稚晖“把线装书丢进茅厕”,支持徐浩在国故中“打鬼”,反复描述古文学是“乌烟瘴气”“一本烂帐”,旧学家是“烂纸堆中翻筋斗”,连支持京剧和昆曲的人都是“不识字的鹦鹉”,这样的人即使没有破口大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也算不上宽容大度、温润如玉。

   关于胡适在批判文章中的声色俱厉,此处再举一例。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胡适批评梁漱溟的观点是一条线的奇思妙想、闭上眼睛不看事实、玄而又玄的公式化逻辑。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文章,极尽挖苦之能事。梁漱溟在复信中抱怨道:“至尊文间或语尽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对梁的抱怨,胡适做了如下的回答:

   “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

   可见在胡适看来,他的“轻薄”“刻薄”,只是一种气质,无伤大雅。他断不敢以温柔敦厚自居。

   如果胡适的论学文字尚有几分矜持,他在政论文字中大骂“猪仔议员”“光园拜寿,红罗厂卖身”,大骂政客武人是“酒狂之上将,财迷之候补总统,酒色狂之国会议长,哪一个不是‘非从其所欲而充分为之不止’的神经病人”[1],就不仅是“轻薄滑稽”了。“不配作革命事业”“太持重”的胡适,也终于被逼到“立起眼睛骂人”的地步。

   当代学界对“语言暴力”的反思,流于含混不清,常常把胡适想象成近乎“德之贼”的乡愿。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中国知识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自然向往一种不骂人的汉语,一种温润如玉的学风。但是这其中有两个问题必须说清楚。

   第一,学术共同体内的口舌之争、清议对政治的监督,无论言辞如何激烈,都不同于利用公权力煽动起来的政治运动。胡适无论如何“打鬼”,都不能和“打倒牛鬼蛇神”相提并论。虽然二者在语言表述上有一定的相似,笔者也赞成反思革命话语中一以贯之的暴力元素,但是不能因此忽视“权力语境”的根本不同:胡适的“文化革命”不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含混地清算语言暴力是不负责任的懒人学术。什么程度的黑暗现实,才能使语言暴力变成合情合理的义愤,这个尺度不好拿捏,但是一味畏惧、厌恶言辞激烈的批判,只能说明一个社会不成熟。

   第二,正像胡适指出的,持重也好骂人也罢,都只是气质、性情不同。在真理面前,更重要的是“说了什么”而不是“怎么说的”。斤斤计较于表述的分寸,不利于多元自由的言论表达。胡适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认识。他未必赞同吴稚晖“把线装书扔进茅厕”的具体表述,但是在“整理国故”的大方向上,他与吴是同道:

   他那很像过激的主张,其实都是根据他的历史的见解的。他见得透辟,故说得恳切;他深明历史的背景,故不肯作拖泥带水的调和论。[2]

   胡适激赏吴稚晖“事实求是,莫作调人”的人生格言,所以理解、赞赏他的偏激。也只有这样的胡适,才能在内战的紧要关头尽量保护与他信仰不同的左倾学生。

  

二、胡适真的反对学潮与革命吗?

  

   近年来颇兴一说,认为胡适反对学生上街,反对暴力革命。笔者承认,与李大钊、陈独秀相比,胡适更趋于保守。但是此处需要指出,民国政治语境的“观念刻度”与今天根本不同。胡适的保守不过是相对而言。他虽然出于人之常情,希望减少动荡与流血,但是并不完全排斥暴力革命。在他看来,如果求改革而不得,在这个“猪仔世界”的“反动政治”中,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起来用决战的舆论来监督他们,如果我们不准他们鬼鬼祟祟的分赃,如果我们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他们敢说“不要分赃,更无办法”吗?[3]

   从胡适口中说出“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恐怕不是今天很多自由主义者乐意看到的。但是本着先生自己“拿证据来!”的精神,笔者不能不特别予以标出。

   认为胡适反对学生上街的人,反复引用的文本证据是这一段:

   易卜生说的好: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他又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在这个高唱国家主义的时期,我们要很诚恳的指出: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4]

   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把自己造成器”和“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后文,胡适也的确大声疾呼:学生与其上街游行,不如在图书馆自修。但是就此得出“胡适反对学潮”的结论,未免轻率。

   对于学潮兴起的原因,胡适一直抱有深切的理解与同情。胡适并不排斥“国家主义”,他的个人主义是达到国家主义的手段。比如他引用的这首歌谣:“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胡适奉劝学生们在图书馆好好自修,是为了让他们找到自己的长处,从而更有效地救国。在民国的政治语境下,主流知识人无一不是高呼救亡的民族主义者,胡适也不例外。将“胡适的个人主义”与“左翼学生的民族主义”对立,进而解构、批判民族主义,鼓吹个人自由与权利,是脱离历史的断章取义。

   胡适赞美学潮的文字很多,此处仅举一个最激烈的例子。在民国十年的《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中,胡适明确指出“学生干政的运动为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在通篇发挥黄梨洲“学校干政”的观点后,胡适总结道:

   黄梨洲少年时自己也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他著书的时候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他不但不忏悔他少年时代的学生运动,他反正正经经的说这种活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这样一个人的这番议论,在我们今日这样的时代,难道没有我们纪念的价值吗?

   此处胡适竟认为学生运动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这与他其它更加温和的言论不无矛盾。但是这种纠结的心情,即一方面支持学生参与政治,一方面又希望他们以学习知识为要,也是当年现实条件下的人之常情。无论如何,纵观胡适的思想言论,不能得出他反对学生运动的结论。

   胡适与李大钊的争论,经过层层的包装与误读,已经变成近代思想史“分裂”的标志事件。然而如果我们细读“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文本,就不难发现胡适没有站在改良的立场上攻击李大钊等革命思想家。他反对的是“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这些“自欺欺人的梦话”。他也绝非与左翼为敌,在他看来,这股空谈的歪风不是左翼特有的问题,而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李大钊的答书中也明白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他同时指出,主义有“假冒牌的危险”,对安福部的冒牌社会主义,他与胡同仇敌忾。胡、李二人不过是对“主义”的“估价”不同,既不是胡适拒谈革命,也不是李大钊反对具体问题的改良。在攻击空谈学理的歪风上,两个人迅速达成了默契。认为这场争论标志着胡适走向了反对革命的改良道路,未免离题万里。当年的宏大叙事,目的是贬低胡适在“革命至上”的话语体系中的地位。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出于“告别革命”的相反目的,也不断贩卖胡适“反对革命”的笼统论述,实在令人遗憾。


三、结语


胡适文章中,最喜欢用的人称代词不是“我”而是“我们”。这个“我们”究竟指谁,他从来没有说明。笔者以为,这是一种笼统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在《胡适文存三集》扉页,胡适自题:“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前三个人都是近代思想史中的标杆人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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