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远基金会: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及未来的可能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0 次 更新时间:2018-10-16 22: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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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远基金会  

   首先,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多有过在体制内工作的经历,改革开放之后才“下海”经商;而第二代民营企业家则大多缺乏在体制内工作的经历,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开始创业或继承家族企业。有研究指出,这一代际更替大致以2005年为界。2005年之前,曾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过的人,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主要来源;自2005年开始,这类人员的比例有了明显下降,而从未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人,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主要来源;只有大企业的企业主还主要来自体制内下海或改制。

   其次,第二代企业主的受教育程度大多比改革开放前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主更高。他们不但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而且可能还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导致不同世代的民营企业家在产业选择、经营理念、社会责任感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从产业选择来看,90年代从体制内下海的第一代企业家主要是实业家、地产商,而自1998年起,马云、马化腾、张朝阳等第二代企业家则开启了互联网创业的大潮。直至今天,新一代创业者仍然更倾向选择互联网新经济而非传统产业。另外,新一代企业主的社会责任感也更强烈,参与并支持了近年来大量公益组织的发展。

   再次,第二代企业主对政府的主要诉求从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转向了要求参与产业政策制定。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是“50后”与“60后”,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前,不但目睹了计划经济的诸多弊端,而且亲历了非公经济人士所受到的政治影响。因此,他们当中很多人倾向于多党轮替的西方式民主。虽然改革开放的契机使他们取得了可观的商业成就,但并没有改变他们在成长阶段就形成的意识形态。相反,第二代民营企业家最重要的成长记忆并不是政治运动的冲击所造成的社会动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这一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企业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制度自信。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经济体制、产业政策、法制建设等影响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的因素。尤其在产业政策上,民营企业家对当下行政主导的产业政策制定模式感到不满,希望能够参与产业政策制定。

   在中国社会迅速变迁的大背景下,新的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代际更替还将继续发生。下一代企业家的诞生,将会依托在中国未来几十年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方向上。根据十三五规划,2020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15%。截至2017年11月,中国新经济占整体经济投入的比重已达30.2%(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已有约400家企业投身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等)。今天的新一代青年企业家普遍拥有专业知识储备与国际视野,对这些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有着敏锐的嗅觉,积极抢占新经济发展的先机,是中国未来新型工业化的先锋队。

  

新时代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与演变趋势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我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一次次起伏变动。不仅一个阶层的内部构成一直处于流动变化之中,而且每个阶层整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会随着政治环境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上升或下降。这种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是社会焦虑情绪和矛盾冲突的直接来源。要理解其来源和演变趋势,我们必须将其放置在更广阔的全球化眼光和更长远多历史视野中。

   从宏观历史来看,农业社会相对缓慢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变革,使得中国的“士农工商”等级结构或欧洲的“贵族-平民”等级制结构长期延续,也使得人们将这种社会结构的稳态视为某种理所应当的“必然”。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变革的速度以几何级数提升,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强烈冲击使人们感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农民阶层缩小,市民和工人阶层崛起,成为了18、19世纪欧洲的“新常态”。20世纪后半期以来,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又将带来新一轮“大洗牌”。而且,这场变革比以往更能超越特定地域的限制,可以快速渗透到全球范围,变化的速度也远超以往。在它的影响下,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都面临着变动、瓦解或重塑。即使是美国这样超级发达国家,我们也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制造业的跨国转移使得美国社会中下层的就业与收入每况愈下,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经济结构的金融化则使IT界和金融界精英不断获利。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特朗普的当选,都是这种内部社会结构变动中出现的新现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将迎来一系列新问题。

   未来30年里,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与技术革新推动下,原有社会结构中的新的社会阶层可能会出现变化。对于农民工阶层来说,未来中国的产业升级将会压缩低端制造业的就业空间,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正在逐步取代制造业、仓储业、物流业等行业中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岗位。再加上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制裁,这些趋势都将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就业与收入。民营企业家会是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的代表性精英群体,也是中国新型工业化的主力军。但能否应对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多变、对最新的技术变革保持敏感、积极占据高端价值链,则是企业家群体面临的一大挑战。

   在此过程中,中产阶层对自身地位的不稳定性最为敏感。中产阶层的基本收入依赖于企业雇佣,一旦发生产业结构调整或全球经济变动,他们将受到很大冲击。社会上层往往可以依靠自身积累的社会资源和资本优势来应对冲击,甚至与新兴技术精英、产业精英结盟,形成新的垄断结构;而底层则已“没有什么可失去”。只有中产阶层既要维持体面的地位,又缺乏上层精英的抗打击能力。他们往往是旧产业结构中的中层就业者,很难跟上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从而在席卷全球的技术革命中与旧产业、旧结构一起丧失了主动权。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目前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底层向中下层的流动,而上层有固化的危险,中层有下滑的危险。促进社会流动不能仅靠短期提高社会福利,更关键的是必须提高经济的活跃度,依靠产业系统升级的强大物质支持。只有产业持续升级,才能释放出规模更大、技术要求更高的岗位,才能真正塑造出强有力的社会中层,并促进全社会技术、知识、创新的进步。没有工业体系的发展,社会资本就会从产业领域转向投机行业,导致更为严重的资本集中和阶级固化。没有工业化持续发展作支撑的社会福利政策,只是暂时缓解社会问题的麻醉剂,无法长期维持。因此,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路线,以深厚的工业基础为依托,依靠产业升级来创造出更多具有发展前景的职业岗位,重塑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建立并维持一个与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有活力的社会结构。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8年10月刊,2018年8月22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与《文化纵横》杂志社共同举办“社会结构变迁与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学术研讨会,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在整理会议发言纪要的基础上撰写了本报告。篇幅所限,本文内容有删节,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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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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