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国家与市场:公共治理的两种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 次 更新时间:2018-10-16 2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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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树军  

  

   导言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与“国家因市场而治理”既是两种相对的政治—经济观念,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国家—市场关系模式。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各种(作为一种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都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界定为自由放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国家的作用是服务于市场的创建、生长、成熟。而“国家因市场而治理”则认为市场不是自生自发、渐进发展的,主张“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对不同的发展目标做出审慎的选择,这一目标必然会影响其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模式。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和复杂社会而言,应认识到并充分重视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在自身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问题导向、脚踏实地、深思熟虑的选择,而非不假思索地奉行某种无法自持的“自生自发的市场自由”思维。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历久弥新。当今中国已经从市场转型的初级阶段步入了市场经济的深水区,国家不再主宰一切,市场也不再是辅助作用,中国已经宣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由于现实态势的复杂多变,在理解和处理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之际,人们往往需要反复权衡不同的政治-经济观念、关系模式和发展目标的优劣利弊及其先后次序,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既能抓住“牛鼻子”又善于“弹钢琴”,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必要讨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观念决定行动,知往方可鉴今,本文将围绕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个核心议题,先梳理“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和“国家因市场而治理”两种政治-经济观念,再比较其中所蕴涵的两种国家-市场关系模式,最后讨论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与国家-市场关系模式之间的关系。


一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与“国家因市场而治理”既是两种相对的政治-经济观念,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国家-市场关系模式。“国家为市场而治理”这个说法来自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晚年的两次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它们分别是1977-1978年的《安全、领土与人口》和1978-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①]这两次系列演讲剖析了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思想谱系,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出现被视为现代国家诞生的标志[②],其合理性就孕育于“国家为市场而治理”所代表的政治-经济观念和国家-市场关系模式之中。

   米歇尔·福柯的思想史考察既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建构相契合,又与卡尔·波兰尼对亚当·斯密的颠覆性批判相一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③]抽象而概括地提出了一整套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④]用丰富的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依据予之以解构和批评。福柯的《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则从思想史角度厘清了作为一种“权力的技艺”的自由主义,不仅如此,自由主义所扬弃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也都被视为一种权力的技艺,或者一种统治的技艺,也就是一种“治理术”。

   作为三者的共通之处,这种治理术对自由的理解是从流通这个空间概念开始的。17世纪之前的欧洲城市是封闭的,17-18世纪的欧洲城市在空间、司法、行政和经济上都是开放的,一个好的城市国家必须符合几何学原理,主权的政治功效与空间的分配高度相关,国家的要素在其空间上要能够循环流通起来,不仅农民、工匠、官僚和君主这些基本要素必须流通起来,观念、意志、命令、商业等要素也必须流通起来。由此,在政治上,确保通过首都规划的几何化、领土的首都化和国家的首都化,来组织人员、商品和空气等要素的流通,消除危险因素,区分好的流通与坏的流通,并让好的流通最大化;在经济上,确保主权范围内的商业贸易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增长,这就是重商主义的主旨[⑤]。

   重商主义所回应的社会经济问题是从16世纪初开始西欧社会频繁发生的粮食短缺。为了避免粮食短缺,重商主义主张严格限制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包括禁止囤积粮食、禁止出口、禁止涨价,限制粮食的耕作面积、价格、储存,控制粮食在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流通,从而将粮价降到最低,压低农民的利润,既让市民得以最小的成本保持温饱,也将工人的工资尽可能压低,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城市出现影响统治正当性的暴动,另一方面又可以积累金银财富,提高国家实力。[⑥]在这个时期,君主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权力不断强化,逐渐在全国打破地区壁垒,统一管制专营权、专卖权、生产方式和产品质量,并限制国内商业竞争,补贴民族产业,禁止原材料外流,鼓励制成品出口,对外则推行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殖民主义。

   但是,控制粮食价格却并没有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因为粮价越低,反而让丰收的农民更容易破产,进而降低种植面积,导致人们随时遭受食品短缺打击。所以,重农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把粮食的自由流通、自由贸易作为基本原则,主张取消囤积禁令,取消出口禁令,为市场松绑,甚至允许通过行政补贴保证粮食涨价,允许出现稀缺,允许出现饥饿,允许自由流通和自由出口,只要不是所有人、所有市场都短缺、都昂贵,就可以避免大规模的、普遍的饥荒灾难,放任他们各行其是,不要无事生非,要无为而治,由此必然需要一整套建立在世界市场尺度上的、以“经济人”的各种行为要素为分析单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不仅把经济学视为物理学,也把政治学视为物理学,自由就是流通,流通就是自由,权力只能通过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行,这样一来,自由不仅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变成了一种权力的技艺,这就是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终极源头。[⑦]在重农主义影响下,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相继确立粮食的自由贸易体系,只保障生命财产、契约自由等基本方面,只对土地所有者征税、只征收直接税,反对其他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支持国内外商业、贸易自由化。这个时候,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与国家理由对接起来,提出了一种治理模式,即市场模式,市场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公平的交换、公平的分配,也是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自然机制所支配的真理化的场所。[⑧]因此,好的治理应该按照真理来治理,也就是应该按照市场模式来治理。

   18世纪7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为理论基石,以自利动机导致利他的社会效果为合理性依据,以人人在道德上平等为伦理支撑,以“完全自然的发展、完全自由的选择、自然的趋利避害驱动”为基本假设,区分了经济的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野蛮社会、文明社会、退步社会、静止社会、进步社会和进步国、文明国、富裕国,比较了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有效需求与绝对需求、自然的不平等与政策的不平等、自然地租与垄断地租等内容,进而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通过市场自由来建立自然的或低廉的价格,实现“共同富裕”和“上不封顶的富裕”,通称为“经济自由主义”[⑨]。现代经济学奉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经济学正源,进而主张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包括[⑩]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教育、维护君主尊严,以及保障这些支出的必要税收。

   但这种看法也许只体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而忽视了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同样重视生产力联合与生产关系联合、自然联合与特殊联合、自由劳动与奴隶劳动、最方便的债权人与最不方便的债务人、临时救济与永久救济、政府信用与私人信用、政府稳定与银行稳定、自然自由与法律限制、自由竞争与社会福利、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私人浪费与政府浪费,以及地主、劳动者、商人和制造业者这些文明社会的三大阶级的价值来源和不平等的阶级关系,还讨论了领主制、继承法、包税制、行政、军事等社会与政治制度[11],这些问题都不是市场的“无形之手”自身所能解决的,必然涉及国家的作用。

   不过,即便姑且接受亚当·斯密的头脑里只有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界通常认为,斯密的这套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过了七十年之后,即19世纪中叶的英国最终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以帝国霸权所保障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网络之后,才真正取代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变成了英国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市场真正全球化了。

   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主义主张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至最少,并出于功利自由主义的原则,主张只有在大多数情况下让自然的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区分穷人和赤贫者,将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排除在福利救济之外,并充分利用其劳动力来创造财富,才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9世纪8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的“国家恐惧症”更加严重,他们把国家视为市场的守夜人,只需要发挥保障市场运行的基本作用,包括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界定产权,保护产权;监督合同的执行;维系本国货币的价值。[12]如果国家的作用超出这个范围,就是在侵害和破坏市场这个自然的机制。

   20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也被称为“新兴古典主义”,则延续了古典-新古典的传统,主张“经济放任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包括摈弃凯恩斯主义,建立“有限政府”,这不仅是因为监管往往仅仅有利于监管者,还是因为国家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往往是无能无效的,后者才是大萧条的真正原因。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认为只有彻底的市场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自由,才能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应该建立最少的政府开支,最低的税收,最少的监管,最弱的干预,最小的福利,并推动全球化。“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其具体政策主张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在财政政策上,要求加强财政纪律,政府支出的重心经济回报率高的领域,转向基本医保、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在货币政策上,主张利率自由化,建立竞争性的汇率制度;在贸易与资本政策上,主张贸易自由化,降低资本准入门槛,外来投资自由流动;在宏观政策上,鼓吹私有化,放松监管,消除市场进出障碍,保护产权。也许正是因为新兴古典主义极力希望建立以“完全自然的发展、完全自由的选择、自然的趋利避害驱动”为前提的非常完美却很不现实的市场经济,它虽然占领了大学校园的经济学教科书,却没有任何国家和政府敢于将其经典教义在自己的领土和人口上真正付诸实践。

总之,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还是边际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货币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竞争市场学派等各种(作为一种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都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界定为自由放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而非“国家因市场而治理”,国家的作用是服务于市场的创建、生长、成熟,其基本观念可以简称为“国家干预越少,市场经济越好”。从经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主张自由放任,主张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实质是出于形形色色的“国家恐惧症”。这种“国家恐惧症” [13]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国家应该如何限制市场、防止“市场失灵”,而是什么也无法证明“市场失灵”,市场的所有缺陷和不足都是因为国家的存在。既然如此,国家就要接受市场的监督,而非市场接受国家的监督。实质上,这就等于说,市场成为国家的内在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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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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